2 我的父亲
据家庭传说，我们的一族出自密尔戈罗德的一位哥萨克上校，这位上校曾经从波兰国王受得纹章贵族级位。我的祖父死后，父亲去送葬，带回来一个精巧的图章，上面雕着一只大船，船头和船尾上各有一个狗头，中间有一个锯齿形的塔。有一次我们孩子们问这是什么，父亲回答说：这是我们的“纹章”，我们有权利把它盖在信件上，别人就没有这权利。这东西的波兰语名称很奇怪，叫“Korabl i Lodzia”，但是这有什么意义，父亲自己也不能给我们解释；也许根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可是另外有一种纹章，它的名称就比较容易懂，叫做“pchła na 
hopki tnie”，并且较有意义，因为哥萨克人和波兰小贵族在出征的时候被跳蚤咬得厉害……父亲就拿起铅笔，在纸上敏捷地描出在鼓上跳舞的跳蚤的样子，并且在跳蚤的周围描一个盾牌、一把剑和所有的纹章装饰。他画得很好，我们都笑了。这样，父亲在我们对我家的贵族“宝器”的第一观念上就添上了讥讽的意味，我觉得他这是故意的。据父亲说，我的曾祖父是军团的文牍员，祖父是俄罗斯官吏，同父亲一样。他们似乎从来不曾有过农奴和土地……父亲从来不打算恢复他的世袭贵族的权利，他死了之后，我们成了“七等文官的后裔”，享有无土地的贵族官吏的权利，但是和贵族阶层全无实际联系，而且似乎和任何别的阶层都没有实际联系。
父亲的姿态十分清楚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身体略微肥胖。他是那时代的官吏，所以胡须剃得很光；他的容貌很秀丽：鹰鼻，褐色大眼睛，上嘴唇的线纹弯曲得很厉害。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很像拿破仑一世，尤其是戴拿破仑式三角官帽的时候。但是我很难想象一个跛脚的拿破仑，因为父亲常常拄着拐杖走路，左脚略微有些拖曳的样子……
他的脸上经常有一种隐藏的悲哀和忧虑的表情，很难得豁然开朗。有时他叫我们都到他的书房里去，让我们玩耍，爬到他身上去；他画画给我们看，讲笑话和故事给我们听。大概这个人心里贮藏着大量的愉快和欢笑，他的教训也取半幽默的形式，在这种时候我们很喜欢他。然而这些笑颜一年一年地少起来，天生的愉快越来越甚地被阴郁和忧虑所侵蚀了。直到后来他只能勉强顾到我们的教养，在我们略懂人事的时候，我们和父亲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内心联系了……他终于没有充分地被我们孩子们所理解，就此与世长辞了。只是过了多年，当我的无思无虑的青年时代过去了之后，我尽我所能地收集了关于他的生活的种种材料，这个命运坎坷的人的形象才复活在我的心头——比以前更加可亲，更加熟悉了。
他是官吏，因此他的生活的史实记载在履历表里。他生于一八一〇年，一八二六年开始当文牍员……一八六八年以七等文官的官衔逝世……这是一块简陋的十字布，然而在这上面绣着全部人生的纹样……这里有希望、期待、幸福的闪光、失望……在发黄了的文件里有一份文件，其实后来是毫无用处的，但是父亲当作纪念品保存它。这是瓦西尔契科夫公爵任命父亲为日托米尔城的县法官时写给他的一封半公文式的信。瓦西尔契科夫公爵的信上写着：“此法院因有市政局参加，其所处理事件范围较广，因而较为重要；为此需要主席一位，务求其能深谙任务，而为司法奠定妥善之基础。”公爵根据这标准而选定了我的父亲。在信的末了，这位“显宦”十分关怀地体谅这清贫的官吏，顾念他这有家眷的人迁职有很多不方便，但同时又指出，这新的任命能为他展开广大的前程，因此要求他尽早到任……最后的几行是发信人亲笔附加的，语气非常客气。这虽然是一种简陋的、早被遗忘了的、未成功的改革，然而总算是一种革新；这位显赫的贵人像当时所有的贵人一样顽固而暴戾，然而还没有“丧尽天良”，因此他召唤这个清贫的官吏来共事，他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做新事业的新人……
这是……一八四九年的事，父亲就在省城里担任了县法官的职务。二十年之后，他就以这职位死在一个荒僻的小县城里……
这样，他在职场上显然是一个失意的人……
在我看来，这无疑是由于他具有堂吉诃德的热情之故。
世人不很重视独特行为，他们不了解它，因此很不放心……在父亲服务的每一个新地方，都会演出同样的一套花样：城里各界人士的代表都“照老规矩”带着礼物来拜访父亲。父亲起初很客气地辞谢。第二天代表们带着更多的礼物又来拜访，这回父亲对付他们的态度就粗暴起来；第三次他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把“代表们”赶出去；那些人就带着惊骇的表情挤在门口……后来，人们认识了父亲的行为，就都对他怀着深切的敬意。从小商人起直到省府首长，大家都承认，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使这法官违背良心和法律；然而……他们又认为，假使这法官能够接受适度的“谢意”，那么在他们看来就更容易理解，更普通，而且“更近人情”……
在我已经很懂事了的时候，发生了这类事件中很鲜明的一个例子。县法院里有一件讼事，是一个富裕的地主叶某伯爵同一个贫穷的亲戚——似乎是他的寡嫂——打官司。这地主是一个豪绅，交际极广，家产宏富，势力很大，他就大肆应用他这些手腕。那寡妇“按贫民权”来打官司，没有缴印花税，大家都预言她要失败，因为这案件毕竟是很纠葛的，而且法院方面受着压迫。在案件结束之前，那个伯爵亲自到我们家里来：他那辆有纹章的马车曾经两三次停在我们的简陋的小屋面前，一个穿制服的瘦长的亲随矗立在我们的歪斜了的台阶上。最初两次伯爵的态度很威严，然而很谨慎，父亲只是冷淡而严正地撇开他的话头。但是到了第三次，他大概直接提出了。父亲勃然大怒，用一些很不客气的话来把这贵族骂了一顿，并且敲击着拐杖。伯爵满面通红，大为愤怒，带着威胁的态度离开父亲，立刻钻进自己的马车里去了……
那寡妇也来拜访父亲，虽然父亲并不特别喜欢这种访问。这个被压迫而懦怯的穷妇人穿着丧服，哭丧着脸，走到我母亲那里，对她讲了些话，哭起来。这个可怜的人总觉得她还应该向法官诉说些话；这大概都是些不必要的空话，父亲只是对她挥挥手，说出他在这种时候惯说的一句话：
“唉！病人请教庸医……一切都照法律办……”
这官司被那寡妇打赢了，并且大家都知道，她的胜诉全仗父亲的铁面无私……参议院不知怎的意外迅速地批准了这判决，于是这个贫寒的寡妇立刻变成了一个最富裕的女地主，不但在县里，而且恐怕在省里也是最富裕的。
当她再一次来到我们家里的时候，是坐着马车来的，大家都很难辨认出她是从前那个贫寒的请愿者。她的丧服期满了，她竟仿佛年轻了些，满面是欢乐和幸福的光彩。父亲很殷勤地接见她，怀着我们对于受到我们许多恩惠的人通常发生的那种好感。但是在她请求“密谈”之后，她也立刻红着脸、淌着眼泪从书房里走出来。这个善良的女人知道，她的境况的变更全仗这位贫穷的跛子的铁面无私，或者竟有赖于他在公务上的一种英勇行为……但是她毫无办法用实物来对他表示感谢……
这使她悲伤，甚至感到委屈。第二天她来到我们家里，这时候父亲办公去了，母亲偶然出门去了，她带来了各种衣料和物品，堆满了客堂里的家具。她又叫我的妹妹过来，送给她一个大洋娃娃，这洋娃娃穿得很漂亮，有一双淡蓝色的大眼睛，让它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它的眼睛会闭拢来……
母亲回来看见了这许多礼物，大吃一惊。当父亲从法院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一种骚乱状况，这是我所记得的最激烈的骚乱状况之一。父亲骂那寡妇，把衣料丢在地上，埋怨母亲，直到门口出现了一辆车子，所有的礼物都被堆在车子上送回去了的时候，他才安静下来。
然而这时候发生了意外的困难。轮到要退回洋娃娃的时候，妹妹坚决地抗议，她的抗议异常动人，因此父亲几次试图未遂，终于让了步，虽然很不满意。
“为了你们，我终于贪污受贿。”他忿怒地说着，走进自己的房间去。
那时候大家都把这看作一种无理的古怪行为。
“喂，请你说说看，哪一个会从感谢受到害处，”有一个“不受贿赂”的心地善良的陪审官对他说，“你想，案件已经结束了，那个人知道一切全仗你，就怀着感谢的心来拜访……可是你几乎把她当作狗……为什么呢？”
我几乎确信，父亲从来没有从直接的利害观点来判断这问题。我猜想，他为人在世，怀着很大的，而且也许是当时不很普通的期望。但是生活在卑鄙龌龊的环境里挤得他动弹不得。他就珍视他这种特性，像珍视最后的圣地一样；这种特性不但使他卓异于那群出名的“贪污受贿之徒”，又使他在当时合乎中庸之道的善良人物环境中出类拔萃……他越是由于家庭日渐增大而生活困难起来，就越是坚决不移地维护他这种精神上的独立和骄傲……
他有一个特性，后来我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哑谜。那时候四周凝集着（正像烂泥沼一般凝集着）普遍的贪污舞弊。父亲所服务的那个法院里的“官吏们”，无疑地都东取西攫，不但接受谢礼，又接受公开的“外快”。我记得，有一个“德高望重”的绅士，他是我家很熟悉的一个灵敏而机警的人，有一次在我家的晚会上，他在稠人广众中有声有色地叙述他怎样帮助一个走私的犹太人逃避责任，救出了被扣留的大宗货物……走私的人允许使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官吏致富，但是……他执行了他的请求，他却不履行诺言……他被约定夜间在某处静僻的地方会面，以便结账；他就在那地方等到了天亮……我很清楚地记得关于这一夜的生动的描写；那官吏等候那犹太人，仿佛“情郎等候情妇”。他仔细地倾听夜间的声音，热情地起来迎接每一次沙沙声……所有在场的人都凝神地听他描写这出贿赂剧中从希望到失望的经过……等到大家知道这官吏受了骗的时候，这戏剧就以哄堂大笑来结束；然而在这笑声中可以听出对犹太人的愤慨和对受骗者的同情。父亲那时也在场，我清楚地记得这样的情景：一张被蜡烛照亮的纸牌桌子，周围坐着四个玩牌的人。其中有我的父亲，他对面坐着那个走私故事中的主角，这人每次打出牌来的时候都要说些俏皮话。父亲愉快地笑着……
他对付环境中的人一般地说来很宽大，只有对于他所直接影响的那一小部分人，才严防他们舞弊。我记得有几次他从法院回家来，非常懊恼。有一次，母亲惶恐而同情地看着他那颓丧的脸，给他端上一盘汤，他试喝一下，喝了两三调羹，就把盘子推开了。
“我喝不下。”他说。
“案件结束了吗？”母亲低声问。
“是的……判苦役刑……”
“天哪！”母亲吃惊地说，“那么你怎么办呢？”
“唉！病人请教庸医，”父亲激怒地回答，“我！我！……我有什么办法！”
可是后来他又用较柔和的声音说：
“我已经尽了我的力……法律昭彰。”
这一天他没有吃午饭，也没有照常睡午觉，却老是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用拐杖敲着地板。过了两小时光景，母亲叫我到书房里去看看，他有没有睡着，如果没有睡，就叫他来喝茶。我走去一看，看见他跪在床面前。他在圣像面前虔诚地祷告，他的略有些胖的身子全部在那里发抖……他悲戚地哭着。
但是我确信，这是为怜悯“法律牺牲者”而流的眼泪，而不是一个法律执行者的痛心的悔过。在这种时候，他的良心常常是泰然自若的；现在我想起了这一点，我就明白了那时代的正人君子的心情和我们这时代的人的心情之间的基本差别。他认为他只有对自己个人的行为才有责任。为社会的不平而发生的辛辣的罪恶之感，他完全没有认识到。上帝、沙皇和法律，在他看来高高在上，是批评所达不到的。上帝是全能而正直的，但是世间还有许多得意的恶徒和受苦的善人。这属于最高主宰的神秘的范畴——没有话可说。沙皇和法律，也是人间的裁判所达不到的；如果间或在应用法律的时候良心违反了怜悯和同情，那么这也是天然的不幸，不属于任何原则问题。有的人死于伤寒病，有的人死于法律。这是命苦！法官的责任，是奉行法律，务求它一旦宣布之后就正确地应用。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如果受贿的官僚为趋奉权势而枉法，那么父亲身为法官，就要在裁判的范围之内用他能力所及的一切方法来和他们斗争。假使这样做会吃苦，他情愿吃苦，但是这宗案件里他亲手所写的批语，一定是完全公正的。这样一来，案件会越出了县法院的范围而上诉到参议院，也许到更高的机关。如果参议院同意他的判断，他就替正确的方面真心地高兴。如果参议员们也被权势和金钱所收买，那么这是他们的良心问题，他们总有一天会为此而得到报应，不是在沙皇面前，就是在上帝面前……法律可能不正确，而这又属于沙皇对上帝的责任；他做法官的，对此也没有责任，这就好比有时雷从高高的天上打下来，打死了一个无辜的孩子……
是的，这是一种完整的信念，是良心的安宁。这种人的内部基础是不为分析所动摇的；那时代的正人君子不懂得个人对“万物公理”的责任感所产生的那种深刻的心绪不宁……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一个官员心中存在着那么不可侵犯而充分的完整性。我想是没有的了。这样想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这辈人的自觉的青年时代已经充满着对共同责任的伤心的、苦痛的，然而有创造性的意识了……父亲很早就去世，假使他寿长些，那么我们这些富有批评精神的青年无疑地将不止一次听到他那常说的定理：
“病人请教庸医！”
而那个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的、即他所谓应该超乎批评之外的东西，正是一个尊严的庸医。
这种冲突到底怎样解决，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我每逢想起这一点，常常感觉到一种悲哀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