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基本概念与假设前提

1.3.1　基本概念

（1）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

关于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闵维方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家庭从提高家庭人力资本存量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出发，将一定资源（如货币成本）投入高等教育，其目的在于帮助家庭成员形成专业性人力资本，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显而易见，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针对的是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本。

人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需要承担一定的物质成本和时间，在获得精神满足感的同时，其目的更多地在于未来的收益。本书将家庭付出人力、物力、财力，以帮助家庭成员完成高等教育的行为，看作一种投资活动。在本书的研究中，高等教育，指的是高中毕业之后，参加工作之前所接受的普通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等，其中核心部分是本科阶段的教育。

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在本书中被定义为，为家庭中经济未独立子女完成高等教育，而由整个家庭支付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及其货币表现。在本书的研究中，将“家庭”按照经济收入主要分为中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按照一般的逻辑，家庭收入的高低与家庭掌握的社会资本呈正相关关系。

家庭高等教育的投资目的，与其他投资相同，都是为了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家庭在这一目标指导下，对子女未来一定时期内高等教育投资活动的方向、内容及方式进行选择或调整。其内涵包括：①家庭是决策的主体，但具体的决策是由家庭的代表——睿智或德高望重的家长做出的；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是为了达到确定的目标，即对个体进行投资的最优化；③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是从多种方案中做出的选择，这一决策过程是在若干方案中比较的结果；④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是面向未来的决策，正确决策的前提是依据现有已知条件进行科学的预测。

（2）劳动力市场分割

劳动力市场在要素市场及整个市场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地位，因为它是生产要素中“人”的因素，充当连接其他要素市场的纽带，更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归宿。劳动力的特殊性在于：劳动者既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又是希望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既是“理性的经济人”，又是受到各种习俗约束的“社会人”。劳动力市场正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劳动力这种最为重要、最为特殊的生产性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根本手段。然而受到制度、组织、习俗包括社会歧视影响的劳动力市场，并不如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一般是个统一而同质的市场。如果将整个劳动力市场按照雇佣特征、报酬特征以及劳动力配置方式做出划分，劳动力市场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正式和非正式劳动力市场）。在企业、行业或职业层面，均可能形成主要劳动力市场，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企业内部制度完善，劳动力队伍稳定，劳动力流动率低，劳动者报酬丰厚：企业设置有合理的培训体系、完整的晋升阶梯，工资通常并不遵循新古典的边际原则，而是由劳动者在内部阶梯中所处的相对位置来决定。而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通常是那些处于激烈的低水平同质竞争状态下、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较弱的小企业，由于经济实力的欠缺，他们没有能力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内部管理缺乏规范的制度和完善的晋升通道；而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工资比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低，也少有升迁机会。

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不仅在雇佣特征、报酬特征和劳动力配置方式上存在差异，还在工作要求和培训机制上存在差异，因而，劳动者的不良行为特征在其中会不断得到强化，尤其是长期居于其中，劳动者将逐渐养成缺乏合作精神、不愿承担责任、没有学习动力甚至懒惰等习惯。这些习惯的养成进一步缩小了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因为它们刚好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恶性循环形成，劳动者们甚至根本无法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更遑论摆脱社会底层的地位。

对所有劳动者来说，获取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职位是其追求的方向，然而劳动者的追求却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首要的就是制度约束，需求方的歧视也“功不可没”。被主要劳动力市场拒绝的劳动者，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寻求工作岗位。在本书的研究中，能否获取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机会，不仅取决于劳动者自身的能力，即人力资本存量，还取决于劳动者所在家庭占有的社会资本的多寡。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占有的社会资本也较多，其子女在择业时也有更大可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获得“正式”的工作。

（3）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在1980年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正式提出。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蕴藏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拥有并开发和利用这一资源，可以扩大或增强个人或组织的行为效力。

社会资本是个人的重要资源之一，它是物质与精力投资的产物，包括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络所附带的信息、声望、权力等，其中蕴含着社会性的能量，是个体主动突破社会结构制约的能力的体现，这是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最为显著的不同之处。

个体对社会资本的利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个体如何投资于社会资本，不仅包括个体如何在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还包括个体为了获得回报，如何获取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另一方面，个体如何使用社会资本获取回报并保持所得。

在本书的研究中，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家庭高等教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更强调社会资本作为家庭占有的资源存量方面的意义，而不考虑家庭掌握该资源的途径所需的投资。因此，社会资本被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与个体有紧密关系的他人提供的资源。个人或家庭掌握的社会资本数量的多寡、质量的优劣，往往与家庭的收入水平、所处的社会阶层息息相关。

社会资本能够显著影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果，源于以下因素，其具有一定的收入效应：首先，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竞争，也非完全信息，这给了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机会——劳动者储备的社会资本通常对其获取充分市场信息的能力起到很大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劳动力市场“人岗匹配”的效率；其次，劳动市场中的雇员和雇主，并不完全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他们也是“社会人”，不是简单地计算经济成本与收益，而是根据习俗与经验进行决策，社会资本中所包含的信任、人情和社会网络等要素就会左右人们的行为。此外，社会资本从某种角度上讲还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进而影响其经济收入。劳动者掌握的社会资本能够决定其职业地位——即使在相同职业中，拥有更多更优质社会资本的劳动者也能够获取更多有关雇主的信息，并能够利用它们扩大职业选择空间、增加晋升机会、提高对工资讨价还价的能力。

1.3.2　基本假设

（1）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者是“理性经济人”

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其终极目标就是自身效益的最大化。立足于此的传统微观经济学决策理论认为，决策是完全理性的。在以下3个假设前提下——备选方案是固定的并且数量有限、结果的概率分布明确、决策目标为期望效用最大，决策者可以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决策者无须任何成本地收集到全面的信息并且能够对信息做出完美的处理，因而能够对决策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然后在自己的偏好稳定、一致的前提下，做出能够使自身效益达到最大化的选择。

（2）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面临的风险

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手段，与其他物质资本或者金融资本投资一样，风险与收益并存。不同的是，金融资本投资的收益预期会随着风险性的增大而增大，高等教育的收益预期却并非如此。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更加强调的是高等教育投资的不确定性，换言之，也就是不利事件在高等教育投资过程中发生的可能性。正是这些不利事件的发生，这直接造成了家庭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结果的不确定。

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由社会变迁带来的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社会风险。周期较长的高等教育，通常收益期发生在距离决策期较远的将来，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科技、经济高速发展、不断更新的时代，新产品、新技术的产生对劳动力提出了不断变化的要求，而作为经济社会中的普通一份子，决策者尽管可能较其他家庭成员视野更宽广、思考更理智，也很难对其做出准确预知，由此会造成投资者因所学的专业在未来失去需求而面临难以收回投资的风险。二是政府政策的变迁所导致的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政策风险。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虽然增加了很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也带来了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等就业难问题，使得高等教育的预期薪酬水平降低，这种风险是高等教育投资决策主体始料未及的。三是来自高等教育投资主体自身的主体风险，包括投资者对所选专业需要掌握的知识了解不充分，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个性特征与专业的不匹配等导致的教育决策和选择失误的个性风险，还包括由于投资者自身健康和寿命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意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