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大田

詩以農事為歌者，《七月》一篇見於《豳風》之外，多存於《雅》《頌》。《頌》為祭祀之舞樂⁽¹⁾，或春秋祈穀，或秋熟報祭，“於穆”之儀中，陳先王之成法、農功之本末，因可見周王畿墾殖情景之一般。雖未必“振古如兹”，但重農的傳統，原可追溯到公劉時代—土地墾闢、栽培技術、耕作制度、經營管理，皆已成奠基之功。

《載芟》與《良耜》，是《頌》裏邊的長篇，《臣工》《噫嘻》與《豐年》，則屬短章。詩由作物品種、墾種方式、耕稼之具，至收穫之後的入藏，及“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一一鋪陳。短章駿發，長篇從容，不分章，不泥韻，而其節也緩，其聲也和，周初王室之樂歌，與《風》《雅》異趣，所反映的場景，與當日普遍的農業生活，也稍有差別。

《大雅》有《生民》，言后稷善稼，種豆，而豆苗枝條闊展；種穀，而穀實飽滿豐好。所謂“禾役穟穟”，是已行條播；所謂“種之黃茂”，是已知選種，都不是誇誕之詞。不過以農業之開闢係於后稷一身，與《頌》之《思文》略同，原以歌頌先祖為主旨，意不在鋪敘一歲稼穡之始終。

《小雅》諸篇，多被小序歸作思古傷今之類，農事詩亦然。如《楚茨》《信南山》《甫田》與《大田》，皆稱作“刺幽王也”。但拋開此說不論，細繹詩意，實以賦筆敘說勞作，平靜和悅，不聞哀音，應是彼一時代農耕生活的實錄之篇。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

既備乃事。以我覃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

既庭且碩，曾孫是若。（一章）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

不稂不莠。去其螟螣，

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二章）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不獲稺，此有不斂穧。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伊寡婦之利。（三章）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

與其黍稷，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四章）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鄭箋：“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為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則開篇所言乃春耕、春播之前的各種準備。多稼，言藝殖品類之多。既種，隨土之肥瘠而擇種之宜也。《魯頌·閟宮》“黍稷重穋，稙稺菽麥”，毛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七月》），“先種曰稙，後種曰稺”（《閟宮》），是彼時已知曉某類穀種應早播，某類穀種應遲播，某一類是早熟種，某一類是晚熟種。此詩之“既種”，即選種，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思。

“以我覃耜”，毛傳：“覃，利也。”是專言墾耕之器精良。

耒耜大約是最早的耕種之具，它的製作，可以是從尖頭木棒⁽²⁾，也可以是從大脊椎動物的肋骨發展演變而來⁽³⁾。商周時代常見的，可別作單齒刃、雙齒刃、平刃三類。前兩種稱作耒，後一種稱為耜。甲骨文、金文中的、耤、利，都有耒端刺田起土之象。殷墟的窖穴壁上，發現過清晰的雙齒木耒痕跡⁽⁴⁾；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西周的青銅耒，為雙齒刃⁽⁵⁾。耜，它的前身是“力”—甲骨文中仍保留了這樣的原始形態，雖然商代實際使用的“力”，已經發展到了木耜階段⁽⁶⁾。出土實物，則以石耜與骨耜為多。石耜多做成葉形的“鍬頭”，大略分作圓體、方體、有肩三類，可以把木柄竪直縛在上邊，也可以用嵌入或夾入的辦法⁽⁷⁾。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有木耜，但大量的耜是用動物的肩胛骨製成。骨耜的中間磨出一道凹槽，以容木柄；肩的上邊挖有方孔，是為穿繩縛柄之用；槽兩邊又各開一孔，穿繩固定柄的末端，則免脫落〔3·1〕⁽⁸⁾。青銅耜出現在商末。從安陽和儀徵出土的銅器中可以略見商耜與西周耜的一般形制〔3·2〕⁽⁹⁾。考古發掘中出土的空頭條形端刃器，也有若干被認為是耜端的刃套⁽¹⁰⁾。不過與出土的石耜、骨耜相比，殷商和西周青銅耜的發現是極少的。雖然墓葬的出土情況未必能夠全面反映當時生活中的真實，但仍沒有足夠的證據認為此時已大量乃至普遍使用了青銅農具⁽¹¹⁾。詩中言耜，凡四見。除《七月》篇“三之日於耜”僅僅舉出耜的名稱之外，餘篇曰覃、曰略、曰畟畟，都是形容鋒利。但三篇均見於《雅》《頌》，所描繪的乃是王畿之內的農事活動，詩特別以農具鋒利為言，或者正因為這並不是當日的一般情景。

“俶載南畝”，鄭箋：“俶，讀為熾。載，讀為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¹²⁾

所謂“田一歲曰菑”，原是與“新”、“畬”對言，特指休閒耕作制（或曰三田制）中一個三年的輪耕週期。此將耕地三分：其一曰“菑”，即休耕田—《說文·艸部》：“菑，不耕田也。”陳奐《詩毛氏傳疏》卷二十一：“不耕為菑，猶不耕者為萊。”其一曰“新”，即已休耕一年，當年新耕之田。其一曰“畲”，乃去年已耕，今歲繼耕之田。雖然休耕之田亦須菑殺草木⁽¹³⁾，使殘根敗葉化為腐質，以養地力，但此詩先曰俶載南畝，後曰播厥百穀，可知這裏的“南畝”，非“不耕田”。此“俶載”，有若“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實指墾草翻田。《漢書》卷八十四《翟方進傳》“厥父菑，厥子播而獲之”，顏注：“反土為菑。”郝懿行《爾雅義疏》：“田久蕪萊，必須利耜熾菑，發其冒橛，拔彼陳根，故曰反草。詩‘俶載南畝’，箋讀俶載為熾菑，是其義也。江南以首春墾草為翻田，江北以初冬耕田為㕞草，皆與菑義合。”⁽¹⁴⁾

南畝，即向陽之田。向陽之田日照長，土溫高，土壤中細菌活躍，對作物生長極有利⁽¹⁵⁾，擇南畝而種，當獲高產。詩中相似之句尚有：“有略其耜，俶載南畝”（《載芟》）；“畟畟良耜，俶載南畝”（《良耜》）；“今適南畝，或耘或籽”（《甫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信南山》），也都出於《雅》《頌》，是不僅以耕具之良，更以田土之好為誇耀。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是“挺”的借字。《禮記·月令》，季春之月，“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此即“庭”也；碩，猶言茁壯。所謂“百穀”，則為概指。其實詩的時代主要糧食作物是黍子和小米（未脫殼則曰粟），即詩中屢屢並言的黍和稷。詩中的禾，乃穀物之總稱，若分言，則也指稷，如《七月》中的“禾麻菽麥”。粱，是稷中佳品⁽¹⁶⁾；秬、秠為黍中異品⁽¹⁷⁾，即所謂黑黍及“一稃二米”者，是專用來釀製鬯酒。《生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前者特以稱黍，後者專以指稷。其時亦有稻、麥，但遠少於稷和黍。《周禮》與《禮記》有五穀和九穀之稱，雖然所包括的品類，說法不一，但無論哪一種說法，黍、稷總在其內。漢墓出土隨葬的倉囷模型，上面標示的名稱，有黍、粟、粱、麻、稻；又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遣策，有“五穜”，即五穀之種，準之以墓中隨葬的糧食，知這裏的五穀，即黍、粟、麥、菽、稻⁽¹⁸⁾，則當日為時所重的農作物，仍是商周的傳統。

黍，今稱黍子，去皮稱大黃米〔3·3〕。為亞洲北部（包括華北平原）原產。黍生長期短，營養價值高，品種可別為黏與不黏兩大類。不黏者古稱或穄，黏者則專以黍名。商周時人最主要的食物是飯，一切穀類最重要的用處也是做飯⁽¹⁹⁾。雖《周禮·天官·籩人》言“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或曰餈即糕餅⁽²⁰⁾，但人們日常仍以粟或黍做的米飯為主食，直到漢代，也還如此⁽²¹⁾。黍因黏腴適口且產量較低而略貴於稷，故成為貴族平居之食，平民則一般以稷為飯—《良耜》鄭箋：“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孔疏：“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貶而用稷，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耳。”說的都是這一情景。飯食而外，黍是造酒的主要原料，甲骨文中的黍，象黍穗分叉斜垂，又或從水旁⁽²²⁾。《說文·禾部》：“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從禾雨省聲。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酉部》則云：“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商周時代，酒之重要似乎與食相等，周人雖不若殷人之嗜酒成風，但一年中的各種祭祀，亦非酒醴莫辦。詩頌稼獲，常與“為酒為醴”、“以享以祀”連言，如“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之類。《墨子·明鬼篇》稱：“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此芳黃，當指嘉穀。又《禮記·內則》“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則明言稻、粱也是造酒的原料。但稻、粱時貴於黍，究不若黍酒之普遍。

稷，通稱作粟，今北方呼為穀子，脫皮稱小米，原是從狗尾草直接馴化而來〔3·4〕⁽²³⁾。稷在北方新石器時代的作物中，即已佔據主要地位，這裏的農業起源，便是以它的馴化為基點。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發現了頗為密集的糧食窖穴，底部儲存的穀物，經鑑定為旱地作物粟。據粗略的估算，遺址窖穴中粟米的儲量可以十萬計⁽²⁴⁾。稷的營養價值高於黍，可在乾旱地區生長，常年產量較黍為穩定而豐足，且極耐貯藏，故成為上古最主要的食糧⁽²⁵⁾，並被尊為五穀之長，又所謂“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也。

稷也有黏與不黏之分，黏者稱作秫⁽²⁶⁾。又有芑與虋之命名，前者為白粱粟，後者為赤粱粟⁽²⁷⁾。其他異稱尚多。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卷一：“北諺曰：‘百歲老農，不識穀種’，云為粱、粟言也。俗語簡質，渾曰小米，而穀種益難辨。”稷之歷史悠久，名稱亦最古，發展過程中，異名甚多，而禾、苗、粢、秫、粱、粟、米等異稱，又每每用作穀類之通稱，稷之本名則時用時不用，公名與異名的不斷換用與不斷纏擾，歷久而愈多，故後世與其他穀類多生牽混，尤與黍糾纏不清，至今仍爭論不定⁽²⁸⁾。鄒樹文《詩經黍稷辨》總結古來種種異說，所辨甚為詳明⁽²⁹⁾。這裏可以略作補充的是：一、考古發掘中，稷（報告通稱作粟）的出土，遠較黍為多⁽³⁰⁾，正可證明它是普遍食用、並用於大量儲存的主要食糧，而黍則多用於釀酒。二、漢墓出土陶倉上書寫的穀名，有粟，有黍，沒有稷〔3·5〕；鄭玄注《周禮》，釋五穀言稷不言粟；實物與文獻相對勘，可知粟即稷，不過有俗稱與雅稱之別。今人指責漢儒“稷、粟不分”⁽³¹⁾，卻恰好說明上古對黍、稷的認識與各種稱謂，漢人本來很清楚。而黍為散穗，稷為垂穗，至唐，猶有明確的區分⁽³²⁾。

“曾孫”，多用為祭祀先祖時的自稱。《禮記·曲禮下》言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孫希旦云：“曰‘孝子’者，謂祭禰廟也。曾，重也。曰‘曾孫’者，言己乃始祖之重孫，上本其得國之始而言。《武成》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此雖為祭外神之稱，其實內事自曾祖以上亦曰‘曾孫’，言於所祭者為重孫也。”⁽³³⁾又《左傳·哀公二年》“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文王亦指周文王。是凡周族一系的子孫皆可以曾孫為稱。不過此稱《詩》中多見，並且不限於廟祭。此篇言播下百穀，出苗挺茁，曾孫巡查之下，有滿意之示，曾孫，曰某君某長可也，不必如鄭箋，謂為成王。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方、皁、堅、好，俱指穀實而言。《生民》有“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由含苞而抽穗，而揚華，而結實，而豐熟，歷數苗稼生成之次第，而此詩禾稼生長之條茂，已具於前章“既庭且碩”，此章乃止舉結實之狀。

鄭箋：“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皁，即草之俗寫。《說文·艸部》：“草，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桂馥《義證》引詩“既方既皁”，曰“皁即此‘草’。”櫟在詩中多見，原是當日生活中多所取用之木。不過異稱甚多，大抵可指為殼斗科麻櫟屬中的普遍種類，為北方疏林中的落葉喬木。櫟實為堅果，下方包藏在一個杯形的殼斗裏邊，果內通常含大粒種子一枚⁽³⁴⁾。故詩用此來比擬穀殼裏邊生出一顆一顆的籽粒，所謂“既皁，而成實矣”（嚴粲《詩緝》卷二十三）。

“堅”有充實之義，《呂氏春秋·任地篇》“穗大而堅均”是也。“好”，則言充盈光潤。

“不稂不莠”之稂與莠，乃黍和稷的伴生雜草，即栽培種與野生祖先種“漸滲雜交”的產物⁽³⁵⁾。黍的伴生雜草稱稂，又稱蓈、，《說文·黍部》：“，黍屬也。”稷的伴生雜草為莠，即它的野生祖先狗尾草。《說文·艸部》“禾粟下生莠”，徐鍇《繫傳》明確說莠出於粟秕。詩中既有黍稷連稱，也有稂莠並舉，此“不稂不莠”是其例。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毛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也。”是以所食植物的部位來區分四種農業害蟲。陸璣《毛詩草木鳥獸魚蟲疏》則將四種蟲分別得更為清楚：“螟似虸蚄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食苗根為人害。”按照現代的分類法，螟即昆蟲學鱗翅目螟蛾科中的各種害蟲；螣即直翅目蝗科中的飛蝗；蟊是地下害蟲，包括鞘翅目中的螻蛄、蠐螬、金針蟲等；賊，異名蜮，又有虸蚄、剃枝蟲、行軍蟲諸稱，屬鱗翅目夜蛾科〔3·6〕。所謂“食節曰賊”，實際真正專靠食禾之節以為活的害蟲是沒有的。暴食時的虸蚄有折斷禾節的習性，故毛公有如是解，亦“剔枝蟲”別稱之由來。賊今則稱作黏蟲，是禾本科植物的大害。黏蟲大發生時，初不易見，一經覺察則頗有突然為禍之感。故詩有將蜮與鬼相比，謂其隱現無常也（《小雅·何人斯》）⁽³⁶⁾。

禾之晚種者曰稺，禾之幼者亦曰稺。《大田》兩“稺”，均訓幼，但前後語義又有不同。前者特指生長着的禾稼，所謂“‘田稺’二字，憐護有情”（牛運震《詩志》），是愛惜、祈禱、期盼之意盡在此中。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毛傳：“炎火，盛陽也。”神，猶言靈。此乃詩人假借之詞，如“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之類。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卷二十一：“蟲災是盛夏之時，陽氣不足之所致，故使陽氣盛者，乃所以息蟲災。詩人謂陽氣為炎火，言神能使陽氣盛，蟲災因自消亡。”凡螟螣之屬，陰濕則生，晴熱稍斂，故祈田祖之靈，以盛陽滅之，可知當時尚未找到有效的治蟲辦法，或酺祭而已⁽³⁷⁾。

詩中風霜雨雪之辭，多作景語，或比或興，婉而託諷。如“北風其涼，雨雪其雱”（《邶風·北風》）；“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豳風·東山》），至“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更是融情於景的千古名句。專以賦筆直陳農事，則有“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鄘風·定之方中》），“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小雅·信南山》），前者言方春之時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後者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催生百穀。此篇“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則是特別形容黍稷抽穗前後的雲油雨霈。毛傳：“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卷十五：“小雨必徐，徐則入土深，而能生穀，董江都所謂太平之世，雨不破塊是也。然北方所藝，多黍稷粱秫，故宜此耳。若荊揚惟恃稻為食，夏月插蒔，非翻盆大雨，則農夫束手。信乎土俗各殊，難以一概論也。”此釋甚為貼切。黍、稷都是喜溫耐旱的作物，宜有高溫乾燥之氣候生長與發育。黍吸收少量水分，而由很小的氣孔蒸發，故可充分利用有限的供給。其初生時吸收水分最少，止須種子重量百分之二十五的水分即足以發芽。但抽穗前和抽穗後，卻要有時雨三十毫米，方可獲得穩定產量。稷也大體相同，即苗期需水量較少，而由分蘗至成熟期則需水較多，霢霂行時，最為得濟⁽³⁸⁾。此承上章之除蟲，下面接言收穫，所說的正是黍稷抽穗前後“公田”“私田”陰雨膏之、遍被甘霖的情景，是豐年在望了。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私”，即指私田，即一家一戶獨立經營之田⁽³⁹⁾。這樣的生產個體，原是依存於或由血緣關係或由地緣關係形成的行政組織⁽⁴⁰⁾，經過一層一層的管理者，最終統屬於周王室，然後納入整個的國家機制⁽⁴¹⁾—凡田獵、軍旅、力役、賦斂，乃至賞賜，便皆由此出。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正是這一特殊形態的寫照。王夫之認為，三代的授田制，其實正是取民之制，即“授之以一夫之名，而授之以一夫之賦；一夫承一夫之田，即承一夫之賦”⁽⁴²⁾，可以說，“井田制只是一種田畝制度，一種計算賦役的制度”⁽⁴³⁾，因此所謂“私田”，對於農人，毋寧說，它的真正意義只在於耕種其間的責任與義務。

詩中的公田，指藉田。它原是為生產祭祀神靈、祖先之用的“粢盛”而設立，孟春之際，天子、諸侯則在這裏躬耕勸農，行藉田禮，以示敬神與親民。《書·堯典》“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天時”，及“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史記·周本紀》〈集解〉引應劭語），都有指導農耕的意義。所謂“千畝”，大約最初只是一種名義，後則成為藉田的代稱。《國語·周語》“宣王即位，不藉千畝”之“千畝”，即謂藉田也。《周頌·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描繪的便是藉田禮中的場景。但這並不是固定視角下的一個場面，而是全景式的鳥瞰—天子藉田，督率百工之際，“溥天之下”，川川亦一時並發。“發”，以耜發土。而所謂“私”，則與《大田》之“私”不同，此是王對百官而言，“爾私”，自指諸侯卿士之私田。兩“私”之異，也正可見出西周土地制度一種層層所有的關係。儘管藉田的實質在於使農人為各個等級的土地所有者（天子、諸侯、卿士之有田祿者）提供無償勞動，卻因為有了祭祀的名義和藉禮的舉行，而有了某種神聖的意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謂“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私田”（朱熹《詩集傳》），表達的便是這樣意義上的誠敬。

收穫用銍或用鐮，《周頌·臣工》“奄觀銍艾”；《小爾雅·廣物》“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即此。銍是從有孔石刀演變而來，專用於掐禾穗，今呼作爪鐮⁽⁴⁴⁾。出土實物中，有孔石刀極多，銅銍則很少。湖北紅安新寨鄉金盆遺址發現的西周銅銍，略呈矩形，上脊稍厚，下邊為刃，長六厘米。中部近背處有兩個穿孔⁽⁴⁵⁾，掐穗時，大概是在孔裏邊穿了繩，套在手上來使用的〔3·7:1〕。連禾秸一起收割的農具，是鐮。與銍相同，鐮的實物也以蚌、石為主，銅具較少⁽⁴⁶⁾〔3·7:2〕。“彼有不獲稺，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是描摹收穫之多，而全用閒情別致。范處義《詩補傳》卷二十：“稺謂旁出之幼禾，獲不及者；穧謂既刈而束不及者；遺秉謂失墜而載不盡者；滯穗謂折亂而收不盡者。”所謂“皆緣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矜寡享其遺利”（《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二），亦可見聚族而居的共同體中，乃民俗忠厚如是。何楷以為，寡謂人之單獨者；婦，匹婦也，“皆力量孱弱，不足以任田事，故須有以存恤也”（《詩經世本古義》卷一）。王夫之云：“以有餘惠矜寡者，往與之嫌於無別，來求之則嫌於見乞，留其餘而若忘之，使來拾焉，則兩無所嫌。此先王曲全之仁術，以養民俗之忠厚。”“先王”云云自然未必，但淳樸之古風倒是長久保存民間，一直流傳於後世。《後漢書》卷八十一《范冉傳》，言冉“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⁴⁷⁾，“捃拾”，即拾收穫之遺穗。唐崔令欽《教坊記》所錄曲名有《麥秀兩歧》和《拾麥子》⁽⁴⁸⁾。據宋人王灼的《碧雞漫志》，可知歌《麥秀兩歧》之曲的時候，優伶作襤褸數婦人，抱了深筐淺筐，歌而敘其拾麥勤苦之由⁽⁴⁹⁾。《拾麥子》，別本多作《捨麥子》，古義也。至清紀昀作《閱微草堂筆記》，猶稱：“遺秉滯穗，寡婦之利，其事遠見於周《雅》。鄉村麥熟時，婦孺數十為群隨刈者之後，收所殘剩，謂之拾麥。農家習以為俗，亦不復回顧，猶古風也。”（卷十五）

饁，饋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杜注：“耨，鋤也；野饋曰饁。”男耕於野，婦往饋食，大約也是很古老的風俗。詩中凡三見，一《豳風·七月》，二《小雅·甫田》，三《小雅·大田》。《孟子·滕文公下》亦云：“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又曰：“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所述似據傳說，實際耕者所食未必有酒食黍稻。“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即食，飽即作”，實朝饔夕飧，一日兩餐而已⁽⁵⁰⁾。《甫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毛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勞人食況，可約略推知。“饁彼南畝”雖然是農耕圖中的綴景之筆，而農人一日勞作田間的勤苦，也於此可見。

《周禮·春官·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注：“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甫田》鄭箋亦云：“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又《禮記·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此外，田畯尚有農正、農大夫（均見《國語·周語》）、田大夫（《七月》毛傳）諸稱，其來亦古。他的職掌或與《周禮·地官》中的司稼差相彷彿：“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於邑閭”，又“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甫田》之田畯，見於春種。此篇之田畯，見於秋熟，或即觀稼善惡，視年成之豐歉，則“至喜”之喜，似不必如鄭箋解作“饎”，謂田畯攜來酒食。

禋祀，有廣義和狹義。狹義專指祀昊天上帝，《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是也。廣義則人鬼（祖先）、地祇（四方之神）通可稱禋，《書·洛誥》有“禋于文王武王”；牆盤、哀成叔鼎、蔡侯盤銘文中的祭祖禮，也都稱作禋祀⁽⁵¹⁾；此篇“來方禋祀”，鄭箋曰“禋祀四方之神”，是地祇也。詩既言“以享以祀”，可知這裏的“禋祀”，乃取廣義，是總括天、地、人鬼並在其內，既報秋成，更祈來歲。

“騂黑”，毛傳以騂為牛，以黑為羊豕，其實騂、黑都可以是指牛。《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騂、黑即此專意選出的毛色純赤與純黑之牛。牛的馴養與豬、狗、羊、雞相比，要晚得多，但至詩的時代卻也已經很發達。《小雅·無羊》“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是極言其多，以見養殖之興旺；又“三十維物，爾牲則具”，乃專言其色好，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各有三十，以見祭祀用牲之豐足。祭祀原是一年中的大事，“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詩以此結束全篇，端直溫厚的祝禱中，懷藏了歡悅與希望。《小雅》篇中固多憂傷沉痛之辭，如《節南山》《雨無正》《十月之交》。但此篇平樸和厚，情真景真，事真意真，似非曲折其筆，傷今思古，序曰“《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實未可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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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說見阮元《揅經室集·釋頌》。

(2)　孫常敘《耒耜的起源及其發展》，頁1～2。

(3)　李學勤《力、耒和踏鋤》，頁23。

(4)　中國科學院考古所《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殷墟發掘簡報》，頁67。

(5)　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頁31。

(6)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頁162。關於耜的討論，可以徐中舒、王貴民、裘錫圭三家為代表，此取王、裘兩家說。

(7)　劉壯已《中國古代的石耜》，頁284～292。

(8)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頁81、55。

(9)　孟憲武《安陽三家莊發現商代窖藏青銅器》，圖版八：3；尹煥章《儀徵破山口探掘出土銅器記略》，圖六。

(10)　陳振中《青銅生產工具與中國奴隸制社會經濟》，頁229～238。

(11)　白雲翔《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銅農具的考古學觀察》，頁70～82。

(12)　《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郭注：“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黃侃曰：菑含二義，其一讀為災，即孫炎注所云“災殺其草木”及此注所云“反草”；其一讀為哉，即孫注所云“始災殺草木”及此注所云“初耕地”（《爾雅音訓》，頁183）鄭注所引，乃取其第一義。

(13)　第一年開墾的土地，當年不播種。此因地表雜草等類野生植物雖已經菑殺清除，但土壤中仍有大量植物殘體未腐爛，而其腐爛過程中生出的氮素，將極大部分被土壤中的多種微生物所吸取，則種籽所能得到的氮素非常有限。待次年播種，土壤中原有的植物殘體已徹底變作富氮的腐質，此時微生物不但不再吸取氮素，而且放出大量的氮素來滋養種籽，故第二年的單位產量必然很高。見何炳棣《華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學、訓詁互證示例》，頁34。休耕之田的菑殺草木，應是同樣的道理。

(14)　此發其冒橛，拔彼陳根，與前引鄭箋“土長冒橛，陳根可拔”，皆本《氾勝之書》“立春後，土塊散，上沒橛，陳根可拔”。

(15)　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中國農學史》（初稿·上冊），頁45。

(16)　郝懿行《爾雅義疏》引《三倉》云：“粱，好粟也。”

(17)　《爾雅·釋草》：“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秬，《說文·鬯部》作，以“秬”為或字，云：“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也。”《大雅·江漢》“秬鬯一卣”，鄭箋：“秬鬯，黑黍酒也。”按黍的小穗有小花兩朵，其中一朵不孕。但也有變異，即二花同孕，則可出現“一稃二米”。說見繆啟愉《紀元前中西農書之比較》，頁45。

(18)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燒溝漢墓》，圖版二十四；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新安鐵門鎮西漢墓葬發掘報告》，頁63，圖六；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集），頁142。

(19)　齊思和《中國史探研·毛詩穀名辨》，頁7。

(20)　鄭眾云：“餈，謂乾餌餅之類也。”鄭玄曰：“合蒸曰餌，餅之曰餈。”《釋名·釋飲食》：“餈，漬也，烝燥屑使相潤漬餅之也。”“餅，並也，溲麵使相合並也。”

(21)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頁337。

(22)　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文七。

(23)　黃其煦《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農耕文化中的作物》，略云：稷，狗尾草屬，禾本科，拉丁學名為Setaria italica(L) Beaur，乃中國最古老的栽培作物之一，是從狗尾草(Setaria vividis)直接馴化而來。從細胞遺傳學的觀點來看，Setaria italica與Setaria vividis的染色體數均為2n=18，很容易雜交。狗尾草分佈極廣，亞洲東部、西伯利亞、歐洲（除北部外）、非洲北部，均有生長，而在黃河流域首先被馴化。（頁40）

(24)　佟偉華《磁山遺址的原始農業遺存及其相關問題》，頁197。磁山遺址是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較早期的遺址。與糧食直接相關的尚有大量規整的石磨盤、石磨棒出土，這些配套的石製工具顯然用於糧食的搓磨去皮。同時，這裏還發現了可用於農業生產的石斧、石鏟、石刀、石鐮等工具。

(25)　洛陽含嘉倉曾出土大量完全炭化的粟實（《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一期，頁76），可知隋唐時代，粟仍被當作重要的糧食來貯存。

(26)　《說文·禾部》：“秫，稷之黏者。”

(27)　《爾雅·釋草》：“虋，赤苗。芑，白苗。”郭注：“今之赤粱粟”，“今之白粱粟，皆好穀。”粱之謂“好穀”，乃專指具有黏性和比較柔軟的粟，即今人所謂“有油性”的小米。見趙承澤《周代糧食作物“重”、“穋”試釋》，頁264。

(28)　誤黍、稷為一的說法大致有三種：一、黍與稷同類，而稷乃黍之不黏者；二、黍與稷同類，而粟乃黍、稷之外的別一種；三、稷即穄。而第一種說法影響最大。

(29)　《農史研究集刊》第二冊，頁18～34。又劉慎諤辨粟之各種異稱亦極詳審，見《劉慎諤文集·幾種禾本科植物的考證》，頁118～120。

(30)　陳文華《中國農業考古圖錄》提供了出土情況。

(31)　李長年《略述我國穀物源流》，頁16。

(32)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六“雜穀”條：“《字統》云：穀，續也。穀名百數，總歸於五，所謂稷、黍、豆、麥、麻也。稷屬謂之穗穀，黍屬謂之散穀，豆屬謂之角穀，麥屬謂之芒穀，麻屬謂之樹穀，故謂五穀。”

(33)　《禮記集解》卷六。

(34)　耿煊《詩經中的經濟植物》，頁63。

(35)　游修齡《論黍和稷》，頁285。

(36)　鄒樹文《中國昆蟲學史》，頁19、93；本文圖3·6見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通論》（上冊），頁257、173、290、263。

(37)　《周禮·地官·族師》“春秋祭酺”，鄭注：“酺者，為人物烖害之神也。”漢時猶有蝝螟之酺神，或即此。要之，“秉畀炎火”，實言“願田祖之神為我持此蟲而付之炎火”—朱熹《詩集傳》先已解得明白，後卻轉言：“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乃誤。王夫之、陳啟源皆駁之。

(38)　唐啟宇《中國作物栽培史稿》，頁166～167，頁173。

(39)　沈文倬《宗周禮樂文明考論·與耤》：與公田相對而言的“私田”，在理解上一向有爭議。根據《詩·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噫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前者是私田主發抒先公後私的情感，後者是公田主顧及私田，勉勵其駿發，二者利益根本一致，沒有對立性矛盾，故應確認私田是王賜給公卿百官（所謂“畿內諸侯”）的田。（頁558）

(40)　曲英傑《散盤圖說》對散盤銘文所載關於土地劃分之事的研究結論之一：夨人劃歸田地給散人，是連同生活在田地之內的居民一起轉讓的。豆、小門、原等地之人應該都是以族的形式長期居住於此和從事耕種。他們受治於當地之有司，同時又受其上屬的統治者管轄。王有權改變其歸屬，但不能隨意拆散或破壞其以族為單位的生產和生活組織，可見當時社會中的基本組織是相當穩固的。（頁332）

(41)　李零《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中國早期的土地結構，是一種從上到下的統配形式，土地是一層一層“發”下去的，它包括“王有”的外殼、貴族的封土和士庶的授田，一層套着一層。這種結構始終保持着份地從公有地析分的原始形式。（頁251）

(42)　《船山全書》第六冊，《四書稗疏·孟子上篇》“五十而貢七十而助百畝而徹”條。

(43)　田昌五《解井田制之謎》，頁68。

(44)　羅二虎《中國古代繫繩石刀研究》，頁312～313。

(45)　湖北省文物管理處《湖北紅安金盆遺址的探掘》，圖版十一：4。

(46)　本文圖3·7：2取自尹煥章《儀徵破山口探掘出土銅器記略》，圖三。

(47)　注引袁山松《後漢書》：“冉去官，嘗使兒捃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並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可知拾收穫之遺穗，不為賤；受人之惠，則有傷尊嚴。

(48)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一），頁15、17。

(49)　同上書，頁148。

(50)　《孟子·滕文公上》“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趙注：“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是庶人日耕在野，惟待婦孺攜熟食而至，既講不得禮儀，亦無三飯、四飯之定數，饔飧，其常也。

(51)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頁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