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自給型經濟⁽⁶⁷⁾

在1898年及往後多年，每年兩造的稻米一直是新界村民的基本生計，也是當地最重要的經濟活動。無論是廣闊平原和河谷，還是斜坡和山頭，凡是有水源或能引水到的地方，村民都會種稻。如同英國租借新界初期一名英籍理民府官所說：「大體而言，每一畝可用的土地都種了禾稻。」⁽⁶⁸⁾

水是不可或缺的。以堤堰和水道構成的灌溉系統，有助引導高處溪流的自然流動，農田則由高至低，順着地勢層層開闢，令水順勢而下灌溉農作物。在夏季某個天氣和煦的日子信步其中，水從一塊田靜靜流淌至另一塊田的聲響，曾是鄉郊地區最常聽見的神籟自韻。海拔高於一千英尺的水田並不罕見。這種一年兩造的耕作方式，綿延幾百年不絕（圖五至六，二十九至三十，圖十三是測量圖）。⁽⁶⁹⁾

沿海村民和本地漁民的另一項重要經濟活動，是以各種方式捕魚，在地形適合的地方，到了捕魚季節，村民就會以小艇、圍網或罾棚等各種方式捕魚，並在1898年後仍持續了半個世紀，直至大部分本地水域的魚撈捕殆盡，或水質受污染為止。沿岸的海產也為人畜提供食物。在許多邊遠地點，都可看到海洋塑造地方鄉村生活方式的事例。在香港的沿海地區，這種模式到處可見，圖二十七是一個晚近的例子。⁽⁷⁰⁾

除了上述自給型經濟的基本元素，村民還會以砍柴割草為副業，柴草可以出售賺錢，或者用來交換其他物品，其他副業還有如泥水、木工這類收費的專門技術工作。穿村走巷的流動工匠曾經很普遍，而且是一些鄉村的主要收入來源。⁽⁷¹⁾早在1898年之前，有些新界家庭的家用就靠在市區或海外打工，或在遠洋輪船當水手的家人寄回的匯款。⁽⁷²⁾

以家庭經濟、農村房屋和社會習俗而論，1898年新界普通農戶的情況，似乎與卜凱（John Lossing Buck）和其他農業科學家在1920和1930年代指出的中國常態大同小異，這令人十分驚訝，而且儘管有些地域上的差異，但卻與普遍模式若合符節。維持生存所需的金錢很少；糧食主要來自自營的家庭式農場；房屋簡陋，環境衛生惡劣，家具簡樸；平時崇節尚儉，在重要儀式和社交場合卻競為奢靡；在豐年縱情享樂，而不謀求改善物質條件，這些是全國普遍可見的特點。⁽⁷³⁾

在卜凱提出這種評斷三十年後，我所看到的情況可為之相印證，當時我初到新界民政署，當地農村經濟與戰前甚至更早期相比，本質上沒有太大改變。我也同意卜凱的結論：儘管生活水準不高，物質條件往往匱乏，但中國農民「大致上仍能樂天知命、憨厚善良，這點頗堪欽佩」。⁽⁷⁴⁾

此外，他們通常還秉持獨立自主的精神。⁽⁷⁵⁾本章描述的社會和政治背景，大概是生活在這塊租借地的普通農戶，在1898年和往後幾十年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