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了表明斯巴达教育的优越，色诺芬把斯巴达致力的德性公共教育与别的希腊城邦导致文弱之气（effeminacy）的私人教育作了一番对比。这里他用的手法和之前讨论斯巴达生育后代的法律时类似：他指出了比如说雅典和斯巴达做法的两个主要区别，虽然他澄清了第二个区别，但对第一个也是更重要的那个区别突出的特征却不著一字。关于教育，他的说法是斯巴达教育是公共的，其他希腊城邦的教育是私人的。可是，他也谈到别的希腊人“一等孩童到了可以听懂话的年龄……就马上送他们到老师那里学习文学、音乐和角力的训练”。[10]紧接的下文以及全文的其他段落，他没有谈过在“文学和音乐”教育方面，吕库古颁布的法律或者斯巴达人实际有什么作为。这个省略就像之前略过不提的做法一样并非偶然之举，而且，跟忽略斯巴达针对女童的饮食法几乎如出一辙：色诺芬让我们在字里行间了解到，在斯巴达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文学和音乐的教育值得一提。[11]

这其中反过来的含意指什么？当然是指体格锻炼。然而，斯巴达教育有些具体特征是色诺芬十分急于让我们知晓的。他强调，斯巴达儿童被教以偷窃、抢夺和行骗；行窃时被抓住会受严罚，他特别为这种做法做了辩解：

有人会说，如果[吕库古]断定偷窃是好的，为什么他要对被抓住的孩童罚鞭子？我的回答是，因为在所有其他所教导的事情上也同样如此，他们惩罚那些没有正确遵行教导的孩童。所以，斯巴达人罚那些行窃时被抓的孩童，原因是他们的窃术低劣。（《斯巴达政制》第二章，6-9节）

色诺芬对斯巴达这种“高明偷窃”教育的赞赏，明显与《居鲁士劝学录》对此类做法的抨击有抵触，也与《远征记》里一处相关的提法抵牾（我以为，《远征记》里那处对偷窃的提法通常被认为带有嘲讽之意）。[12]对这些类似提法的斟酌，使近来一位《斯巴达政制》的编者怀疑色诺芬褒扬这类偷窃教育的诚意。[13]这种怀疑完全正当，不过，不诚恳这个词太模糊了，更准确的应叫做讥讽。或者说，色诺芬——他不仅在《远征记》里讽刺斯巴达的偷窃教育，而且他毕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不善讥讽之事？难道不能看做是，他认为斯巴达惩罚“窃术低劣”孩童的习俗乃正当之举，是基于反讽性的假设，即“偷窃是好事”，行窃是堪比文法、音乐甚或齐家的一门艺术？斯巴达教育和一般生活中另一个典型特征是令行禁止（arbitrary commands），对违反之人严惩不怠，尤其是鞭笞重责。[14]色诺芬对此种教育方法的褒扬，跟他在别处的说法——他提出言辞劝说教育优于武力强制教育——相左。[15]故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斯巴达政制》第二章的构思是让读者隐约窥见这样的事实，在斯巴达，文学音乐教育被偷盗和严刑鞭打的教导取而代之。[16]

我们这个结论容易受到一个乍看驳不倒的反对意见的非难。色诺芬对斯巴达教育的描述最显而易见的对比，是《居鲁士劝学录》开头不久描述的波斯教育。两相比较，表明他的观点是，波斯教育确定无疑优于斯巴达，更不用说他以为，前者是绝对完美无缺的。就在对波斯教育的描写中，他再次提到，文学教育是别的民族但不是波斯人的习俗，他没有说波斯有任何此类教育。因此，我们似乎不得不得出这样的观点，色诺芬这样也是在暗指波斯教育的蛮性。尽管在我看来，从整部《居鲁士劝学录》以及从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希腊人对波斯教育的看法中，不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在这里，我仅限于指出色诺芬描述的波斯和斯巴达教育的一个重要差异。若说波斯人没有音乐和文学学校，但他们确有司法学校，此乃地位很高的一个教育机构，斯巴达根本付诸阙如。[17]在司法学校，波斯男童学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给予说明，听取别人的说法，这自然锻炼了说话的本事。譬如说，小居鲁士学会的不仅是能言善辩，说话讨人喜欢（《居鲁士劝学录》第一章，4，3），而且他也学会突出的本领，对士兵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养成某种苏格拉底式的习惯——发现有益的真理，用诙谐而真诚的谈话引导别人。然而，难道色诺芬不是把行动的重要性看得甚于言辞的一个士兵么？不管这个看法可能意指什么，恰恰在军事方面，他强调对人发号施令时言辞的关键性作用，以区别于不会说话的动物（《远征记》卷三，3，11；《马术》，8，13）。现在斯巴达儿童和青少年锻炼的不是能说会道，而是保持绝对的沉默寡言：吕库古命令青少年“走路不出声”，并且“你不会从他们那里听到一点声音，如同不会从石像那里听到声音一样”。[18]所以，波斯人没有文学音乐教育，却有言辞的教育；但斯巴达文学和言辞都被忽视了。

我们的论点是，色诺芬谈别的希腊人时提到文学音乐教育，谈斯巴达人时却不提此事，他这样做是想让读者诸君对斯巴达缺乏文学音乐作思考。假如我们在此之前没有看出，讨论斯巴达未来母亲的培育的那个地方以及其他地方采用了如出一辙的手法，本来可能注意不到这个暗示。不过，色诺芬的做法明显得多。他专门用两个完整的句子记述其他希腊女童的饮食，这就让我们期望有专门（或起码简明扼要的）针对斯巴达人的叙述前后呼应，我们的期望彻底落空，这使我们认识到，他的整个论述出了什么岔子。然而，对文学音乐的教育，色诺芬仅在单独一句话里提到这个主题，这点明的仿佛并非是文学音乐教育出现在别的希腊城邦，而是别的希腊城邦教育是私人性质的，起码部分教育托付给了奴隶。后面一句话给这句话作了自然而然的补充，它表示斯巴达的教育是公共的，托付给地位很高的公民（《斯巴达政制》第二章，1-2节）。因此，第一句话引起的好奇几乎全得到了满足，并且，此处的行文没有让我们保持色诺芬在谈论女童或妇女时同样的警惕程度。色诺芬运用类似的手法时各处有别，一旦人们看出，和节制——节制只不过是一种为人类生活的真正目的服务的间接手段，虽说必不可少——相比，音乐、文学、言辞跟隐匿的真理有更直接的关联，这种差别就一点也不让人吃惊了。

色诺芬赞扬斯巴达人在男同性恋（男人和男童间）上的节欲，以此结束了对斯巴达教育的论述。他指出“一些人”不会相信他的赞美之辞，他让读者了解到，为什么这些事情必定是被夸大了。对斯巴达人真实的做法，他所说的一切无非是说明，在斯巴达，恋爱关系中的男人克制自己不跟男童发生性关系，正如父母不和孩子、兄弟不和兄弟姐妹发生性关系一样（《斯巴达政制》第一章，13节）。据色诺芬的描述，通奸在斯巴达司空常见，在这种地方，乱伦现象不可避免，比如说，很难（若非全无可能的话）确切知道一个人的近亲到底是谁。[19]色诺芬把不严格的婚姻法追溯到斯巴达人欲图“给孩子们增加兄弟（【译按】指无财产权的私生子）”，有时候他说，“某个斯巴达人辖制的这些[别的]人是孩子的父亲”，以此暗示斯巴达人家庭关系混乱不堪。[20]此外，色诺芬总结对斯巴达青年在集体进餐时的行为举止的描述时说，“这就是所描述的他[吕库古]照顾所喜爱的男童的方式”。[21]最重要的是，他几乎明确退回到对斯巴达男同性恋在欲爱上羞怯节制的赞美，他声称，看到斯巴达年轻人去参加集体用膳时的行为举止，“你会相信，他们比新房里真正的处女还害羞”。[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