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唐（高祖武德初至睿宗景云中）文学思想

隋代后期，滥用民力，徭役无度，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在中国历史上，迅速从破坏中得到恢复，又迅速从恢复复归于破坏的，隋代恐怕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史称大业五年（609）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为隋之极盛时。从一些极简单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其时徭役的苛重：大业元年（605），每月役丁二百万，营建东京洛阳（《通鉴·隋纪四》），又征河南、淮北郡民百余万修通济渠；大业三年（607）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通鉴·隋纪四》）；四年（608）正月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七月，又发丁二十万筑长城（同上书），八年（612）发兵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征高丽。以八百九十万户，八年间役丁六百余万，再加上不断修建宫殿，不断游幸，财力的靡费，生产的破坏，百姓的负担，都是不言而喻的事。由于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中国的百姓有着惊人的忍受压迫的能力，但是一旦活不下去的时候，反抗的爆发力也是惊人的。隋末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真可谓一夫疾呼，而风烟四起。史臣叙述其时百姓铤而走险的情形，谓：“帝以去岁谋讨高丽……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值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通鉴·隋纪五》）大业七年（611）王薄在章丘、刘霸道在平原、窦建德在漳南聚众起义，史臣称“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虽追捕斩决，而莫能禁止。大业九年，正月有杜彦冰、李德逸，二月有韩进洛，三月有孟海公、郭方预，四月有甄宝车，七月有刘元进，八月有朱燮、管崇，九月有吴海流、彭孝才、李三儿，十月有吕明星、金张、格谦、孙雅宜、向海明，或数万，或十万，或称王，或称帝，规模更大的如杨玄感、杜伏威、李密、王世充。全国已处于反叛四起之中，其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官兵。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炀帝照样出征与游幸。十年夏至北平，秋至怀远，接受高丽的请降；十一年夏至太原避暑；十二年夏巡游江都，史称其出巡，“从幸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轴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隋书·食货志》）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错综纠结的历史图画：饥馑流民，烽火血泪中有歌吹宴乐、雕栏画栋。何以在国将败亡之际，仍安于巡游宴乐，隋炀帝的心态是颇值得研究的。他是一位很重学术的人，史称其“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通鉴·隋纪六》）。他又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诗和文都写得极好，从现存的隋诗看，他的诗无论从情思格调还是从文采看，都是最好的。他同时又是一位极自信极骄殆猜忌的人，史称其“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他自信仅凭才能，他也当为天子。他是一位骄横残暴与文墨才华并存的人，是一位因施暴政而四面楚歌仍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当然也是一位无节制地纵欲而终于亡国的人。他的一生结局对于后来的帝王，无疑有着惊心动魄的提示。我们读唐史，会感受到这种提示在唐朝创立者的种种决策中无形的作用。炀帝是他们的一面镜子。这就是我们在理解初唐文学思想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前提。

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在大业十三年（617）六月，攻占长安后，奉炀帝之孙杨侑为帝，李渊自为大丞相。翌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为宇文化及所杀。五月，杨侑让位，李渊即帝位，建立唐朝，改元武德。唐朝建立后，用了七年时间，平定了各地的起义队伍，重新统一了全国。两年后，也就是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即帝位，是为唐太宗。从此，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军事强大、经济文化繁荣的朝代。贞观之治对于这个朝代的繁荣强大实至关重要。李世民和他的重臣们，亲眼看到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他们经历过无数的征战，深知创业的艰难。“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样一个朴素的伟大真理，和他们永保皇祚的强烈愿望紧紧联在一起，成为他们考虑一切问题的立脚点。从这样一个基本点出发，他们采取了一些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政策。在经济上，对人民群众的剥削比较有节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徭役赋税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因之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唐太宗比较清醒和清明，一是纳谏，一是善于知人和用人。唐太宗的善于纳谏在历代帝王中是少有的。因为听得进臣下的意见，防止了政令上的许多错误。在用人上，摆脱了门第限制，科举取士，较好搜罗和使用了有用的人才。特别是科举取士，对唐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大。在思想领域里，既提倡儒学，又尊崇道教，同时不排斥佛教，儒、道、释互相影响、互相吸收，思想较为活跃。而由于执行了比较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流。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唐朝的建立者的气魄和眼光，他们从历史上得到的教益和善于运用这些教益于治国的实践中，比他们以前的帝王们都要多得多和高明得多。

他们的这些基本决策对有唐一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思想发展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唐文学的繁荣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朝代的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唐文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分析一下初唐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发展，我们就可以清楚发现，这样一个开端和盛唐文学的到来是整个发展过程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整个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个开端，盛唐文学的到来是不可想象的。以往，我们对这个开端似乎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和确切的评价。

从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势和文学思想的发展程度看，我们可以把唐王朝建立初至睿宗景云中约九十年左右时间，看作盛唐文学到来之前的准备时期，艺术上、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这个时期，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唐朝建立到初唐“四杰”中较年长的卢照邻走上文坛的永徽年间，大约是三十年左右；第二个阶段，从“四杰”登上文坛到陈子昂开始写他的《感遇》诗的垂拱年间，也是三十年左右；第三个阶段，从垂拱年间至景云中，也是三十年左右。

我们现在来看这三个阶段文学思想的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