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外研究进展

一、区域协同创新的内涵、模式以及驱动因素

（一）协同创新的内涵

1965年，Ansoff首次提出协同的概念，他认为在协同的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资源共享，实现共生互长，最终实现创造价值的根本目的。1973年，Haken对协同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了补充，关于协同学的研究逐步渗透到经济学、社会学、物理学以及管理科学等诸多领域，协同创新就是协同学应用于技术创新领域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协同思想在创新系统理论中得到应用，很多文献以国家创新系统以及产学研合作为主题，探索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或中介组织等不同的合作对象之间的协同创新问题。“协同创新”一词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中心的研究员Peter Gloor给出明确的定义，他认为协同创新是由一组人员组成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想、信息和技术等进行合作，从而实现共同的目标。Aokimasahi在对协同创新进行定义时，认为协同创新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等处于不同行业领域的主体通过合作影响产生的一种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可以提升各自的发展潜能。Fiaz（2013）认为协同创新是企业推动研发和提升创新水平的一种有效手段。Cooke（1992）最早提出区域创新系统这一概念，他认为在地理上邻近且有关联的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等不同创新主体构成了区域创新系统，支持并推动区域创新发展。Chesbrough（2005）认为，随着人才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知识的创造能力和扩散能力日益增强，企业必须改变创新模式，通过开放式创新加强与外部知识源的合作，整合创新要素以提升创造能力。Freeman（1991）和Rothwell（1994）将协同创新定义为利益驱动所导致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正式或非正式基础上的稳定的交易关系系统。Abend（1979）认为协同创新不应该只有企业一个参与者，不同组织间的协同能够推动创新，协同创新是推动生产率提高的一种方式。Guido（2011）认为，协同效应的产生是众多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团队管理中，协同效应越强，团队的整体效果越好。Maria（2007）认为，企业在进行创新时，客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客户应该成为协同创新的主体之一，协同创新需要考虑企业与客户的协同作用。

（二）协同创新的模式研究

协同创新模式是创新主体基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互补性，通过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相互协作共享特定的资源，最终实现协同效应的不同的创新组织模式。Metcalfe（2000）指出，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个体创新模式将被协同创新模式所取代，各创新主体在研发过程中互相影响，这种开放与分散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的学习效应和扩散效应。Cooke（1998）把区域协同创新的模式分为基层型、统制型及网络型三种。Ritala（2009）认为，与竞争对手合作是创造渐进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的有效途径，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尤为明显，但是Nieto（2007）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由于信息泄露风险的存在，双方合作并不是实现产品创新的最好方式。Okamuro（2011）指出，协同创新各参与主体中创新者的品质，如教育背景、创新产出以及与科研机构的关系对研发合作非常重要。Chang（2003）从合作者角度，将协同模式划分为竞争者协同模式、用户协同模式、替代者协同模式和供应商模式四种。Pastor等（2002）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将企业间的协同模式分为非股权协同和股权协同两种模式。Atlan将产业研合作的模式划分为一般性研发资助、合作研究、研发中心、产学研发联盟、大学中的业界协调单位、创业孵化中心与科技园区几种。Das（2000）等研究了协同创新模式的不稳定性，认为现有企业协同创新的不稳定性在30%～50%之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模式的选择对企业协同创新的效果具有重要影响。Amara（2005）认为战略联盟模式有助于中小企业资源的交换和共享，是企业协同创新的重要模式。Marcher（2006）从企业交易成本角度出发，提出研发外包模式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率，是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有效方式。Xu（2007）等基于系统理论，提出全要素、全时空、全人员的全面创新模式，指出该模式能在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创新人才的作用，建立企业内、外部资源高度协同的全面创新模式。以Yoon（2008）、Baldwin（2011）以及Zeng（2010）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专利合作模式有利于知识的流动，从而促进协同创新的实现。Belderbos等（2004）评估了企业与不同合作伙伴同时参与研发合作对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的协同方式对协同创新效用产生影响。

（三）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

协同创新主要表现为产学研的深度合作，但是由于各创新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出发点不同，这种深度合作不能自发产生，因此，探索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有利于促进创新主体的深度合作，实现可持续的协同发展格局。国外学者对协同创新驱动因素的代表性研究有：Powell（1996）从生物技术网中识别了跨组织协同与创新的焦点，指出地理位置、研发联盟、关系纽带等要素对协同创新网络具有重要影响。Lee（1996）将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主要动机归纳为：开放新产品、进入新技术领域、接近大学的重要人员三种。Vuola（2006）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提出，企业进行协同创新的最大目的在于满足各自的战略资源需要，即资源的互补性是企业进行跨界协同创新的核心原动力。Lopéz（2008）也指出，企业与其他组织或机构进行协作，能够将不同主体的优势技术和信息资源有机整合，改善市场准入，获得规模经济，实现成本共担和风险共享。Serrano & Fischer（2007）认为区域协同创新的要点在于刺激要素充分流动，知识充分扩散，并对区域创新系统实现系统性优化。Thorgren（2009）等指出，在企业协同创新过程中，网络规模、激励程度和政府等要素都会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Veugelers等（2005）认为，产学研合作的动机主要来源于企业、大学之间的知识和能力“异质性”、节省交易费用、独占知识技术等三方面。Wieimeier（2012）认为各个创新主体通过分享和整合创新要素进行协同创新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价值创造。Martínez-Román（2011）以及Pavlou & Sawy（2011）在不同的文章中指出，环境是影响企业协同行为的重要因素，但是Pavlou，Sawy的提法更加具体，他们认为良好的市场环境与宏观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的协同创新。一些学者将创新资源作为影响协同创新的因素，例如Demirkan（2012）等的研究表明，企业创新资源要素和区域环境对企业创新过程和协同创新具有重要影响。Cowan认为区域合作中的知识协同和知识互补性是影响协同效应的主要因素。

二、产业转型升级的概念与影响因素

（一）产业转型升级的概念

作为产业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和理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其概念和内涵至今仍很难完全统一，国外学者多从价值链的角度对产业转型升级概念加以界定，从时间上来看，Gereffi和Kaplinsky是较早提出产业升级概念的两位学者。Gereffi（1999）和Poon（2004）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逐渐走向更具盈利能力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Kaplinsky（2001）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制造出质量更好的产品、更加有效地制造产品，或从事需更多技能的活动。2005年，Kaplinsky从企业的角度提出，企业升级是指通过优化产品或生产迈向具有更高技能和更高价值的阶段的过程。Ernst（2001）则认为产业升级可分为产业间升级和产业内升级（包括要素间升级、需求升级、功能升级、链接上的升级）。Gary（1999）认为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伴随着企业由低收益的行业转向高收益的行业，或者由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Proter（1990）认为产业升级是当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禀赋更加充裕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Tse E.（2002）、Schnaars S.等（2011）研究认为产业升级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演变的过程。Schmitz（2002）则提出，升级是企业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产品或服务附加值，并最终表现为核心竞争力增强的过程。Guerrieri（2001）认为产业升级是指在某产业内国家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动态专业化。Humphrey等（2001）从微观层面对产业转型升级进行了阐述，指出产业升级是通过获得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提升其核心竞争能力以及从事高附加值的活动。Khessina & Carroll（2008）、Lange（2009）等均认为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部分，并指出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嫁接、裂变，或者两者相融合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途径。

（二）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因素

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多因素都能影响它推进的速度。关于影响产业转型升级因素的研究，Anderson等学者构造了一个技术变革循环模型，来探讨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指出技术间断和主导设计的出现推动了产业的跃升。Gereffi（1999，2005）强调了公司学习对于产业升级过程的重要性，并将国际贸易和投资引致的产业技术进步和国际技术转移视为产业升级的一个动力。Po.Hsuan（2014）通过分析金融发展与工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发现资本较发达的国家有更高的创新水平，而信贷市场则阻碍了创新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Pavlinek（2009）使用全球价值链方法对四个中欧国家汽车制造业产业升级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欧洲汽车行业产业升级意义重大。Frankerl & Romer（1999）通过分析发现，贸易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推动作用。Acemoglu & Guerrieri（2008）认为产业结构的变迁是由于部门间要素比例的差异和资本深化导致的。Ngai & Pissarides（2007）将劳动作为变量引入产业结构和经济均衡增长的模型，研究表明劳动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具有显著的作用。Sturgeon（2008）等认为高科技产业发展可以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Drucker & Feser（2012）通过分析企业层面的数据，认为产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调整。Luthje（2001）认为政府政策对产业转型升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Schmitz（2004）认为解决所需资源与可用资源之间的差距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Albu & Bell（1999）认为，研究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关注其他产业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与产业价值。新经济地理学开创者Krugman（1991）的研究认为，从中观的产业层面上来看，产业集聚有利于技术在厂商和企业之间的扩散和外溢，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此外，由于宏观经济的突出业绩表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支持或干预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Ken Imai（2007）等对中国手机产业升级的分析表明，除了市场需求变化、技术本身之外，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影响中国手机产业升级的重要原因。Thomsen（2007）在对越南的服装产业研究中，也观察到了产业升级与日用品生产链受当地体制结构和政策影响的现象。Aan Pottelsberghe（2003）从国际角度来研究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通过对十七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分析，他发现良好的税收政策能够促进企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进行增加，从而增强国家的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同样，Drrat（2009）、Wahab（2010）也认为税收的相关政策和财政支出（特别是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的支出）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受限于一国经济体具体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变革，产业转型升级的选择路径在不同国家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尝试，而且表现在发达国家的内部也有所不同。Marks & Lauren（2005）认为工业企业的升级路径大部分都是从代加工生产模式（如贴牌生产）向企业研发设计模式升级，再向自主创立品牌模式升级。Lee（2011）通过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同时发现产业的不同要素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贡献不同。Humphrey & Schmitz（2002）认为产业集群的升级方式包括产品升级（改造现有产品或制造出新产品）、功能升级（在产业价值链内实现从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服务环节的攀升）、工艺升级（改良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价值链升级（进入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价值链）四种。Aleman（2004）研究巴西诺斯谷地区鞋业，探讨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多种方式与路径选择。Kaplinsky，Readmanl提出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产业升级的低端路径和高端路径，低端路径指处于价值链中低附加值环节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较低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获得竞争优势，这种模式虽然短时间内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不利于产品核心竞争力的获得和竞争优势的持续增加；高端路径指处于价值链中低附加值环节的国家或地区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提升研发水平和地区的持续竞争力，往附加值较高的环节攀升的过程。Masami（2013）研究了产品与工艺创新、技术和管理实践投资推动产业升级路径。Lee K.（2009）等人提出，资源型产业的发展需要未雨绸缪，并提出了三条能源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延伸产业链、培养接续产业以及产业转型。Markey S.et al.（2016）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的路径总结为：从资源的比较优势向城市的竞争优势转变。

四、协同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研究

Axel & Christoph（2012）指出，关键客户和研发团队形成的协同关系能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使得企业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更符合市场的需求，从而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实现产业升级。Varum（2017）认为创新性的技术活动可以推进不同行业成为高生产率增长的行业，最终实现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Lucchese（2011）对德国等六个主要欧洲国家细分行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技术创新的差异对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Ku Y. L.（2005）等论证了科技创新通过更新生产方式和公司运作模式，促进产业升级这一作用机理。Baumol（1965）研究指出，技术创新能够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Celeste（2009）等论证了科技创新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Storper（1989）认为，在一个高度变动的环境下，本地化的生产协作网络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性。Krugman（1991）认为区域内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已经超过了自然禀赋，成为决定区域内企业活力的关键。Michaeld Santoro（2000）强调产学联盟有助于促进知识和新技术转化与产业的转型升级。Edwin-Mansfield，Jeong-YeonLee（1996）在研究现代高校对产业创新的作用时指出，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高校参与行业内新产品的设计都对产业吸收高新技术，实现转型升级产生了重大影响。Montobbio（2002）认为，技术创新能够为创新主体提供行为差异，从而通过企业竞争推动产业升级。Paul（1983）论证了科技进步会促使劳动力与产业结构升级形成良好的呼应效应。Carlin（2003）基于实证金融数据提出，具有市场导向能力的金融机构能够显著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风险产业的成长，同时银行导向型的金融结构则对于传统低风险型产业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创新能够有效地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Baptista（1998）等指出，创新可能同时导致“拥堵效应”和“竞争效应”，对区域产业升级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