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日本的侦探小说创作

日本的侦探小说创作同样起源于对欧美侦探小说的翻译和模仿。19世纪末20世纪初，原创作品陆续登上历史舞台后，很快便成为日本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通俗文学类型之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作为侦探小说发源地的欧美国家的通俗文学阵地逐渐被科幻、魔幻等小说形式大举占领，但在日本，侦探小说却依然常年占据着畅销文学榜的首位，热度维持了百年，不仅未见丝毫消退，反而更上一层楼。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学现象。与其他国家的作品相比，日本的推理小说与社会背景和民族文化之间结合得更加紧密，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做出调整。也许正是这种高度的融合性，使日本的侦探小说得以保持长盛不衰的魅力。

（一）日本侦探小说的创作发展历程

在日本侦探文学的百年历史中，出现过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其背后隐藏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追求。如果我们把每个时期的经典作品放在一起进行综合比较，就能够清晰地发现日本侦探文学的变迁轨迹。不同阶段的文字如同一面面镜子，映衬出日本社会的倒影。

1．自发时期：精致结构下的连环推理

从1920年日本《新青年》杂志创刊号刊登侦探小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可以视为日本侦探小说发展的第一阶段。从翻译、改写欧美的侦探小说，到进行原创，自发时期的日本侦探小说依然严格遵循着欧美的写作模式，以环环相扣的推理和连贯圆融的逻辑为主要目标，追求形式上的精致美感，并不关注内容的新颖性或深刻性。关于这一时期的创作，有以下三点突出之处。

第一，江户川乱步及其作品。江户川乱步对于整个日本侦探小说发展史而言，具有开山立说式的贡献。他是日本“本格派”侦探小说创始人，其对科学逻辑推理的严守也成为这一阶段侦探作品的时代缩影。1923年，江户川乱步凭借《二钱铜板》与《一张车票》两部作品受到文坛的瞩目，随后接连发表了《心理测验》《人间椅子》《屋脊里的散步者》《恐怖的三角公馆》《地狱的滑稽大师》等作品，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在经历了《奇幻岛》的过渡之后，他的创作进入成熟期，留下了《阴兽》《地狱中的魔术师》和《怪人二十面相》等不朽名作。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对病态心理阴冷而奇幻的描写贯穿始终，引发了研究者们极大的兴趣。他笔下的侦探明智小五郎也因其落拓不羁的外表和不落窠臼的推理而深受读者喜爱。明智小五郎深谙犯罪学理论，对“人性”研究极为感兴趣，登场不久即成为当时日本民众最具人气的人物形象之一，江户川也应读者的要求，将其塑造成具有打斗能力的全能侦探。作为“日本侦探小说之父”，他对日本侦探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影响重大。比如在为中国读者和观众所熟知的《名侦探柯南》之中，江户川柯南和毛利小五郎的名字便是分别以姓和名向江户川乱步及其作品致敬。《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中明智健悟的姓氏同样也有致敬经典的用意。鉴于江户川对侦探小说的突出贡献，1961年他获得了紫绶褒章。

第二，交相辉映的《黑死馆杀人事件》与《脑髓地狱》。前者的作者是小栗虫太郎，该文于1934年开始在日本《新青年》杂志上进行连载。《黑死馆杀人事件》集中体现了小栗的渊博学识和丰厚积淀，他应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将“炫学推理”发展到了极致。后者出版于1935年，作者是梦野久作。“梦野久作”的含义是精神恍惚的人，这一笔名直接体现了作者的写作风格。《脑髓地狱》描写的是一个失去记忆的精神病人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充满了诡异的浪漫和绚丽的幻想，心理悬疑的风格在当时的众多作品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这两部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流行起来的作品，虽然从内容到形式都截然不同，但在日本侦探小说史上，却是双峰并峙的两部奇书。至今仍然有无数读者将它们同时评价为晦涩难解，一方面呓语式的文字传递的是碎片化的信息，很容易让读者感到摸不着头脑；另一方面书中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如同智力测试一样，需要读者抽丝剥茧地进行推断和解读。而对于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这两部书犹如解开时代之锁的钥匙，对理解当时的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以上海为舞台的推理故事。如序言中提到的那样，这一阶段日本作家创作了很多以上海为背景的侦探小说。他们笔下的城市基调是浓暗堕落的，层层铺陈又增加了推理的生动性。善恶未必有报，力量才是正义和公理的结局，也迎合了当时日本民众的阅读取向。本书第四章将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详细的讨论。此外，如同“淘金热”吸引了全美热切的目光，侦探小说中对上海的“异域想象”也吸引了日本民众对于中国的狂热关注，侧面助长了日本国内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气氛。虽然侦探小说与战争的关系迄今为止很少受到注目，但却是十分值得深入讨论的主题。

2．自觉时期：百花齐放下的人性悲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一段时期，日本的侦探小说创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自觉创作的时代。经历了战争的狂热与伤痛、战后经济的重建与高速发展之后，日本的侦探小说创作也跳出了欧美模式的窠臼，深深打上了民族和时代的烙印。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再极力追求形式上的完美推理，而是转为探索人生意义和精神家园等更深层次的主题。无论是描写大家族、大时代的磅礴叙事，还是观察小人物、小生活的琐屑絮语，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对人性的拷问，人类的自私、贪婪、欲望和无节制等弱点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和展示。

这一时期，日本文坛出现了很多对侦探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作家。横沟正史通过一系列作品塑造了金田一耕助这一家喻户晓的侦探形象。尽管是虚拟的人物，但作者仍然对金田一的生平进行了非常仔细的设定：曾经出国学习，却依然不改和服木屐的打扮，这在今天看起来有些保守的作风，在当时的日本却非常普遍。金田一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侥幸生还，居无定所，孑然一身，这些设定同样反映了社会现实。此外，作品中对于农村景象和封建家族入木三分的描写，也都生动地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乡村颓丧而保守的氛围。

与横沟正史多局限于农村和家族的狭小叙事相比，松本清张是则是以宏大的背景设定见长。他的作品并不以出人意料的巧思推理取胜，而是深刻揭露了人性中最阴暗的罪恶，这使得他的文章充满了厚重之感，在日本甚至有“清张革命”之说。他也因此被看作是引领了“社会派推理”潮流的人物，与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并称为“日本推理文坛三大高峰”，并影响了此后包括东野圭吾在内的几代作家。他的作品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部作品被搬上银幕。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代表作《点与线》，被奉为“时刻表诡计的经典之作”。时刻表诡计对于逻辑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一点点的误差都会导致整篇作品的崩盘。而松本文中使用的交通时刻表是1958年日本真实存在的时刻表，环环相扣的情节似乎随时都可能在现实中上演，可以想见给读者带来多大的震撼和冲击。日本朝日电视台在50周年庆祝企划时，从众多作品中选择了《点与线》进行翻拍，也显示了这部作品长久的魅力和影响力。

森村诚一的作品同样致力于对人性和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和拷问。但在故事背景设定方面却与松本清张不同，森村的很多文章都涉及美国元素，反映了当时日美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日本人矛盾的心理状态。森村的作品中还常常有一些被忽略却富于深意的描写。比如在《人性的证明》中，作者以一段干练的文字展现了旁观者对于受害人兴致勃勃的围观和缺乏同情的冷漠，与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中的片段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类的情节还有很多，于不动声色之间渲染出市民心理的脆弱和彷徨。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家各有着眼与所长，拼凑在一起，便能够较为完整地勾勒出战后几十年间日本社会的实像，也能更清晰地观察到日本文化在阵痛中的行进方向。

3．成熟时期：形式与主题的双重追求

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的侦探小说创作步入了成熟阶段，突出表现为作家们既追求形式上的结构严谨，又注重意义或情感的表达，在作品中完美平衡了“文”与“质”的关系。

近年来炙手可热的东野圭吾，在严谨而富有新意的推理之下，隐藏着对于各种社会问题深切的观察和批判，也因此被誉为“新社会派”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未成年人犯罪，还是子女弑父，这些现象不仅困扰着日本社会，在如今的很多国家中也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东野通过多部小说，反复对未成年人相关法律的不合理及亲情的冷漠进行揭露和分析，从而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这些问题的强烈关注和议论。

被誉为“平成国民作家”“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的宫部美雪，以奇幻瑰丽的想象直面人性的黑暗，流露出悲天悯人的情怀。宫部作为女性作家，她的文字有着其他男性作家少有的纤细和美感，风格也较为多变，但主题一直集中于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尤其是1993年获得第6届“山本周五郎奖”的作品《火车》，是典型的“社会派”作品，使日本国民对借贷问题进行了集体反思。

开创了“新本格派”推理小说的岛田庄司，通过“御手洗洁”系列和“吉敷竹史”系列，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又构建了光怪陆离的推理谜团。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展望塔上的杀人》一书，虽然被少数推理迷诟病为推理让位于情怀，但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却是将侦探小说和社会问题完美融合的作品。书中讲述的六起案件，折射出日本社会的种种病态，此外，岛田在书中观点鲜明地提出大都市是犯罪的温床，甫一发表便引发了全民讨论。

这一时期的作家在作品中大多实现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并重，从而鲜明地区别于前两个时代的作品。除了创作手法和取向上的成熟需要详细分析，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所反映出的社会变化同样值得关注。比如对于邻里关系的描写，从前两个时期邻里之间的亲密到这一时期邻里之间的冷漠和不信赖，日本熟人社会的崩坏过程是跃然纸上的。再比如对于恶女形象的塑造，森村诚一的作品中，八杉恭子、佐和子、野泽虹子等女性出于对虚荣的贪慕或者对肉欲的沉溺而逐渐失去了人性的本真，坠入犯罪的深渊，令人唏嘘惋惜。而在东野圭吾的作品中，恶女的“恶”却被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唐泽雪穗还是新海美冬，都如同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浮士德，从最初就向着恶的方向不断前进，但恰恰因此，令小说中的男性对她们趋之若鹜。日本文化的女性观历来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从毫无灵魂的肉欲美，到误入歧路的感伤美，再到完全沉溺于黑暗的恶之花，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是意味深长的。

（二）日本侦探小说中的“域外想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文坛曾涌现出一大批以海外——主要集中于中国上海、中国东北和东南亚地区——为背景的侦探小说，其中关于人物形象和风土人情的描写，充分展现了日本国内对于这些城市的“异域想象”。并且，这类侦探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历程与战争的进程息息相关，反映了日本国内对于海外扩张的态度变化和对战争的反思。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今日本的侦探小说创作依然繁盛，但以海外为舞台的作品却几乎销声匿迹。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侦探小说中的“异域想象”问题可以说是一种时代性的文学现象，是十分富于兴味的文学史、文化史课题。

当日本的侦探小说家将视线投向海外时，他们的目的之一在于描绘与日本不同的城市文化，给读者以全新的阅读体验。因此可以说，他们所勾绘的其实是以日本文化为基点的“异域想象”。其中既有作为异国观察者冷静而新奇的发现，也有迎合日本民众阅读心理的过度描绘。另外，日本侦探小说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对三个地区进行了迥然不同的城市描写和人情勾画，这些差异既与现实状况相应，也与日本对外征服过程中的国内宣传和政治动员息息相关。而战后的作品中，三个地区中一些城市的风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体现了社会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1．东南亚舞台

1941年年底，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日本迅速占领了整个菲律宾。紧接着，马来半岛、新加坡等相继沦陷，东南亚绝大部分地区都沦为日军的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一批以东南亚为舞台的侦探作品，主要聚焦于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的重要城市。在这些小说中，日本军方对当地的管控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极端支配状态，如果说日军在上海的日占区是“介入”了当地的文明，在伪满洲国是“主导”了城市的氛围，那么在东南亚，则可以用“主宰”这个词来形容日军的统治。并且，在这些作品中，很少以当地人作为主角，几乎都是其他国家的各种势力代表者在当地斗法，而当地的人物则沦为背景，像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即使在极少数的文章中有将当地人作为故事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情况，也几乎没有正面的描写，而是典型的起陪衬作用的负面形象。为什么当时的日本作家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这种写作方式？其背后的原因显然是值得探究的。事实上，这些作家中，有一部分人并没有真正去过东南亚，他们关于东南亚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国内的政治宣传。而在太平洋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他们能够得到的信息可能是经过筛选和加工的，他们在小说中带有前见的描写，又反过来加深了读者对于东南亚的固有印象。联想到战争爆发后，一些反战作家被禁止在日本国内发表作品，甚至被逮捕或者通缉，只能流亡海外继续从事相关创作，曾经刊登过相关文章的编辑和杂志负责人也因此身陷囹圄，那么，似乎可以推测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出于政治的需要，只有正面歌颂日军、丑化当地人的作品才有发表的机会，日本读者读到的文章是经过了某种政治标准过滤后的内容。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资料和相关研究对此进行解明。

2．中国东北舞台

对于当时的日本民众而言，中国东北一直是他们比较熟悉和向往的地方。大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旅游业的发达，以满铁和JTB为代表的旅行社也在积极策划赴中国尤其是东北旅行的各种活动。“在日本旅行文化协会成立时（作者注：1924年）创刊的机关杂志《旅》这一专门杂志的创刊号上，在说明该协会成立宗旨时，把‘介绍日本内地以及朝鲜、满蒙、中国等地的风土人情’作为其活动目的之一。另外，在该创刊号上刊登的满铁广告上，印刷着一句极为直观的宣传标语；‘旅行的季节到了！去朝鲜！去满洲！去中国！'”由于地缘的关系，对于日本人来说，东北地区相较于中国的其他地区，在心理感觉上是更为亲近和密切的存在。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作家笔下的东北生活与其他两地（东南亚和上海）不同，多了一丝温情和柔和。

日本侦探作家笔下发生于中国东北的故事主要集中于大连、新京（长春）、哈尔滨等城市。而其中颇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第一，这类小说中屡屡提及大连等城市的建筑与日本内地的建筑风格极为相似，如同日本以长安为范本建造了奈良等城市，千年以后，他们反过来将自己国家的建筑模本输入到了中国。可以想见，这样的描写会大大增加日本民众的民族荣誉感，并造成一种文化交流的假象，从而掩盖对华侵略的本质。第二，在这类作品中，日本人住在城市中最好的地段，过着最光鲜的上流生活，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却住在较差的地区，过着低人一等的生活。而尽管当时的哈尔滨聚居着很多俄罗斯人，但在战争时期的作品中，却鲜少出现俄罗斯人的身影。中国东北仿佛成了封闭的孤城。作家们又煞费苦心地掩盖了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把两国民众的关系塑造为一种和谐的状态。这两点叠加在一起，大多数日本读者想象的东北与真实的情况恐怕是大相径庭了。

3．中国上海舞台

在民国时期日本以海外都市为背景的侦探作品中，以中国上海为舞台的小说数量是三个地区中最多的。诚如李欧梵指出的那样，“上海也向日本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后期这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当时绝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经历了从唯美主义、无产阶级主义到日本的帝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转换。上海，一个他们很多人都到过的城市，同时向他们提供了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背景，使他们得以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思索他们自身的矛盾和暧昧心理”。于是，很多日本侦探作家将上海塑造成名副其实的“魔性之都”，以投射他们复杂的心理情感。这种塑造虽然失之片面，只写出了上海不尽如人意的一面，而忽视了城市的光明之处，但相比较其他两个地区相关的作品，却是最切近真实感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以三个地区为背景的侦探小说的基调产生了很大的差别。在以东南亚为舞台的作品中，作家们并没有对于相继失去海外占领地表现出太多的惋惜，也没有刻意营造感伤氛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流露出漠然的情绪。与此相对，在以中国东北为舞台的作品中，作家们一方面极力刻画苏联士兵对日本士兵及平民的残忍欺压，另一方面则描写了受战争创伤困扰又不能回归故里的日本人的凄惨日常生活，战胜国与战败国的鲜明对比，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很大的反响。而在以上海为舞台的作品中，作家们集中笔墨描述了日本军人在战败后的颓唐之感和毁灭性的结果，但作家们同时暗示，上海繁华依旧，魔力依旧。三种迥异的风格，体现的是日本国内对于整场战争的态度和反思。

本书仅以上海舞台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另外两者则留待日后做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