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目前，“文类”概念已然成为文学研究中的热词，据知网统计，近十余年来，以“文类”为题的论文已发表150篇左右，主要集中在新世纪以来，且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不过总的说来，这些文章较多对于“文类”概念的静态分析，动态梳理相对薄弱。其实这一概念一直处于嬗变之中，而这种嬗变始终与文学理论的变动如影随形、息息相关。

对于中国人来说，“文类”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中国人在同等意义上使用的是“文体”概念，主要是指体裁、体例、体式，属于文学形式范畴。如曹丕《典论论文》将广义的“文学”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四科八体，陆机《文赋》进一步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体，而刘勰《文心雕龙》则将“文之体制”分作33种，萧统《文选》更将“文之体”别为38种，而且赋又分子类凡15种，诗又分子类凡23种！明清之际出现过“文类”一词，但仍指文学形式意义上的体裁格式。[1]

“文类”概念有国外的学术背景，genre（文类）一词最初是法文词，它是指文学作品的类型、种类或形式。该词在英语中出现较晚，到20世纪初才在英语文学批评中得到确立。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一概念的含义并不确定，有人主张文类概念应依附于语言形态学，有人主张文类概念应依附于对宇宙的终极态度。韦勒克、沃伦综合这两种对立主张，概括为“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两个方面，前者是指“特殊的格律或结构等”，后者是指“态度、情调、目的等以及较为粗糙的题材和读者观众范围等”。[2]很显然，上述两种主张中前者诉诸文学形式而后者诉诸文学内容。不过作为“新批评”的文论家，韦勒克、沃伦对于后一种方法仍心怀疑虑，担心一旦按照动机态度、情调意趣、题材选择、功能取向去给文学作品分类，可能导致像“政治小说”、“工厂工人小说”、“教师小说”、“海员小说”等文类的泛滥。为此他们的立场又有所退缩：“总的说来，我们的类型观念应该倾向于形式主义一边”，而将“政治小说”等称为“社会学的分类法”并加以拒斥。[3]但是依据题材和立意划分文类乃是不争的事实，不只国外有上述种种近现代小说类型，中国古代早就有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游仙诗等诗歌类型，至于现当代所谓“公案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所谓“乡土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新移民文学”等，都是人们常说常用的文类了。可见从“文体”概念走向“文类”概念，为将题材、主题等内容方面作为文学分类的重要依据打开了方便之门。

顺着这一逻辑往前走，晚近以来“文类”概念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后现代转折。乔纳森·卡勒曾描述了在文学研究中发生的这一异动，他指出，近来已有与日俱增的证据显示，文学理论的著作，都在一个未及命名但经常被简称为“理论”的领域内密切联系着其他文字。“这个领域不是‘文学理论’，因为其中许多最引人入胜的著作，并不直接讨论文学。它也不是时下意义上的‘哲学’，因为它包括了黑格尔、尼采、伽达默尔，也包括了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高夫曼和拉康。它或可称为‘文本理论’，倘若文本一语被理解为‘语言拼成的一切事物’的话，但最方便的做法，还不如直呼其为‘理论’。这个术语引出的那些文字，并不意在孜孜于改进阐释，它们是一盘叫人目迷五色的大杂烩。”他引用理查德·罗蒂评价那种始于19世纪的混合类型的理论文字时使用的说法，称之为“新的文类”：“自打歌德、麦考莱、卡莱尔和爱默生的时代起，有一种文字成长起来，它既非文学生产优劣高下的评估，亦非理智的历史，亦非道德哲学，亦非认识论，亦非社会的预言，但所有这一切，拼合成了一个新的文类（new genre）。”[4]卡勒后来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沿用了“文类”概念来界定“理论”的各种类型，他说：“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各种著作，从哲学殿堂里学术性最强的问题到人们以不断变化的方法评说和思考的身体问题，无所不容。‘理论’的文类（The genre of‘theory’）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5]

在这里卡勒开了将“理论”文字称为“文类”的先例，而他所说“文类”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理论”本身，一是指“理论”的各个流派或各种类型。这显然已与以往的“文类”概念相去甚远，它不是指文学形式层面上的体裁格式，也不是指文学内容层面上的题材和主题，而是指诉诸思考、预测、判断、解释，运用理性思维考察事情、探究学理的各种著作或流派了。卡勒将其称为“新文类”并揭扬了它的种种内涵，从而将“文类”概念大大扩充了。

首先，“理论”这一新文类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它包括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话语理论、精神分析、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族裔文化批评、后殖民批评、东方学批评等，还有最近受到关注的理论伦理学、人—动物间互研究、生态批评、后人类理论等新潮理论。它们通往各个知识领域和思想空间，这是一个包罗万象、无所不及的文类，一个层出不穷、永无止境的文类。它们涉及民族、种族、阶级、性别、年龄、出身、职业、地域、生态等方面文化权力的博弈，将文化政治问题推进了当今的学术视野，成为迅速趋热的学术焦点。其思想利器恰恰就是韦勒克、沃伦所顾忌的“社会学的分类法”，从而彰显了“文类”概念从文学形式到文学内容再到“理论”的发展逻辑，从形式走向了内容，从文学走向了文化，从文本走向了社会、历史、政治、实践。

其次，“理论”作为新文类，显示了思想学术的后现代旨趣。它往往另辟蹊径、剑走偏锋，将从局部领域、边缘地带获得的经验和观点推向一般，以解决更为普遍、更为根本甚至是划时代的重大问题。例如德里达的文字学研究就迥异于一般语言学家而大有深意在。德里达用文字学来颠覆语言学，将矛头指向了索绪尔。在索绪尔看来，作为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表现语言，语言是心灵的直接表达，而文字只是语言的从属，从语言派生出来。因此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宰的时代，语言总是备受抬举，文字则遭到贬斥。德里达对此不予苟同，他认为文字比语言更具本源性、原发性，因而文字并不从属于、派生于语言，而是更高于、更优于语言。德里达花费这么大力气来为文字学正名，将文字从以往受贬低、遭排斥的境地中超拔出来，与其说体现了对于索绪尔的传统语言学的解构，毋宁说更是对于秉持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再如福柯，他总是关注那些边缘性、局部性的话语，那些通常遭到排斥、被人忽视因而也不广为人知的话题，如精神病、诊疗所、监狱、刑罚、性经验等。在他看来，这些边缘性的经验更切近历史的多元性、断裂性和零散性，因而更有利于揭示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具体性。福柯借此显示了对于启蒙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姿态，启蒙现代性通过对于历史过程的一元论、连续性和总体性的诉求、通过对于历史研究中目的论和中心论的预设来张扬一种理性主义，而这正是福柯意欲拆解和和摧毁的。

再次，“理论”这一新文类往往突破固有的学科框架，挑战划定的专业边界，逾越人们熟知的学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知识领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其他学科领域、专业范围提供理论依据，这也就使其自身具有一种横断性和交叉性，成为知识生长点和思想创新力的渊薮。卡勒这样评价：“它们之所以成为‘理论’是因为它们提出的观点或论证对那些并不从事该学科研究的人具有启发作用，或者说可以让它们从中获益。成为‘理论’的著作为别人在解释意义、本质、文化、精神的作用、公众经验与个人经验的关系，以及大的历史力量与个人经验的关系时提供借鉴。”[6]其实个中道理也不难理解：知识增长和学术创新的动力来源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从本学科、本专业的延传继承之中获得直接效用，二是从其他学科、专业的借鉴启发之中获得参照效用。不过就“理论”新文类对于当今知识领域的影响看，其参照效用无疑更胜于直接效用。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理论恰恰从种种“理论”新文类中获益匪浅，后者往往成为当今文学理论革故鼎新、与时偕行的重要动力。以福柯为例，晚期福柯实际上对于文学并不待见，甚至不屑一顾，但这并不妨碍福柯的学说在文学理论中的影响，卡勒就说：“虽然福柯在这里对文学只字未提，但已经证明他的理论对文学研究人员非常重要。”[7]譬如福柯对于知识与权力、身体与政治之关系的分析，已然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相关问题的重要依据。那么，福柯何以对文学理论非常重要呢？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福柯之论对于追索文学的历史背景和权力关系特别有用，而这一点恰恰是文学理论不容忽视的大关节目。

第四，如果说“理论”新文类的参照效用仅仅是由于它与某一学科、专业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存在关联性，这可能还不够，毋宁说“理论”新文类的魅力更在于它勇猛精进、永在革新的前冲力。卡勒说：“我们归入‘理论’的那些著作，都有本事化陌生为熟识，使读者用新的方式，来思考他们自己的思想、行为和惯例。虽然它们可能依赖熟悉的阐发和论争技巧，但它们的力量——这正是它们被置于上述文类的缘由——不是来自某个特定学科的既定程序，而是来自其重述中洞烛幽微的新见。”[8]这样一种追新逐异的冲劲使得“理论”新文类更像一种青年文化——其实后现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青年文化。年轻而又不安分的学者总是在重估前辈们的成就，总是在催促新的理论学说的诞生，搅动得学术界成为纷扰不宁、争端四起的是非之地。自1970年代至今延续了数十年的“文学经典之争”就是一个显例。不过这种不甘寂寞、不甘停顿，永在仰望、永在进取的劲头恰恰能够使事物永葆青春活力。也许是受到感染，卡勒对此表达期许时也变得有点学生腔了：“如果承认了理论的重要性就等于让自己处于一个要不断地了解、学习重要的新东西的地位。然而，生活本身的情况不正是如此吗？”[9]

最后，“理论”新文类与文学理论的不解之缘还在于文学理论往往成为推介和传播“理论”新文类的重要载体和最佳途径。正如卡勒所说：“近年欧洲哲学——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福柯、德里达、塞瑞、利奥塔、德勒兹——是通过文学理论家而非哲学家而入口到英美。就这一意义而言，正是文学理论家，在建构“理论”这个文类中，作出了最大的贡献。”[10]文学理论往往在学术界领风气之先，其他学科往往是从文学理论中获得“理论”新潮的前沿信息，接触和吸收种种新理念、新学术、新话语，而“理论”也由于文学理论的发明而得到广为传扬。文学理论能有如此担当自有其道理，卡勒总结出以下三条理由：其一，文学理论富于人文色彩。文学以全部人文经验为题材，重视种种人文经验的整理、解释和连接，它关心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心理复杂万状的表现形式以及物质条件对个人经验产生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在文学理论的视野之中，受到文学理论的整合和提升，从而“诸色纷呈的理论工程之受益于文学，其结果亦有似于关于文学的思考，便非事出偶然。”其二，文学理论富于反思性质。文学是充满智慧的，它崇尚理性、反思以及理论穿透，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的理性提升，以标举反思精神为要义，“文学理论因此趋向于在它的轨道中，纳入关于交流的框架及交流问题的形形色色的思考，以及其他无尽无涯的反思形式。”其三，文学理论富于探索精神。卡勒认为，文学理论家特别容易接受其他知识领域中的新理论发展，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同时也对心理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中的新潮理论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对于这些新潮理论也不乏大胆怀疑的精神，“这使理论，或者说文学理论，成了一块热闹非常的竞技场。”综上所述，卡勒给出了一个与通常理解迥然不同的结论：“由文学理论在行将确定的‘理论’文类中来出演中心角色，并非不合适。”[11]由此可见，在“理论”新文类与文学理论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天然联系乃是渊源有自，而这一点，正是“理论”新文类在文学理论中特别受到青睐，以至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陈军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文类基本问题研究》即将付梓，我感到十分欣慰。当年我将这一题目交他去做，是抱有很高期待的，甚至我还希望他博士毕业后继续将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中的文类问题这两条线索做下去，最终将这一问题从“论”和“史”两个方面一网打尽。目前陈军正沿着这一构想往前做，状态不错，值得鼓励。但是“文类”这一问题是否有终点？最近我的想法又有些改变。晚近以来“理论”新文类的出现，使得“文类”概念成为开放的、生生不息的、无止境的，展现出无限的空间。想来这也在情理之中，《周易·系辞》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任何事物都是生生不息、日新月异的，“文类”问题也理应如此。文学无尽期，文学理论无尽期，“文类”问题亦无尽期，“一网打尽”只是一种理想境界，像地平线一样可望而不可即，但只要有追逐地平线的勇气和韧劲，就有希望，就能成功。

是为序。

姚文放

[1] 如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文类既殊，体裁各别，然惟言事与记事为最难。”

[2]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3页。

[3] 同上书，第265页。

[4]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5]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6]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7]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8]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9]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10]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1] 同上书，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