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夺主体的权力

有一个客观上支持复活本体论的事实，的确是和本体论的观念最不和谐地共存的。这个事实是：主体在很大程度上要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以掩盖社会客观的功能关联域并为主体在社会中的苦难进行辩解。在这种意义上——不单是今天——非我急剧地走在了我的前面。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绕开了这一事实，但又理会到了这一事实。在他的手中，这种历史的第一性成了“存在”绝对地对一切实存的和现实的事物的本体论在先性。他明智地忍住而不去简单地看待一切，不去颠倒哥白尼式的转变，即向观念的转变。他热衷于使他的本体论观点摆脱客观主义，使他的反唯心主义立场摆脱实在论，不管这种实在论是批判的还是朴素的。⁽²⁾毫无疑问，不能按照学术争论的战线把本体论的需要降低到一种反唯心主义的水平。然而，出于这种需要所产生的最持久的冲动也许是不承认唯心主义。

人类中心说的生活意识已被动摇了。可以说，处在哲学的自我反思中的主体已使过去几个世纪对地球中心说的批判成了对它自身的批判。这种动机不单是一种世界观的事情，不管这种动机多么容易表露为一种世界观。哲学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之间的过分综合当然是可憎的，因为这些综合忽视了物理、数学日渐独立的形式语言，这种语言早已不能恢复为直观形象或任何别的可与人的意识直接相对应的范畴。尽管如此，近代宇宙学的结果还是广泛传播开来，一切想使宇宙类似于主体或引申出它以便设定主体的观念，都已被贬低为一种可与愚钝者或偏执狂的天真相比的天真，这些人把他们的村庄当作世界的中心。哲学唯心主义的基础对自然的支配已失去它的无限威力的确定性，这既是因为它在20世纪前半叶大规模地扩张，也是因为人类意识一瘸一拐地落在后面，听任人类事务的秩序继续不合理，最终是因为已达到的伟大与达不到的东西相比其成就微不足道。有一种普遍的感觉、一种普遍的畏惧：我们在支配自然上的进步可能正日益促成那种本应保护人类免遭的灾难，或许正在编织社会粗鄙地长成的第二自然。

本体论和存在哲学是反应的模式，意识希望以这些模式——和其他更粗糙的模式一起——来逃避上述麻烦。但本体论和存在哲学本身包含着一种命定的辩证法。那种把人排除在创造的中心之外并使人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真理，将像一种主观的行为方式一样证明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使人们与它相一致，因而强化了第二自然的魔法。对存在的信仰、一种从批判的预感中派生的模糊的世界观，正如海德格尔有一次轻率地确定的那样，实际上已化成一种存在的奴役。面对面地感觉万物，持这种信仰者便不去费尽心血墨守任何特殊。因为只有万物能强有力地使主体相信自己的弱点。主体在与主体本身相关联而产生的灾难面前乐于畏缩，这是对他们想跳出他们的主体性囚室的无用愿望的惩罚。这种哲学的跳跃、克尔凯郭尔最初的姿态，正是主体梦想通过自己对存在的服从而可以避免的专横。

用黑格尔的语言说，只有在主体“在场”的地方才能解除这种魔法：这种魔法永远存在于主体的任何直接的他者之中，如同隐蔽的神仙永远带有神话神仙的某种不合理的特点一样。人们用这种装饰性世界观的过时的异国情调，就像用令人惊讶的可消费的禅宗思想一样，来认识今天的修补的哲学。像禅宗一样，这种异国情调装作一种思维姿态，而这种姿态是在主体中积蓄的历史不可能采取的。把精神限制在它的历史的、开放的、可达到的经验阶段上是自由的一个因素，无概念的异想天开代表着自由的反面。那些掉以轻心地从主体跑向宇宙的学说包括存在哲学，比起主体对自身及其现实能力的微不足道的反思来说，更容易和世界的僵化的条件、和世界中的成功机会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