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精神病学研究一般喜欢利用意志薄弱的人作为材料，当这种研究接触到人类中伟大的人物时，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像一般门外汉所想象的那样，“使辉煌黯然失色，把崇高拖入泥潭”，这不是精神病学研究的目的；而且，缩小这样一条鸿沟——一条将伟大人物的完美与忙于一般事务的人物的不足之处分离开来的鸿沟，只会使人不满。但精神病学研究不能不在这些著名人物的例子中，认出值得去理解的每一件事，它相信最伟大的人物也是受到那支配着正常的和病理的心理活动的规律影响的人。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甚至被他的同时代人也誉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他在他们眼中，就已经开始显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了，正像今天他在我们的心目中一样。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他的轮廓只能猜测——永远也不能确定”。在他的一生里，对他最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绘画；留下来让我们去认识的是他身上那种与艺术家结合在一起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伟大。虽然他把绘画杰作遗留给了后人，他的科学发明却未被发表和利用。在他的发展过程中，他身上的研究气质从未完全与他身上的艺术气质相分离，前者反而经常对后者作了严重的侵袭，也许到头来还使他受到了压抑。据瓦萨里所说，列奥纳多在临终时责备自己未在艺术中尽到责任，冒犯了上帝和人类。即使瓦萨里的这个故事没有任何可能性，只属于编造的传说，这些传说甚至在这位神秘的大师生前就已经围绕着他了。但作为当时人们所相信的事情的依据，这个故事仍然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

是什么妨碍了列奥纳多的个性被他的同时代人所理解呢？当然不是因为他的才能的多面性和他的知识的广泛性。这种多面性和广泛性使他能自荐于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人称摩洛二世）的宫廷，让他成为他自己的发明的特许执行者，还使他写给这位米兰公爵一封著名的信，在信中他自夸他作为建筑师和军事工程师取得的成就。在文艺复兴时期，常常可以见到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广泛而又多样的才能的结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列奥纳多是这种结合的最光辉的典范之一。他不属于从自然界接受少得可怜的外部才能的那一类天才；他也不属于对生活的外部形式毫不重视，而只重视由于关心人类而精神充满痛苦忧郁的方面的那一类天才。相反，他颀长、匀称；相貌十分俊美，体力非同一般；他风度翩翩，长于雄辩，他对所有的人都是高高兴兴，和蔼可亲的。他热爱存在于他周围事物中的美；他喜爱华丽的服饰和看重生活的每一个精美之处。在一篇绘画论文的一段文字里——这篇论文展示了他对享受的强烈感受能力——他把绘画与它的姐妹艺术相比较，描绘了那等待着雕塑家的不便：“他的脸上沾满了大理石粉末，看上去活像个面包师，他的身上落满了大理石碎屑，看上去好像大雪飘落在他的背上，他的屋里到处是碎石和灰尘。而画家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因为画家非常舒适地坐在他的作品跟前。他衣着讲究，拿着轻快的画笔，蘸着欢快的色彩。他穿着他喜欢穿的衣服，他的屋子里挂满了令人愉快的油画，到处都一尘不染。经常有音乐或者各种精彩的朗诵伴随他，他可以怀着极大的乐趣，在没有榔头的噪音和其他声音的情况下欣赏它们。”

所谓喜气洋洋、热爱享乐的列奥纳多这一说法，的确只可能用于艺术家生活中第一个时期，也是较长的那个时期。尔后，当卢多维科·摩洛的统治倒台以后，列奥纳多便被迫离开米兰——他活动的中心和保障他地位的城市，过着缺乏稳定感和缺乏被世人认可的成就的生活。待到他在法国找到了他最后的避难所，他性格的活力便渐渐消失，而他本性的古怪之处就日益显著了。此外，随着时光流逝，他的兴趣逐渐从艺术转向科学，这必然使他与他的同时代人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当他不得不为订货而勤奋作画，并且变得富裕起来时（像他以前的同学佩鲁吉诺所做的那样），在别人的眼里他是在浪费时间，他所有的努力的成果都被他们看作仅仅是令人难以捉摸的微不足道的东西，人们甚至怀疑他在为“黑色艺术”服务。但我们现在能更好地理解他，因为我们从他的笔记中看到什么是他所从事的艺术。在古代的权威开始代替教会权威的年代，在人们还不熟悉任何基于猜想的研究方式的年代，列奥纳多——一位先驱者，其价值足与培根和哥白尼竞争——必然是孤立的。在他解剖死马和死人时，在他建造飞行器时，在他研究植物的营养和它们对毒物的反应时，他当然会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家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几乎已被人们看作为人所不齿的炼金术士了。在那些不顺利的日子里，只有在他的实验室里，只有在从事他的实验研究中，他才找到了庇护。

这种情况影响到了他的绘画，他不情愿再拿起画笔，他画得越来越少，并把刚刚开始、大部分没有完成的作品搁了下来，对那些作品的最后命运漠不关心。这正是他被同时代人所指责的：他的艺术态度对他们来说不啻是个谜。

列奥纳多后来的一些崇拜者企图为他开脱，说他性格中其实并无不稳定的缺陷。他们为他辩护说，他受到指责的乃是一些伟大的艺术家们的普通特征：甚至精力旺盛的米开朗琪罗——一个为他的作品彻底献身的人，也留下了一些未完成的作品；在这样一个可以类比的情况中，就能明白列奥纳多和米开朗琪罗一样，并无过错可言。而且，在某些作品中，他们声称，与其说是作品没有完成，不如说他已宣告作品就是那样了。门外汉眼睛里的杰作对于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本人来说，只不过是他的意图的一个并不合意的体现。关于完美，他有一些模糊概念，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对复现这种完美的相似性感到绝望。他们说，最不应该的是让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的最后命运负责。

纵然他们的这些辩解可能是有根据的，它们仍然不能掩盖我们所面临的列奥纳多的整个情形。为一幅作品付出艰苦的努力，最终从作品中解脱出来，从此对它未来的命运漠不关心，这种情况在其他许多艺术家身上都可能发生，但是无疑这种行为在列奥纳多身上已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索尔米曾引用列奥纳多的一个学生的话（1910）：“当他着手绘画时，他好像一直是战战兢兢的，他从来没有完成过任何一幅已开始了的作品，他那样敬重艺术的伟大，他在其他人看作是奇迹的他的作品中发现了缺点。”索尔米接着说，列奥纳多最后的几幅作品：《丽达》《圣母奥诺弗里奥》《酒神巴克斯》和《年轻的施洗者圣约翰》，都是未完成的。他所有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洛马佐在复制了《最后的晚餐》之后，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提到了列奥纳多不能完成作品这一众所周知的情况，诗中写道：

普罗托格尼斯从不放下画笔，

倒是配得上天才的芬奇——

没有一幅作品能进行到底。

列奥纳多绘画进度之慢成了人们的口碑。他在米兰的圣马利亚修道院绘制《最后的晚餐》，在作了最充分的准备研究后，历时整整三年。他的同时代人、小说家玛提奥·班德里——当时他是修道院中的年轻修道士——讲述过，列奥纳多经常很早就爬上脚手架，在那里一直待到黄昏，始终握着画笔，连吃喝都忘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他握着的笔却一笔也没有画。他有时在画前一待就是几小时，只是在心里琢磨他的作品。有时候，他从米兰城堡的庭院——他在那里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制作骑马者雕像的模型——直接来到修道院，只是为了在画像上加上几笔，接着就又中止了。据瓦萨里说，列奥纳多花了四年时间为佛罗伦萨画派的弗朗切斯科·德·乔康达的妻子蒙娜丽莎画像，依然不能把它彻底完成。这个情况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幅画始终未曾送到委托者手中，而一直是由列奥纳多保存着，随身将它带到了法国。后来它被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买下，今天成了卢浮宫最辉煌的瑰宝之一。

如果我们利用关于列奥纳多工作方法的这些记载，和他遗留下来的、以形形色色的形式展示了他作品中的每一个主题的大量草图和研究笔记加以比较，我们肯定会说，草率与不稳定的特征对列奥纳多的艺术甚至没有最微小的影响。相反，倒是可以观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深刻性和无穷的可能性，在这些可能性中，决定只能在犹豫不决中得出。我们还能观察到一些极难满足的要求和实际制作中受到的限制。甚至艺术家本人也不能说明这些限制。列奥纳多工作的这种始终显著的缓慢被看作这种限制的征兆，被看作他以后从绘画隐退的先兆。也是这一点决定了《最后的晚餐》所应得到的命运。列奥纳多适应不了底色还没有干透就在上面快速作画的壁画画法，这也是他选择油彩的原因，等待油彩变干，他就可以延长完成作品的时间，以适应他的情绪和悠闲。但是，这些涂在底色上的颜料与底色分离了，而底色又把它们与墙壁分开。另外，墙本身的缺陷，建筑的未来命运决定了绘画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损坏。

一个类似的技术实验的失败使得作品《安吉亚里战役》毁掉了。在与米开朗琪罗竞争的情况下，这幅画后来被他画在佛罗伦萨的会议厅的墙壁上，并且它也在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被列奥纳多放弃了。这里好像有一个异己的兴趣——在实验中——开始有助于这件艺术品，只是后来才有害于作品。

列奥纳多的性格显示出另外一些异常的特征和明显的矛盾。某种消极和不在乎在他身上似乎显而易见。当每个人都试图获得他的活动的最大范围时——不发展对别人的有力的侵犯，这个目标就无法达到——列奥纳多却以他静静的和平和躲避所有的对抗与争吵而著名。他温和善良地对待每一个人；据说他拒绝吃肉，因为他认为夺去动物的生命是不合理的；他特别喜欢在市场上买鸟，然后给它们自由。他谴责战争和流血，他认为人并不是动物王国中的国王，而是最坏的野兽。但是，这种感情的女性的柔弱并没有阻止他伴随已被定罪的犯人上刑场——这样做是为了研究他们被恐惧扭曲了的面孔和在笔记本上为他们画速写，也没有阻止他设计最残酷的进攻型武器和作为一个军事总工程师来为君主博尔吉亚服务。他经常表现出对善与恶的漠不关心，或者他坚持用特别的标准来衡量善与恶。在最残酷、最奸诈的对手占领罗马涅的战役中，他以权威的身份陪伴着君主。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中没有一行字是对那些日子发生的事件的批评或者与这些事件有关的记述。这里可以作一个比较，即与法兰西战役中的歌德相比较。

如果传记研究真想让人理解它的主人公的精神生活，一定不要默默地避而不谈它的人物的性行为和性个性——作为过分拘谨和假装正经的结果，这情况存在于大多数传记中。对列奥纳多的这一方面人们所知甚少，不过这一方面的事却充满着意义。在一个无节制的淫荡和悲观的禁欲主义之间激烈斗争的时期，列奥纳多表现了对性欲的冷淡和拒绝——这是一位艺术家和一位女性美的画家决不希望的事情。索尔米引用的列奥纳多的话是他性感缺乏的证据：“生育行为和与其有关的一切事情如此令人作呕，可假如没有长久形成的习俗，假如没有漂亮的脸蛋儿和感官享受的本性，人类将迅速消失。”列奥纳多死后出版的作品不仅论述了最重大的科学问题，而且还述及了在我们看来几乎不值得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去注意的琐事（寓言性自然史、动物寓言、笑话和预言），这些文章是极为纯朴的——有人甚至认为是禁欲的——即使今天，在纯文学作品中，它也会引起人们的惊讶。它们如此坚决地回避任何有关性的事情，以至于好像独独只是厄洛斯这个神——所有生命的保护者——对于追求知识的研究者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不值得一顾的。众所周知，伟大的艺术家多么经常地通过性甚至赤裸裸的猥亵的画来抒发他们的幻想，以此得到快乐。而在列奥纳多那里，我们只有一些关于女性内生殖器、子宫胎位等等的解剖草图。

值得怀疑的是列奥纳多是否从来没有热烈拥抱过女人；也不知道他是否和女人有过任何亲密的精神联系，就像米开朗琪罗与维多利亚·科隆娜那样。当列奥纳多还是一个艺徒，住在他师傅韦罗基奥家里时，他被指控与其他一些年轻人进行被禁止的同性恋，这件事以他被宣判无罪结束。他好像无法摆脱这个怀疑，因为他雇用了一个名声很坏的男孩做模特儿。当他成了师傅后，那些他认作学生的漂亮的孩子和青年整天围绕着他。这些学生中的最后一个，弗朗切斯科·梅尔奇陪伴他到了法国，直到他死也没有和他分开。梅尔奇被列奥纳多指定为继承者。梅尔奇与现代的列奥纳多的传记作者的观点不同，他当然抵制对这位伟大人物的无根据的诽谤，否定他与他的学生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认为列奥纳多与这些年轻人充满感情的关系是极有可能的，在当时，和学生待在一起是风俗，但他们和他相处并不发展为性行为，高度的性活跃并不属于他。

只有一个方法使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感情和性生活的特殊性，即联系列奥纳多作为艺术家和科学研究者的双重性格的方法。对他的传记作家说来，心理探讨常常是非常陌生的，在他们之中，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埃德蒙多·索尔米——探讨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是，选择列奥纳多作为一部大型历史小说的主人公的作家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了一部关于这位不平凡人物的读物，与那部历史小说相类似，这部读物刻画了人物的形象的主要部分，清楚地叙述了人物的思想活动，当然不是用平凡的语言，而是（经过作家想象的加工）用有创造性的词汇。索尔米对列奥纳多所下的结论是这样的（1908）：“但是，对周围世界的了解的不可满足的欲望，以冷静的优势态度探测一切完美事物的最深层秘密的不可满足的欲望，这就宣告了列奥纳多的作品永远不会完成。”

在《佛罗伦萨会议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列奥纳多的一段话，这段话的见解表明了他的信仰，提供了关于他的本性的答案。他的话说的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对某一事物的本性的彻底了解，那么他就没有权利爱或恨这件事物。”列奥纳多在一篇关于绘画的论文中重复了这段话，在论文中，他似乎在保卫自己免受非宗教的指责：“不过，这样吹毛求疵的批评家最好保持沉默。因为这个（艺术的创作过程），就是了解创造了众多的美妙事物的造物主的方法，就是热爱如此伟大的发明家的方法。因为事实上，伟大的爱只产生于对爱的对象的深刻的认识，如果你只知道一点儿，你就只能爱一点儿，或者一点儿也不能爱……”

在他们传达的这个重要的心理学的事实中，我们并不寻找列奥纳多的这些论述的价值，因为它们所断言的明显地是错误的，列奥纳多一定像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人并不是在他们研究了和熟悉了感情的对象之后才对它爱或恨的。相反，他们的爱是冲动的，来自与认识无关的情感动机，它们的效力至多被反应和考虑所削弱。列奥纳多的意思只能是，人类所进行的爱并不是适当的和无可非议的；一个人应该这样去爱：抑制感情，使它隶属于反应过程，只有当它面对思想的检验，才可以让它通过。同时，我们知道，他希望告诉我们：这事情正发生在他的身上，并且如果每个人也像他那样对待爱和恨，这样做是有价值的。

在他那里，情况似乎确是这样。他的感情被他控制着，并且隶属于研究本能；他不爱也不恨，但是他研究爱和恨的根源和意义。所以，他首先表现出无区别地对待善与恶、美与丑。他在调查研究的工作中抛掉了爱与恨的肯定与否定的标记，二者同样变为智慧的兴趣。事实上，列奥纳多并不缺乏热情；他并不缺少隐藏在所有人类行为背后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力——天才的火花。他只是把他的热情改变为求知欲；然后，他用从热情那里得来的固执、坚强和洞察力来使自己适应调查研究；在脑力劳动的顶峰，当他获得了知识，他允许长时期受拘束的感情解放出来，任其自由流去，就像引自大河的小溪，当它的工作完成以后，它就可以自由流走了。在发明的顶峰，当他能够俯视全部联系的大部分，他会被感情征服，用欣喜若狂的语言赞美他研究出来的创造部分的光辉，或者——用宗教的措词——（赞美）他的造物主的伟大。列奥纳多身上的转变过程被索尔米正确地理解了。索尔米在引用一段列奥纳多赞美自然的崇高法律的文字（“啊，神奇的必然性……”）之后，他写道（1910）：“把自然科学美化为一种宗教感情，是列奥纳多手稿的典型特征，在那里，这种例子层出不穷。”

由于永不满足和坚持不懈地求知，列奥纳多被称作意大利的浮士德。但是，完全抛开对研究本能可能转变为生活享乐的怀疑——我们必须把这个转变作为浮士德悲剧的基础——我们就会贸然得出一个观点，列奥纳多的发展接近斯宾诺莎的思想模式。

心理本能的力向各种形式的活动转变，如同体力的转变一样，没有损失也许是不能成功的。列奥纳多的例子告诉我们，有多少我们不得不重视的其他事情与这些过程是有关系的。把爱延迟到知识丰富以后，这样做的结果是知识代替了爱。一个走进了知识领域的人在爱、在恨是不恰当的；他超越了爱与恨。他用研究代替了爱。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列奥纳多的生活在爱情方面比其他伟人、其他艺术家更不幸的原因吧。本性的暴风雨般的热情的起伏——别人在热情中享受了最丰富的体验——好像没有触及他。

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结果。研究也代替了行动和创造。一个开始对宇宙的壮观，它所具有的复杂性和规律略有所知的人很容易忘记他那毫无意义的自身。沉浸在赞美之中，充满了真正的谦卑感，他极容易忘记自己是那些活力的一部分，忘记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条路正对他开放着，他可以试图去改变世界预定方向的一小部分——在这个世界中，一个小部分像一个大部分一样美妙和富有意义。

正如索尔米所相信的，列奥纳多对自然的研究可能开始于为他的艺术服务；为了确保掌握对自然的模仿，并向别人指出这条道路，他直接努力于光的性质和法则、色彩、阴影和透视画法的研究。可能当时他已经过高估计了这些知识门类对艺术家的价值。不断追随着他的绘画需要的指引，他不得不研究画家的创作主题，动物和植物，人体的比例，以及通过它们的外部取得内部结构和生命机能的知识，这些确实在它们的外表上得到了表现，并且它们需要被描绘在艺术中。终于，变得势不可挡的本能把他带走了，直到它（研究本能）与他的艺术要求的联系被切断，因此，他才发现了技术的一般法则，推测出阿诺山谷中岩石分层和化石作用的历史，直到在他的书中用奔放的文笔写下了这一发现：Il sole non si moire（太阳不动）。他的调查研究实际上已经扩展到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分支，在每一个独立的科目中，他是一个发明家，或者至少是一个预言家和先驱者。他的求知欲总是把他引向外部世界；有一些事情使他与对人类心理的科学研究相距甚远，而在《芬奇研究院》中，他画了一些精巧的互相缠绕的符号，这就为心理学留下了研究的余地。

后来，当他试图从调查研究返回他的起点——艺术训练，他发现他被兴趣的新方向和心理活动已改变了的性质所干扰。在一幅画里什么使他感到兴趣是首要问题；在这第一个问题的后面他看到随之而来的无数问题，这正如他在无止境的和不知疲倦的对自然的调查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样。他不能再限制自己的需要，他不能再孤立地看待艺术作品，把它从他认为它所属于的宏大的结构中分离出来。经过竭尽全力的努力，他要把他的思想中与作品有关的每一件事都表现在作品中，他不得不在未完成的状态下放弃它，或者不得不声明作品还没有完成。

艺术家曾经雇用研究家来支持他的事业；现在，这个仆人已经变得很强大，以至于压制了他的主人。

当我们发现在一幅表现了一个人的性格的画中，一个单独的本能发展得过分有力，像列奥纳多的求知欲一样，我们便期望着对这个特殊倾向加以说明——虽然对它的决定因素（可能是器官的）我们几乎还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对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分析研究使我们形成了两个进一步的期望（设想）：在每一个特殊的病例中，我们会找到令人满意的证实。我们认为，像这样过分有力的本能（研究本能）在这个人的童年时代也许就已经活跃起来了，儿童时代的印象助成了这个本能的优势。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设，它从原始性本能的力量中获得了增援，因此，它才能在以后代替这个人的性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一个这样的人会用别人用以对爱情的热烈的献身精神来追求研究事业，他会用科学研究来代替爱。我们大胆地推断，不仅在科学研究本能的例子中有一个性增援，而且在大多数本能特别强烈的情况中也是如此。

对人的日常生活的观察使我们知道，很多人成功地把他们性本能力量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引向他们的专业活动。性本能特别适于作出这类贡献，因为性本能具有升华能力：它有能力用另一些有更高价值却又不是性的目标来代替它的直接目标。我们承认这个已被证明了的过程，即不论什么时候，一个人童年的历史——也就是他精神发展的历史——表明，这个过分强大的本能是为性的兴趣服务的。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如果性生活在成熟期发生了明显的萎缩，一部分性活动似乎就被过分强大的本能活动所代替了。

把这些期望（设想）应用于过分强大的科学研究本能似乎特别困难，因为人们恰恰不愿相信在儿童身上有这个重要的本能，或者任何显著的性兴趣。但是这些困难很容易被克服。小孩子的好奇心在他们不知疲倦地老爱提问题时显示出来；只要成人不知道孩子提的所有这些问题只不过是遁辞——它们没完没了是因为孩子想用它们代替他没有问的那个问题——成人就会迷惑不解。当孩子长大了一些，变得懂事了，这种好奇心的表现常常会突然中止。精神分析的调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分的说明，因为许多儿童，也许是大部分的儿童，或至少是大部分有天赋的儿童，从他们三岁开始便经历了一个叫作“幼儿性研究”时期。就我们所知，处在这个年龄的儿童的好奇心不会自发地觉醒，而是被一些重要事件的印象所唤起——被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出生，或者被惧怕他们出生的感情所唤起，这些经验使孩子感到了他的自私的利益受到威胁。研究导致了婴儿来自何处的问题，孩子确实好像在寻求抵抗特别不受欢迎的事件的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十分惊讶地看到，孩子们拒绝相信提供给他们的点滴知识——例如，他们有力地拒绝具有丰富神话意义的鹳的寓言，孩子们的智慧只表现为怀疑行为，他们常常感到与成年人的严重的对立，事实上，以后他们再没有原谅过成人在事实真相面前欺骗他们。他们沿着自己的路线进行调查研究，猜测在母亲身体中婴儿的存在，追随着他们自己性欲冲动的引导而形成了婴儿起源于吃饭，他们是通过肠子生出来的，父亲起了不清楚的作用等理论。在那时，他们已经有了性行为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性行为是某种敌对的、粗暴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性构造还没有达到能生孩子的地步，他们对婴儿来自何处的调查研究不可避免也是一场空，并作为无法解决的事情而被放弃。第一个智慧独立的企图的失败所产生的印象是那类持久的、深深压抑着的印象。

当“幼儿性研究”时期被有力的性压抑的高潮所终止时，由于与性兴趣有最初的联系，科学研究本能就有三种相当不同的变化类型。在第一种类型中，科学研究分担了性欲的命运；从此以后，好奇心处于抑制状态，智力的自由活动可能在这个人的一生中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对思想起着强有力作用的宗教控制刚刚被教育强化之后。这是以神经性抑制为特性的类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由此而引起的智力低下常容易刺激神经病的发作。在第二种类型中，智力发展强大到足以抵制约束它的性压抑。在“幼儿性研究”时期结束后，有时候强大起来的智力恢复了旧日与性兴趣的联系，并促成逃避性压抑。科学研究的被压抑的性活动以强迫的沉思方式从无意识中冒出来（自然，也是在被歪曲和不自由的方式中），但它有足够的力量使思想本身具有性的特征，用属于性过程本身的快乐和焦虑给智力工作染上色彩。这里，科学研究成为一种性活动，常常是唯一的活动，来自一个人头脑中的解决和说明事情的感情代替了性满足；但是孩子在调查研究中表现出来的没完没了提问的特性，仍然在漫无止境的沉思和如此渴望发现答案的感情逐渐衰退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着。

由于一个特殊气质的优势，最珍贵和最完美的第三种类型逃避了思想的限制和神经病的强迫思想。在这里，实际上性压抑也发生，但是，性压抑不会把这部分性愿望本能降为无意识。取而代之的是，里比多（Libido，意为性欲本能）靠着一开始就升华为好奇心，作为增援的力量，附属于强有力的科学研究本能来逃避受压抑的命运。在这里，科学研究也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强迫和性活动的代替物；但是，由于基础的心理过程完全不同（升华代替了被压抑的无意识），神经病的性质就没有出现，这里没有对“幼儿性研究”时期的原始情结的依恋，本能在为智力兴趣服务时可以自由活动。性压抑通过把升华的里比多增加给本能而使本能特别强大，这个性压抑仍旧是受本能的驱使，它避免与性主题有任何联系。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列奥纳多身上同时发生的过分强大的科学研究本能和性生活的衰弱（它只限于人们称作理想的［升华的］同性恋），我们就不得不把他作为第三种类型的典型例子。他的本性的核心和秘密将显示出，他的好奇心的活动以幻想的方式在为性兴趣服务，在此之后，他成功地把里比多的绝大部分升华为对科学研究的迫切需要。但是可以肯定，证实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并不容易。要做到这样，我们就需要了解在他童年早期心理发展的一些情况，但关于他生活情况的记载是如此贫乏，如此不可靠，而且这是个事实报道的问题，这问题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为观察家所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这类材料似乎有些愚蠢。

有关列奥纳多的青年时代我们所知甚少。1452年他生于佛罗伦萨与恩波利之间的一个叫作芬奇的小镇，他是一个私生子，这在当时当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耻辱；他的父亲叫塞尔·皮耶罗·达·芬奇，是一个公证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一个公证人的后裔，姓是从当地的地名借来的；他的母亲叫卡泰丽娜，大约是个农村姑娘，后来与另一个芬奇地方的人结婚了。在列奥纳多的生活中，这个母亲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有梅列日科夫斯基——小说家——相信他自己发现了她的一些踪迹。有关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唯一可靠的一段记载来自1457年的一份官方文件；这份文件是为了征税而设的佛罗伦萨土地登记簿，其中提到芬奇家族的成员。列奥纳多是其中一员，是塞尔·皮耶罗的五岁的私生子。塞尔·皮耶罗与一个叫作唐娜·阿尔贝拉的女人结婚后没有孩子，因此就有可能让小列奥纳多在他父亲的家中长大。他一直没有离开家，直到——不知道在几岁——他作为一名艺徒进了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的工作室。1472年，在“画家团体”的成员名单中已经可以找到列奥纳多的名字了。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