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范围内的战争尚未结束，百废待兴，国民经济进入恢复阶段。当时为了振兴国民经济，加强南北互通金融，全国支援北京。因此，我决定来北京求发展，支援首都建设。

我于1953年再次来到北京，与合伙人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开设 “大光明钟表店”，这个店是由曹世增、曹世铎、叶志豪和我投资创立的。我们四人推选曹世增当经理，其他三人搞业务和会计，另外雇有四名职工，分别担任钟表修理工、售货员和炊事员。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共中央作出了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决定，于1951年6月正式成立了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维护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组织工商业者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

1956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大城市。

见证历史，经历人生，顺应历史潮流，才能与时俱进谋发展。市、区工商联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清产核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潮中，“大光明钟表店”经历了由资方“自点、自估、自报”，经过同行业评议，然后由公私合营工作委员会审核批准，进行清产核资后，并入前门大街的“华孚钟表店”。这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私营工商户的所有者，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者。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实行了“赎买”政策，1956年6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定息原则从简从宽，息率一律五厘”。“赎买”政策主要体现在利息标准和对资方人士的安排使用上。

公私合营后，我在“华孚钟表店”先后当过钟表业务组长；之后增加了黄金首饰业务，又担任了黄金首饰业务组长；改革开放以后，“华孚钟表店”与日本企业合作，成立了“西铁城钟表店”，该店由中方管理，我担任钟表批发部组长。我在60周岁时，本可以退休，但被单位继续留用，直至62岁时才正式退休。在职期间我始终是单位的业务骨干。

钟表店性质的演变，使我成为一名自食其力、按劳取酬的劳动者，我的工资收入当时始终排在单位的前列。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人民团体的工商联和民主党派中的民主建国会，主要都是由工商界人士组成，1956年公私合营后，我既是工商联会员，也是民主建国会会员，是双重身份的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