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经济周期或者总量波动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名义价格和名义工资黏性是凯恩斯主义解释经济周期的关键假定。经济受到扰动后，名义工资和价格不能很快调整以完成市场出清，导致产出与就业大幅而持久的偏离其均衡值。由于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是来源于总需求的变动，因此政府应该通过相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实现宏观经济稳定。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宏观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提倡一种经济周期模型的均衡方法。货币均衡经济周期理论（MEBCT）试图将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设（Muth，1961）、弗里德曼的自然率（Friedman，1968a）和瓦尔拉的一般均衡方法合并在一起。由于经济中不存在各种刚性和摩擦，市场是持续出清的，因而总量波动不再是明显的和持续的非均衡状态，而被描述为竞争性均衡。卢卡斯通过引入“不完全信息”解决了在一个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构成的，所有市场持续出清的世界里如何产生货币非中性的问题。MEBCT的政策结论是：完全预见到的货币政策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即使在短期也是无效的，即货币超中性。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采用持续市场出清和不完全信息假设，新古典均衡方法的缺陷变得日益明显。货币意外模型无法与现代信息资源极其丰富相一致，货币政策无效的观点也没有强有力的经验证据来支撑。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新古典均衡方法Ⅰ型的退位，强调技术意外的新古典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BCT）发展起来。REBCT放弃了解释经济周期的货币意外方法，但仍然保留了MEBCT中的均衡方法和传播机制成分。REBCT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作为经济周期主要原因的货币影响不再得到重视。相反，技术冲击成为关键的扰动，并且经济行为人对消费平滑的需要和建立约束的时间都会充当主要的持久性的传播机制。新古典均衡方法对总量波动的解释坚持了市场持续出清假设，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由于经济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名义黏性和摩擦，市场不能持续出清。从而来自货币政策的短期总需求扰动具有明显的实际效应。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为了应对来自新古典主义的挑战(1)，新凯恩斯主义开始以统一的方式去解释市场为什么不能持续出清。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黏性作为一种假设，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试图提供让人接受的微观基础来解释工资和价格黏性的现象。新凯恩斯主义是对新古典主义的扬弃，一方面它吸收了新古典主义的两项方法论前提：一是宏观经济学理论需要微观经济学的坚实基础；二是宏观经济学模型最好构筑在一个一般均衡的框架体系内。另一方面，它又承认现实世界中各种不完美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Stiglitz，2000，2002），通过利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来重建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着眼于“在行为最优化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之上，寻找严格有说服力的工资和价格黏性模型”（Gordon，1990）。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弥补传统凯恩斯模型在供给方面的理论缺陷，建立一个清晰完整的总供给理论，使得工资和价格黏性合理化。相较于传统凯恩斯主义更加强调名义工资黏性，“新凯恩斯主义”这个术语则是用来概括那些试图为名义价格黏性现象提供更为坚实的微观基础的新理论的。其原因有二：一是没有经济周期的经验证据支持实际工资的反周期性，相反，实际工资看起来更像适度的与经济周期同向变化。曼昆相信考虑物品市场的不完善性，以及最终思考面临菜单成本的垄断竞争企业的定价问题将更有意义（Mankiw，1991）。二是在名义总需求路径已知的情况下，产生实际变量波动的必要条件是价格黏性而不是工资黏性。（Gordon，1990）。
新凯恩斯主义的推动是基于弥补传统凯恩斯模型缺乏连贯的关于工资和价格黏性的微观基础。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一直非常注重定价理论的发展(2)，但缺乏在经验上的研究。定价模型本来是为了构建价格黏性的微观经济基础，但令人眩目的一堆定价理论已经越来越偏离其初衷，甚至只是纯粹为使得模型具有最优化基础捏造而成，而忽视与实际数据的匹配。例如，为拟合总量价格水平对利率冲击的缓慢调整，很多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假定企业在不能完全调整价格的时期以指数化方式定价。这种提高宏观经济学模型对总量时间序列的拟合程度的做法缺乏微观经济层面的经验证据：大量基于微观价格数据的研究表明企业并没有对价格进行指数化。
黏性价格模型不应该只是纯粹为最优化基础而构造出来的怪物，而需要在经验层面上得到支持。早期对价格黏性进行的经验研究包括D. Carlton（1986），S. Cecchetti（1986），A. Kashyap（1995）以及Blinder（1998）。这些研究调查了有限的几种产品的价格数据，得出了比Bils和Klenow（2004）更为显著的价格黏性：价格通常一年调整一次。而Bils和Klenow（2004）对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包含的商品和服务的黏性进行了定量研究。美国劳工统计局（BLS）每个月收集约75000种商品的价格。这些商品价格的调整频率差异很大，取决于商品和服务的类别。某些类型的商品几乎每月都有价格变化，包括汽油、机票和新鲜的农产品。其他商品不经常调整，包括自动售货机、报纸和出租车费。总之，从1995年到1997年，22%的商品价格每月调整一次。价格调整的时间间隔平均为4～5个月。Nakamura和Steinsson（2008a）详细调查了1988年到2005年构成美国CPI和PPI的各种商品的价格数据。关于消费价格指数，促销期间的临时折扣起着重要作用，例如，服装和家具之类的商品。与Bils和Klenow（2004）的研究一样，所有商品价格变化的平均时间为4～5个月，但常规价格变化（不包括促销）的平均时间却长达10个月。至于PPI，促销影响并不重要，价格变化的平均时间为9个月。Nakamura和Steinsson（2008a）发现，约2/3的价格变动为涨价，只有1/3为降价。常规CPI各项商品价格的平均变化幅度为8%，PPI为7%。渠慎宁、吴利学和夏杰长（2012）考察了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波动的特征事实，发现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黏性现象。食品平均每周调整2.45次，调整幅度为3.02%；工业消费品为2.92次，调整幅度为1.39%；服务为0.55次，调整幅度为2.94%。
新的经验研究对有关价格黏性的传统认识带来冲击，特别是对DSGE模型中广泛使用的标准定价模型构成挑战。价格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调整行为到底有怎样的差异？微观层面的灵活性有多少可以传导至宏观层面，传导的路径和机制是什么？总量价格中的黏性到底怎么解释，如果不加解释的直接对总量定价行为给出假定，就回到了传统凯恩斯主义基于总量的建模方式。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的建模方式，现代宏观经济学更加重视总量行为的微观行为基础。即总量是无数差异化个体行为的加总，总量价格黏性一定具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透析微观价格黏性生成总量价格黏性的机制在理论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于价格黏性是名义冲击传导过程中的关键机制，直接决定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总量动态的影响，因此研究黏性定价机制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也显得尤为重要。随着近些年我国宏观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显著提高和总量时间序列数据的日益完备，结构化建模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然而就如仝冰（2010）总结的那样，“这一模型最薄弱的地方大概就是价格黏性和工资黏性的设定”。目前，国内对价格黏性的微观经验研究才刚刚起步(3)，而对定价模型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基本上都是简单武断的采用新凯恩斯主义的“工作母机”模型——Calvo（1983）时间依存定价——来作为DSGE的定价模块。
本书在一个融合微观与宏观的综合框架下，周密地研究了价格黏性的经验证据，得到中国生活必需品价格调整的典型事实：①39类生活必需品的平均调整频率为18.34%，隐含的黏性久期为4.94周；中位数分别为13%和7.18周。②所有商品的平均调整幅度为15.72%；③价格涨幅平均为52.69%，降幅平均为47.31%。④参考价格平均2.96个月调整一次，而周价格则是1.52个月调整一次，前者的价格黏性接近后者的2倍。这说明参考价格成功剔除了微观价格数据中对总量价格波动无影响的变动因素，萃取出来的价格更适合总量定价模型的拟合。⑤生活必需品主要采用时间依存定价机制，通胀主要由价格调整的幅度来驱动，与企业价格调整的概率几乎没有关系。⑥使用参考价格模拟一个简单的Calvo时间依存定价模型，结果基本支持了价格调整是时间依存的结论，但模拟产生的通货膨胀和企业调整价格的比例都过低，说明这个简单的局部均衡模型还难以解释所有的数据特征。
接着，本书在价格调整风险率函数的统一视角下对时间依存和状态依存定价模型进行了直接验证。分段常数模型在考虑脆弱性因子后能很好地拟合数据，Wald检验表明39种产品中31种不能拒绝原假设，产品基本是Calvo时间依存定价。当进一步区分了价格调整方向后，竞争风险模型依然没有拒绝原假设，进一步支持了大多数生活必需品是时间依存定价的结论。
本书还建立了一个具有完全异质性Calvo定价的DSGE模型，并用上面得到的微观经验证据校准模型并模拟了代表性厂商定价和异质性定价对总量动态的不同含义。本书比较了以下两种情形：校准到截面均值和同时考虑异质性定价参数。首先，利用微观数据估计了截面上定价参数的异质性分布，然后离散化该分布得到大量采用Calvo定价但具有不同参数的厂商，代入异型性DSGE模型模拟总产出、总量价格水平、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对一个标准差的紧缩货币冲击的调整动态。其次，比较标准Calvo定价模型与异质性定价模型的差异，结论是异质性的引入使总量价格黏性显著增强，从而产出的调整幅度更大且更加持久。结论再一次证明了总量价格黏性屏蔽了实际利率的调整通道，使得经济无法及时调整到新的稳态水平，这是造成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
最后，考察了更为广泛的产品和服务在部门层面的调整动态。传统的VAR方法受到参数自由度和约束条件的限制，无法同时包括更多的变量，因此本书使用FGLR（2009）发展的一个广义动态因子模型来估计多部门价格对总量冲击和部门异质性冲击的调整动态，得到了部门价格对货币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主要结论是：①部门价格指数的波动主要来自“异质性成分”，而“共性成分”则是总量价格指数或较高加总层次上分类价格指数波动的主要原因。②总量冲击是部门价格波动持续性的来源，部门异质性冲击对价格波动没有持续性影响。在加总过程中，异质性冲击很快消失，因而总量价格指数主要由价格对总量冲击的响应幅度和持续性分布决定。③部门价格对总量冲击的响应速度的分布是分散的，而对部门异质性冲击的分布则是紧的。④部门价格对异质性冲击的响应很及时：细分价格指数在冲击发生后2个月内就全部调整到新的稳态水平，更高层次的分类价格指数则在3个月内完成；而部门价格对总量冲击的响应则是缓慢的：细分价格在冲击发生2个月后有15%的部门调整到稳态，分类价格仅有10%的部门在3个月后调整完毕，其他部门在后续时间逐渐调整到稳态水平。⑤引入更低层次加总的细分价格数据可以很好地消除CPI中的“价格之谜”，但无法消除PPI中的“价格之谜”，这说明本书这套细分价格数据没有充分捕捉到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对工业品价格指数的信息。这并不奇怪，因为本书的数据来自商务部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监测，并不能完全覆盖PPI的商品范围。⑥当使用更高层次的分类价格数据估计动态因子模型时，CPI和PPI都出现“价格之谜”，并且部门价格指数主要由“共性成分”的波动解释。这说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18个消费者和工业生产者分类价格指数还是较高层次的加总价格指数，它们更多的与总量价格指数的特征相似。
本书的研究立足于微观价格数据和部门价格数据，但最终目标却是验证宏观层面上的价格黏性，进而揭示隐藏在名义冲击产生实际效应背后复杂的逻辑关系。本书秉承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结构建模方法，把总量价格黏性看成微观价格黏性的自然扩展，这极大地夯实了总量定价模型的微观行为基础。同时，一直坚持在DSGE框架下约束微观定价行为的研究，使得微观层面丰富的行为特征能够校准到总量定价模型。
作者
2015年5月
(1)卢卡斯和萨金特认为凯恩斯模型的问题是相当根本性的，尤其关于以下两点：①假定非市场出清的不恰当的微观基础；②在凯恩斯主义及货币主义模型里包含对预期形成过程的假设，采用的是适应性预期而不是理性预期假设，从而与行为最优化假设相矛盾。
(2)例如菜单成本模型（Barro，1972；Sheshinski和Weiss，1977；Golosov和Lucas，2007），卡尔沃模型（Calvo，1983），固定期限合约模型（Taylor，1980），不频繁信息模型（Mankiw和Reis，2002），理性忽视模型（Sims，2003），公平定价模型（Retemberg，2011），尾数定价模型（Levy et al.，2011），搜寻模型（Head et al.，即将发表），定价计划模型（Burstein，2006；Alvarez，Lippi和Paciello，2011），参考定价模型（Eichenbaum，Jaimovich和Rebelo，2011），价格歧视模型（Varian，1980）。
(3)渠慎宁、吴利学和夏杰长（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