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

价格黏性是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传统课题，其历史可以回溯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名义价格黏性是形成产品市场过度需求或超量供给的重要原因；而名义工资黏性则在失业形成上起到关键作用。不同于传统文献的描述性分析，现代宏观经济学着重构建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的企业黏性定价模型，并将其纳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新古典主义学派坚持完全竞争市场假设，把灵活定价和弹性工资作为建模的基本假设；而名义价格黏性与价格制定者之间协调失灵（coordination failure）通常被看作新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征。价格黏性成为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两大商业周期模型的基本分野。因此，定价模型一直居于现代实证宏观经济学的中心位置。

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是近二十年来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它吸纳了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个体跨期选择最优与理性预期假设，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同时放弃了完全竞争市场和价格灵活调整的古典特性，秉承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黏性价格的凯恩斯主义传统。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将黏性价格整合到跨期一般均衡模型之中，通过引入多种外生结构性冲击可以方便地考察货币政策、财政支出和汇率变动等冲击对总量动态的影响。动态一般均衡（DGE）和凯恩斯主义元素的结合被称为“新的新古典主义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Goodfriend and King（1997）），现已超越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框架。DSGE模型强调数量分析，通过估计和校准搭建起理论模型与数据之间的桥梁，可以拟合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主要特征。近年来，DSGE模型日益成为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和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分析与经济预测的重要工具。

RBC模型假定名义量完全调整，从而缺乏足够的冲击传播机制，导致冲击发生后，总量动态缺乏持续性，很快返回稳态水平，这与经济波动的典型事实不符。而DSGE模型通过引入黏性价格或黏性工资（即名义量的不完全调整）这一冲击传播机制，能很好地模拟现实数据。黏性价格是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核心，成为解释货币冲击具有真实效应的关键假定，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也是重要的。然而，价格黏性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对于重视微观经济学基础的DSGE模型来说，如何构建一个能够协调微观与宏观分歧的黏性价格模型就是至关重要的。

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家提出了多种定价策略假说，大致分为时间依存定价（time-dependent pricing）和状态依存定价（state-dependent pricing）两类。Taylor（1980）的交错合约模型（staggered contracts）假定企业签订一个N期合同，在其有效期内每期价格不变，只有到期厂商才能重新设定价格，而参数N是外生决定的。这一模型的核心结论是，多期合同导致在名义扰动下价格水平的交错调整。Calvo（1983）的交错定价模型（staggered price model）假定，厂商每期只能以一个固定的概率设定新价格，同一厂商在各期之间和不同厂商之间的价格调整是独立的。时间依存定价模型又被称作外生定价模型，因为企业调整价格的时机是外生给定的。Woodford（2003）认为由于货币政策的实际影响是相对短暂的，在一个低通胀环境中把价格调整处理为结构性的可能不是一个坏的近似。状态依存定价模型则将厂商调整价格的时机内生化，以应对所感知的市场条件的变化。

在经验层面，大量基于总量价格数据的研究，例如结构向量自回归估计（SVAR），发现存在显著的价格黏性。而早期基于微观价格数据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这一事实，发现不频繁的价格调整在微观经济层次上也是常见的。例如，Carlton（1986）和Blinder（1994）发现他们考察的产品两次价格调整之间的间隔大约为一年，Cecchetti（1986），Lach和Tsiddon（1992），Kashyap（1995）和Levy et al.（1997）也发现大多数产品的价格维持数月不变。受经验研究的激励，结构宏观建模通常采用黏性定价机制，Calvo（1983）和Taylor（1980）已经成为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的标准设定。然而，Caplin和Spulber（1987）的研究表明，即使价格调整在微观上是黏性的，在总量上也可能是完全灵活的。只要放松企业外生价格调整的假定，允许企业选择调价时机，由于选择效应的存在，总量层面的黏性由那些灵活调价的企业决定。因此，即使微观层面上价格是相当黏性的，也可能产生总量上的灵活性。沿着这条线，“菜单成本”定价模型发展起来，Golosov和Lucas（GL，2007）用Bils和Klenow（2004）的频率数据校准了一个引入部门异质性生产率冲击的“菜单成本”模型，他们只找到了很小的“货币中性”。

更为重要的是，近十年来基于微观数据的黏性定价行为研究非常活跃，在宏观经济学文献中占有显著地位。新的经验研究对有关价格黏性的传统认识带来冲击，特别是对DSGE模型中广泛使用的标准定价模型构成挑战。价格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调整行为到底有怎样的差异？微观层面的灵活性有多少可以传导至宏观层面，传导的路径和机制是什么？总量价格中的黏性到底怎么解释，如果不加解释地直接对总量给出假定，就回到了传统凯恩斯主义基于总量的建模方式。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改变了宏观经济建模的方式，相对于过去基于总量的IS-LM模型，现代宏观经济学更加重视总量行为的微观行为基础。即总量是无数差异化个体行为的加总，总量价格黏性一定具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透析微观价格黏性生成总量价格黏性的机制在理论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于价格黏性是名义冲击传导过程中的关键机制，直接决定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总量动态的影响，因此研究黏性定价机制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也显得尤为重要。随着近些年我国宏观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显著提高和总量时间序列数据的日益完备，结构化建模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国内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向：一是利用DSGE对中国经济波动进行分析，尤其是探讨货币政策的实际效应，例如陈昆亭和龚六堂（2006），李春吉和孟晓宏（2006），刘斌（2008），徐高（2008），仝冰（2010），王君斌（2010），王胜和彭鑫瑶（2010），赵娟（2011），杨柳和李力（2011），李雪松和王秀丽（2011）；二是比较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绩效，例如奚君羊和贺云松（2010），马文涛（2011）和张杰平（2012）；三是分析财政政策的总量效应，例如王文甫（2010），罗英和聂鹏（2011）。然而就如仝冰（2010）总结的那样，“这一模型最薄弱的地方大概就是价格黏性和工资黏性的设定”。

当前，国内关于价格黏性的微观计量经济学分析还很有限，渠慎宁、吴利学和夏杰长（2012）用中国的消费品价格研究了价格黏性和定价模型，然而他们得到的调整速率很高：消费品平均每月调整60%。另外，在定价模型领域，还没有基于微观研究的结构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