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统文学史架构及范式
传统叙史范式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视为“小说界革命”的总宣言，近代小说观念的变迁可溯流至维新运动时期。更早在1895年，传教士傅兰雅就在《申报》及《万国公报》上以广告的形式刊载《求著时新小说启》一文：“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者，计有三断：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改变，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篇，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的小说革新行动，就是在大众媒介上以广告的形式推出的，由此可见广告这一现代传播手段对于小说运动的作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运动先驱们的重视。进入20世纪后，在小说出版领域举足轻重的出版巨擘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连续登载小说征稿启事，广告无疑对小说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波助澜的作用。1896年的《变法通义•论幼学•说部书》，1897年的《蒙学报•演义报合叙》、《国闻报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译印政治小说序》等文论接踵而出，是为“小说界革命”的酝酿，在传统小说领域发起革新运动。
到1902年这一革新旧小说的思潮到达顶峰。梁启超将最具阅读性的文学体裁——小说征用作政治思想领域的启蒙利器，详细阐释了小说之于“新民”的重要性，将小说的教化功用抬高到审美之上，小说完全成为广群智的工具。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孔子失马，子贡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岂子贡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群，人各有等，以龙伯大人与僬侥语，则不闻也。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很明显，在“新小说运动”发起者的眼中，小说是阅读面最广泛的文学体裁，因而也是宣传其政治诉求的最佳工具，而小说作为文学本身的艺术性却被忽视，这一工具理性凌驾并取代价值理性的取向直接催生了当时的“政治小说”热。仔细分析以上所列举的“小说界革命”诸多代表性论作，不难发现这些倡导变革的文章秉持的却仍是自《文心雕龙》以来一脉相传的传统文论观，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在启蒙者的眼里首先是“原道”的工具，这就直接决定了“新小说”创作的方向及思想内核始终不脱“征圣”、“宗经”，只不过“道”已变为“革新”，而执掌新小说运动的启蒙精英如梁启超成为新“圣”，他们所提倡及创作的作品如《佳人奇遇》、《新中国未来记》被拔高到“经”的地位，并期望后来者的创作实践沿着这条路一以贯之。之后则是梁启超的登高一呼，立即得到文坛热烈响应。1902年《新小说》问世之后，专门刊载小说或以小说为重点的综合性杂志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难以计数。到1915年前后，小说在文坛势力极盛，以至发轫之人梁启超都深感难掌小说发展之势。这股大潮不仅是数量上的难以统计，还有内容风格上的趋俗媚俗。写情小说成为民国浩如沙海般的言情小说、艳情小说的滥觞，而其间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已是早有公论；而谴责小说最终堕落成民初以耸人听闻为卖点的黑幕小说，因其无中生有、敲诈勒索而广受诟病；启蒙精英们如梁启超投入巨大热情和希冀引进中国的政治小说却又因为其脱离生活、教化生硬以及艺术审美的缺失而最终为小说市场所冷落。当初的“新民”初衷逐渐变成“娱民”，以至梁启超在《告小说家》中忧虑重重地说：“试一流览书肆，其出版物，除教科书外，什九皆小说也。手报纸而读之，除芜杂猥屑之记事外，皆小说及游戏文也。举国士大夫不悦学之结果，《三传》东阁，《论语》当薪，欧美新学，仅浅尝为口耳之具，其偶有执卷，舍小说外殆无良伴。故今日小说之势力，视十年前增加倍蓰什百，此事实之无能为讳者也。然则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抑章章明甚也。而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于以煽诱举国青年子弟，使其桀黠者濡染于险诐钩距作奸犯科，而摹拟某种侦探小说中之一节目。其柔靡者浸淫于目成魂与踰墙钻穴，而自比于某种艳情小说之主人者。于是其思想习于污贱龌龊，其行谊习于邪曲放荡，其言论习于诡随尖刻。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循此横流，更阅数年，中国殆不陆沉焉不止也。”面对已经全然失控的局面，与初衷背道而驰的现实，梁启超本人愤然不已：“呜呼！世之自命小说家者乎？吾无以语公等，惟公等须知因果报应，为万古不磨之真理，吾侪操笔弄舌者，造福殊艰，造孽乃至易。公等若犹是好作为妖言以迎合社会，直接阬陷全国青年子弟，使堕无间地狱，而间接戕贼吾国，惟使万劫不复，则天地无私，其必将有以报公等，不报诸其身，必报诸其子孙；不报诸今世，必报诸来世。呜呼！吾多言何益？吾惟愿公等各还诉诸其天良而已。”这种诉诸因果报应的劝说也体现了梁启超本人对现实局面的无奈与无力。
值得注意的是，启蒙者之所以选定小说作为启蒙工具，正是看重了小说在民间社会，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中良好的阅读基础，而对于阅读者将小说视为日常生活消费品一事，梁启超也有认识，他在《告小说家》中说：“小说也者，恒浅易而为尽人所能解，虽富于学力者，亦常贪其不费脑力也而藉以消遣。”在将大众文化消费品征用作实现政治诉求的启蒙工具后，又要抛弃其大众文化消费品的属性，这种割裂使得“新小说”虽兴盛一时却没能走远，最终被作为消费品的小说所淹没，如果启蒙者们从一开始就正视民间社会将小说视为消费品的事实，正视被启蒙者的旨趣、品位及偏好并依此指导“新小说”的创作实践，也许结局会有所改变。
上层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可谓是宗旨崇高、意义重大，然而在经过市场的选择和观念的激荡后，到达中、下层社会时的效果却是如此的不同，这个失控的事实值得后来的研究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