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埃及装饰

插图页四

01　——对自然莲花的写实描绘。

02　——埃及人艺术化处理后的莲花。

03　——另一种生长阶段的莲花。

04　——三株纸莎草、三株盛开的莲花与两个花苞组成的花束，国王手持花束献神。

05　——一株盛开的莲花与两个花苞由饰带捆束，为一种埃及柱头形制。

06　——由草席包裹的柱形莲花与花苞，取自庙宇门廊的绘画。

07　——纸莎草茎构成的柱基，写实绘制；为一种埃及柱式中柱基与柱身的形制。

08　——纸莎草舒展开的花苞，写实绘制。

09　——同上，花苞稍小。

10　——纸莎草植株的埃及式呈现；一个包括柱头、柱身和柱基的完整埃及柱式。

11　——同上，添加了莲花花苞、葡萄和常春藤图案。

12　——莲花和纸莎草组合而成的柱子，饰有草席与条带。

13　——莲花及花苞的埃及式呈现。

14　——纸莎草的埃及式呈现，取自埃及绘画。

15　——同上。

16　——沙漠植物。

17　——尼罗河畔莲花与纸莎草的呈现。

18　——另一种沙漠植物。

插图页五

01　——木柄羽毛扇，仿莲花形。

02　——皇家马车马匹上的羽毛饰。

03　——同上，来自阿布辛贝(Aboo-Simbel)神庙。

04　——干树叶制成的扇子。

05　——同上。

06　——扇子。

07　——皇家头饰。

08　——同上。

09　——某种莲花的呈现。

10　——写实的莲花。

11　——法老时期某种官员的佩饰。

12　——同上。

13　——莲花形施釉金瓶。

14　——同上。

15　——同上。

16　——饰有莲花与眼睛的舵桨，象征神圣。

17　——同上，另一种形式的舵桨。

18　——纸莎草植株捆束而成的船只。

19　——同上。

插图页六

01　——底比斯卢克索神庙的巨大柱头，于阿蒙诺夫三世(AmunophIII)时期所建，公元前1250年作品；它呈现了一株盛开的纸莎草，周围是交替出现的小株纸莎草和莲花花苞。

02　——底比斯门农神庙(Memnonium)的小型柱头，公元前1200年作品。它呈现了一株纸莎草花苞，饰有彩色垂带。彩图可见于插图页四的图5、6、12。

03　——底比斯卢克索神庙的小型柱头，公元前1250年作品。它呈现出一株包含8个花苞的纸莎草花束，饰有垂饰与彩带。

11　——菲莱岛(Philae)未完成的露天神庙的柱头，建于罗马时期，公元前140年作品。由三层不同生长阶段的纸莎草组合而成，共32个植株：第一层是4株完全盛开的和4株即将盛开的纸莎草，第二层是8株还在绽放的纸莎草，而第三层则是16个花苞。每一个植株的茎干可根据颜色和大小区分，清晰可辨，一直延伸到水平彩带。彩图可见于插图页四的图5、6、12。

12　——考姆翁布(Koom-Ombos)神庙的柱头。各式花卉围绕着一株盛开的纸莎草。

13　——菲莱岛主神庙的柱头。由两层不同生长阶段的纸莎草组合而成：第一层共8株的纸莎草，4株完全盛开，4株即将盛开，第二层是8个花苞。与图11柱头不同，它仍然保持了圆滑无棱角的柱形。

14　——菲莱岛未完成的露天神庙的柱头，建于罗马时期，公元前140年作品。由三层不同生长阶段的纸莎草组合而成，共32个植株：第一层是4株完全盛开的和4株即将盛开的纸莎草，第二层是16株还在绽放的纸莎草，而第三层则是32个花苞。每一个植株的茎干可根据颜色和大小区分，清晰可辨，下有水平束带将它们捆束在柱身。

16　——伊德夫(Edfu)神庙门廊上的柱头，公元前145年作品。它展示了一株9个分支(或9个面)的棕榈树。该棕榈树柱头的水平饰带与其他柱头不同，因为它有一个下垂的环饰。

插图页六

04　——底比斯绿洲中某神庙柱头。代表一组水生植物，三角状茎干围绕着一株盛开的纸莎草。

05　——伊德夫神庙门廊上的柱头，公元前145年作品。结构与图4类似。

06　——菲莱岛主神庙的柱头，公元前106年作品。不同生长阶段的纸莎草围绕着一株完全盛开的纸莎草。

07　——底比斯绿洲中某神庙柱头。

08　——菲莱岛石柱廊中的柱头。代表三层共16株莲花。侧视图。

09　——图8的透视图。

10　——底比斯绿洲中某神庙柱头。代表两层共8株莲花。

15　——菲莱岛未完成的露天神庙的柱头。由两个不同生长阶段的纸莎草组成，共三层。第一层是4株完全盛开的和4株即将盛开的纸莎草，第二层和第三层分别是8株小一点的纸莎草和16株更小的纸莎草，它们都是完全盛开的形态。

17　——希腊-埃及形态的柱头，建于罗马时期。它融合了埃及装饰中的纸莎草元素与希腊装饰中的茛苕叶及忍冬花卷须元素，非常引人注目。

插图页七

01　——贝尼哈桑(Benihassan)陵墓墙壁顶端装饰。

02　——陵墓墙壁顶端装饰。

03　——陵墓墙壁顶端装饰，来自底比斯卡纳克。

04　——陵墓墙壁顶端装饰，来自底比斯古尔纳(Gourna)。

05　——陵墓墙壁顶端装饰，来自撒哈拉。

06　——吉萨金字塔周边早期陵墓的环形半圆式角线装饰。

07　——取自木棺。

08　——取自木棺。

09　——取自木棺。

10　——取自埃尔卡布(El Kab)陵墓。

11　——取自贝尼哈桑陵墓。

12　——取自古尔纳陵墓。

13　——取自古尔纳陵墓。

14　——取自古尔纳陵墓。

15　——项圈图案。

16　——取自古尔纳陵墓墙壁顶部，紧挨天花板部分。

17　——项圈局部。

18　——项圈局部。

19　——项圈局部。

20　——陵墓墙壁顶端装饰。

21　——项圈图案。

22　——撒哈拉陵墓墙壁上部装饰。

23　——底比斯陵墓墙壁上部装饰。

24　——项圈图案。

25　——取自古尔纳陵墓墙壁。

26　——取自石棺。

27　——取自陵墓墙壁。

28　——取自石棺。

29　——取自壁画上部。

30　——墙裙线条布局。

31　——取自石棺，卢浮宫藏品。

32　——取自古尔纳陵墓墙壁，莲花图案，包括侧视图与顶视图。

33　——取自哈布神庙(Medinet Haboo)的天顶。

34　——陵墓墙裙线条布局。

图 1—5、10、11为垂直的立面装饰，以及陵墓和神庙墙壁上部装饰。

图 7—9、12、14、18、20都有相同的图案元素，即垂挂的莲花交织着葡萄串。这是比较固定的埃及装饰图案，有点类似于希腊建筑角线，通常被称为“卵形-舌形角线”或“卵形-飞镖形角线”，希腊角线很有可能脱胎于此。

图 13、15、24、32展示了埃及装饰的另一元素，即分散的莲叶图案。

插图页八

该页所有装饰都取自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所藏的木乃伊棺椁，图案多为莲花与单瓣莲叶。在图2莲叶上方，黑底上的白色双股绳索图案在陵墓中十分常见。图7的格纹是最早期的装饰之一，明显来源于彩色编绳织物。图18的下部这种常见的装饰图案源自羽毛元素。

插图页九

该页装饰取自埃及不同地区陵墓壁画，根据原画绘制。这些样式都可以用织布机织就，所以无疑大部分图案都源自织物。

图1—8是国王脚下的席垫，它们很显然是由不同颜色的秸秆编织而成。这种图案很快就过渡到图9—12、17—19和21这些日用织物样式。图9和10的图案很有可能被希腊回纹所借用，除非希腊人用同样的方式独立发明了回纹饰。

图20取自古尔纳陵墓的天顶。它呈现了长满葡萄的格状花园小径。这种图案是第十九代王朝时期小陵墓弧形天顶的常见装饰，常常覆满整个天顶。

图21—23取自卢浮宫所藏木乃伊棺椁，为晚期作品。

插图页十

01—05　——取自卢浮宫所藏木乃伊棺椁，为晚期作品。单瓣莲叶呈几何形布局。

06　——取自底比斯某陵墓。每个圆圈由4朵莲花与4个花苞组成，中间星形可能代表莲叶。

07　——取自底比斯某陵墓。

08、09　——取自木乃伊棺椁。

10—24　——取自埃及不同地区陵墓天顶。其中图10、13—16、18—23是松散绳索的各种形态，可能是涡形纹的雏形。图24中连续的蓝线也是属于同一类型。

插图页十一

01—08　——1、4、6、7取自底比斯的陵墓，进一步给出了绳索装饰的例子。图2和3是各种不同的星形布局，在陵墓与庙宇的天顶十分常见。图2是按正方形排列，而图3则是按等边三角形排列。

09　——取自木乃伊棺椁。

10　——取自国王王袍上的刺绣图案。

11—16　——陵墓壁画中的各种边框。

17　——国王谷(Biban el Moluk)皇家陵墓中人物服饰上的图案，象征英雄与埃及神明所穿铠甲上的鳞片。

18—20　——相似图案，很可能都是羽毛图案。

21　——阿蒙神(Amun)身上的服饰装饰，取自阿布辛贝神庙。

22　——取自卢浮宫藏品，残片。

23　——取自国王谷拉美西斯陵墓的墙裙，可能代表纸莎草丛，因为晚期墙裙同一位置上的图案是纸莎草花朵与花苞。

24　——取自吉萨某个极古的古墓，莱普修斯(Lepsius)博士挖掘。上半部分呈现出典型的埃及环形半圆式图案，下半部分是墙裙，可见模仿木纹的绘画法自古已有之。

与人类其他建筑风格相比，古埃及的建筑艺术别具一格，其遗迹愈是古老，艺术便愈是完美。从我们所熟知的遗迹来看，埃及艺术呈现出一种每况愈下的态势。公元两千年前建造的古迹，可能取材于更古老更精美的建筑样式。当我们穿越回那古老的时代发现，那个时代实在太过渺远，根本无法探寻它起源的踪迹。而当我们回溯古希腊、古罗马与拜占庭艺术，以及它们的支流阿拉伯、摩尔、哥特艺术，我们都可以找到埃及母亲的影子。我们相信古埃及的建筑是一种纯粹原创的艺术风格，它随着中非文明[1]起势，经历了无数时代的变迁，登峰造极之后，又如我们所见渐渐衰落。尽管如今我们了解的埃及艺术不及远古那不为人所知的埃及艺术，但仍远超它的后继者们，衰落只是与自己相比的衰落。所有其他艺术风格往往经过这样的历程，它们从萌芽期迅速崛起，借鉴过去传统建立起特定风格，艺术就此到达巅峰，其间可能会受外来文明影响，或吸收利用或彻底摒弃，最后蹒跚进入衰落期，继续从自己的艺术元素中汲取养分。而在埃及艺术中我们未曾见到萌芽期或任何外来影响，所以我们相信完全是自然界赋予了他们创作的灵感，这一点尤其在装饰艺术中得到印证，可以说它几乎没有风格或者说完全是自然风格，只是在呈现时稍微做了艺术修饰。越是后世的艺术，原始的风格便越是退让；诸如阿拉伯与摩尔式等许多艺术样式，经过后人的不断发展与修饰，已经难寻原始风格的踪迹。

尼罗河畔丛生的莲花和纸莎草，象征着肉体与心灵的食粮；国王身前珍禽的羽毛代表着无上王权；还有茎部交缠的棕榈枝条：这些形象构建了埃及丰富多彩的装饰艺术的基础，它们出现在神庙和法老的宫殿上，出现在埃及人的衣物上，也出现在或奢华或朴素的日常器物上。进食用的木勺是如此，运载亡人的舟船也是如此，死去的人被防腐并装饰起来，穿越尼罗河，运送到最后的安息之所。埃及装饰风格取法自然，因此我们发现，哪怕埃及装饰用了再多程式化设计，也总是真诚的。他们从不误用或违反自然原则。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绝不会一味描摹自然，从而破坏了艺术的协调性。无论是廊柱顶端的莲花石雕，还是神庙墙上的莲花彩绘，它们都不会是栩栩如生、伸手可摘的莲花，它们的呈现是建筑式的；它们已与实体足够相似，足以唤起观赏者心中的诗意，但也绝不破坏协调感。

埃及装饰艺术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构造性装饰，即装饰本身是建筑的组成部分，它从外面优雅地包裹住建筑物的内在骨架；第二类是对生活场景的描绘性装饰，这种描绘往往是程式化的呈现；第三类就是单纯的装饰。如我们所观察，这三种装饰艺术形态都带有象征意义并形成了特定的风格，这些风格在埃及文明的变迁过程中虽未一成不变但也变化甚少。

第一类构造性装饰，指的是对廊柱与墙顶部的装饰。无论是只有几英尺高的廊柱，还是卢克索(Luxor)和卡纳克(Karnac)的40或60英尺高的廊柱，它们的外形都如巨大的纸莎草植株：廊柱的底座即纸莎草的根部，柱身为纸莎草的茎部，柱头则雕刻成完全盛开的纸莎草花，并饰有束紧的小型植物(见插图页六，第一幅)。这些廊柱不但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片纸莎草丛，而且每一根廊柱本身就包含一片纸莎草丛。插图页四的第17号图展示了一丛不同生长阶段的纸莎草，试想我们把它们竖着用绳子捆扎起来，一根有着精美柱头的典型埃及廊柱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样插图页四第5、6、10、11和12号图展现的廊柱图案中，原先工匠的创作意图也被准确无误地描绘了。

不妨设想，早先的古埃及人使用本地产的花草围饰神庙的木柱，这个习俗被沿用下来，随着更易保存的石料的使用，花草也就被镌刻在石砌的建筑之上了。原本这些设计都是神圣不容改动的，但只消看一眼插图页六和六*就会发现，很难有一种一统全局的主导式样。我们在插图中遴选的莲花和纸莎草纹，采集自15个廊柱的柱头，这些纹样的变化是何等巧妙，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从古希腊至今，所有的古典建筑廊柱柱头莫不是茛苕叶瓣包裹钟形的式样，若说有别，也只是叶片的精美程度或是钟形比例的优雅程度之别，千百年来不曾有人尝试改变。而正因为埃及式柱头的灵活多变，才成就了它的发展：开始是一圈叶饰，但一圈外面又有4圈，8圈乃至16圈。如果我们对科林斯柱头也做出类似改动，那么它就能够在保留茛苕叶与钟形纹饰的前提下，开发出焕然一新的样式。

埃及廊柱的环形柱身用三条凸起的棱线，对纸莎草的三角形茎干进行描绘，它把廊柱的圆周分成三个等长的圆弧；倘若廊柱采用四柱式或八柱式，那么每一根柱子的外侧都会有一条凸起的棱，这也是为了模仿纸莎草的茎干。埃及建筑的墙顶檐口往往装饰着羽毛，这是王权的象征；装饰在檐口中央的球体与双翼，则象征着神性。

埃及装饰艺术中的第二类是神庙和墓室的壁画，它们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用约定俗成的手法描述出来。无论是呈现祭祀的供品或日用品，还是描绘日常生活的场景，花朵或其他物件并不是写实的，而是以一种理想化的形态呈现的。它们既是现实的记录，也是建筑的装饰，甚至解释场景的象形文字也对称排布，增加了装饰效果。在插图页四的第4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法老手持3株纸莎草、3枝盛开的莲花以及2枝莲花花苞献给神祇。作品的排布对称而优雅，我们可以发现莲花和纸莎草的呈现有它的规律所在，在埃及人描绘植物时大抵本能地遵循着这个规律：叶片从茎干处优美地伸出，叶片与上面的脉络皆呈散射状。在描绘单朵花时是如此，描绘一丛花也是一样。不仅是第4幅，该页第13、16和18幅中所描绘的沙漠植物也遵循同样的规律。羽毛装饰(见插图页五的第11和12幅图)和棕榈叶装饰(见插图页五的第4和5幅图)亦是如此，插图页中的棕榈树叶是埃及装饰中最常见的棕榈树纹样之一。

埃及装饰艺术中的第三类是纯装饰艺术，它有自己的规律与操作法则，这一点对观赏者来说不那么容易发现。插图页八、九、十和十一展示了纯装饰的案例，它们皆取自墓室、衣物、器皿和石棺。这些装饰图案共同的特征是对称雅致，布局完美。它们类型简单造型却变化多端，确实不同凡响，令人拍案叫绝。

插图页九中展示的是室内天顶的纹样，它们似乎是对织物纹样的复制。所有民族的装饰艺术的最初尝试，都是从触手可及的事物中汲取灵感。早先人们编织秸秆或树皮，制成蔽体的衣物，铺地的睡席，还用来遮盖陋室的墙壁。一开始人们使用的是天然颜色的秸秆和树皮，后来学会了人工上色，于是最初的装饰以及几何布局的思维产生了。插图页九的第1至4幅取自埃及绘画作品，描绘了法老脚下的地毯；第6和7幅取自墓室的穹顶，描绘了席子覆盖的帐篷；第9、10和12幅都包含有回纹饰(又称希腊回纹饰)，似乎都是用同一种方法轻而易举地绘成的。我们在各种风格的建筑中都可以见到这种纹饰，甚至在原始部落先民的装饰艺术中也能看到它的影子，这也是各种回纹饰同宗同源的一个明证。

从编织工艺里等分的线条中衍生出来的装饰纹样，让新崛起的民族初次体会到了对称的概念，学会了布局、构图，以及对形状色块的分布。埃及人即便在大型装饰中也并未忘记几何布局的原则。流畅的曲线相对而言非常稀少，绝非作品的主题，虽然这种装饰方式的萌芽即涡形饰，已经出现在绳索纹饰当中了(见插图页十的第10、13—16、18—24幅图，以及插图页十一的第1、2、4、7幅图)。卷拢的绳索承上，符合着几何布局；展开的绳索启下，为后继的美妙纹样提供了最初的源头。因此我们斗胆断言，埃及风格虽然是最古老的风格，但却具备构建真正意义上完美艺术风格的必要条件。

埃及风格的艺术语言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陌生，它特立独行、墨守成规、过于僵化，却是我们可以从中借鉴学习的宝库。我们发现，任何一种艺术风格要抵达完美，就必须明白，关乎艺术的真理蕴含在每一朵盛开的花里，就像埃及人所理解的那样。花是自然的宠儿，装饰艺术如果能使装饰的主体增色，它便像花一样芬芳四溢。装饰艺术应当致力于媲美建筑的优雅及其多变中的和谐，它也应当跟主体一样比例协调详略得当。当我们发现装饰作品缺乏这些特征的时候，可以断定这必然是从他处模仿所得，因为原作的神韵在复制的作品中已经不复存在。

埃及人在建筑上覆以颜色，故而埃及的建筑看上去色彩缤纷，这一点也值得我们讨教一番。他们使用平涂技法，不擅长明暗也不使用阴影，但这都丝毫不妨碍他们将意欲表达的事物诗性地传达给观赏者。和处理图案类似，他们也用约定俗成的技法处理色彩。让我们对照着欣赏插图页四第3幅的莲花和第1幅写实的莲花，这种艺术再现使用的色彩技法多么充满魅力——外部的花萼和内部被包裹的花萼用了深绿与浅绿区分，而红黄两色花瓣则描摹了真实莲花紫色与黄色的色调，它正好突出了真实莲花的黄色光晕。当在真实的自然中注入艺术，观赏者也就感受到了更多艺术的欢愉。

埃及人主要使用红、蓝、黄三色，并使用黑与白来强调与区分主色。虽然不是普遍现象，绿色也常常被使用，比如用来描绘莲花的绿叶。埃及人对蓝色和绿色颜料的使用不是特别在意；更远古的时代偏好用蓝色，而托勒密王朝则偏好绿色，这个王朝也开始使用紫色和棕色，不过仅用来表达渐变效果。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埃及墓室与木乃伊棺椁上使用的红色，不及远古时代鲜艳。由此我们发现一个普遍规律，即越是古代，红、黄、蓝三色在艺术上的使用就越普遍，古人对三原色的使用驾轻就熟。当艺术从本能转向传统，人们就倾向于使用不同间色、色相与色度进行艺术表达，而很难出古人之右。这一点在随后的章节中也会继续探讨。

[1] 大英博物馆珍藏了来自努比亚卡拉布希(kalabshee)神庙的一组浅浮雕。该浅浮雕描绘了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对一个黑人族群(疑似埃塞俄比亚人)的征服。有意思的是，在该族献给法老的供品中，除豹皮、珍稀动物、象牙、黄金和其他物产外，还有三张几乎和法老所坐的王座一模一样的牙雕椅。由此可见，这些精雕细琢的奢侈品可能由埃塞俄比亚人从非洲中部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