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开普殖民地的土地扩张

殖民土地扩张的原因　在最初五六十年，开普移民的土地扩张是缓慢的。从1657年到18世纪初的半个多世纪时间，荷兰和法国的移民（法国多是胡格诺教徒，约200名）中种植谷物和葡萄、水果的能干的农场主，每户一块45公顷的土地，仅仅从开普平地扩展到到斯泰伦博斯，在这一处于地中海型气候的地区，甚至没有一块移民住地离中心城堡的直线距离超过50英里。但从18世纪初开始，荷兰殖民者中以畜牧为主的农场主（此后渐被称为布尔人^[1]）猛然加快了土地扩张的速度。这些能干的农场主沿布里厄河谷地向东和向北扩张，建立了斯韦伦丹区。在翻过朗厄山后往东进入小卡鲁地带（东经20°），往北进抵罗赫费尔德山东北坡，在沿海地带则越过莫瑟尔湾（即牧牛湾，东经21°），1742年在大布拉克河（东经22°）划界。在不到半个世纪时间内布尔人竟深入内地300公里，占领了数万平方公里土地。他们使用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把科伊人中的黑塞夸、高里夸和阿塔夸等部落的土地尽行吞并。^[2]在18世纪后半叶这种扩张势头又以更猛烈的程度向东继续扩展（见后述）。

为什么从18世纪初开始荷兰殖民者在南非次大陆进行前所未有的、猛烈而持久的土地扩张？这与欧洲人16—18世纪在美洲的殖民扩张不同，当年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的移民蜂拥美洲大陆和加勒比岛屿，形成了人类史上一次最大的跨海移民，但在南非并没有出现荷兰人（包括法国人）大规模移民的浪潮。荷兰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向来不具有英国那样剧烈的性质，它的特点是附着于自己小块土地上的农民贫困化，而围海造田也减弱了不少缺地的农民出走的动力，因而荷兰基本上没有形成需要迁移到殖民地去的大批农业移民。事实上荷兰外出移民数量相对来说也不多。往亚洲去的主要是荷兰商人、殖民官吏和驻屯士兵。18世纪初在广大的开普殖民地，荷兰移民仅有10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法国移民）^[3]，直至18世纪中叶也只有5000多人。因此，南非的殖民土地扩张不能仅以宗主国荷兰的国内经济发展和开普人口的自然增加来解释。那么，土地扩张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推动土地扩张的两个动力　分析18世纪开普港船舶停泊数字等统计资料，可以看到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每当绕行好望角的两洋航线上的船舶显著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南非内地土地扩张规模和速度便进一步扩大和加快。它揭示出一种因果关系：停港船舶增多，对肉类和活畜的需求相应增加，便刺激殖民者更多地占地养羊。由此看来，推动开普内地土地扩张的一个动力，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大西洋—印度洋航线上船舶对牲畜越来越大的需求。这种联系提示我们：探讨18世纪南非殖民土地扩张的原因，还必须考察国际的经济关系以及开普港在世界重要交通航线中不断提高的经济作用。南非开普地区在欧洲殖民列强激烈争夺中，有着不可取代、引人注目的战略地位。

1713年荷兰结束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同法国的长期作战状态，重新加强东方的殖民事务和商业活动。此后10年荷兰驶往东方的船舶增加一半，停泊开普港的船舶从每年平均48艘增至72艘。开普市场对牲畜的要求有增无减。在内地，布尔农场主开始沿着布里厄河向山南、山西扩张土地。18世纪40年代爆发第二次大规模商业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英法在印度的战争延续4年，英国舰队频繁进驻开普，自1725年以来因禁止向外国船出售肉类而减少的外船数目增加一倍，牲畜供不应求，开普肉价猛涨，经济生活由衰落转向繁荣。在战乱年代中，科伊人牲畜资源已被完全榨干，主要靠加姆图斯河以东的科萨人和布尔农场主供应。饲养牲畜既比种植谷物和葡萄利润大得多，而牲畜市场的垄断地位又比谷物市场更稳定可靠。于是许多追逐利润的农场主纷纷改营以牧业为主，迁入内地，占地养羊。

推动土地扩张的另一个动力是奴隶制的发展。开普的奴隶制主要由黑人奴隶和马来奴隶构成。另外，科伊人部落的瓦解，使众多科伊人沦为牧奴和农奴。到18世纪，开普奴隶数目已超过白人人数。拥有众多奴隶和牧奴的布尔农场主有劳动力资源经营更大的牧场，内地广袤的土地引起大小奴隶主对土地的贪婪。斯韦伦丹地区的大部分农场主离开原居住地，迁居小卡鲁地带建立牧场，出现了第一次土地扩张的高潮。

[1] 荷兰语Boor（布尔）意为农民，早期多指开普地区的荷兰农场主。

[2]Neumark,S.，Economic Influences on the South African Frontier　,1652-1836　,Stanford,1957,p.52.

[3]1707年“自由市民”人数为1622人，见Walker,E.A.，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London,1957,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