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巴尔扎克小说在中国的传播

同司汤达在中国的经典生成一样，巴尔扎克也属于被动的生成。中国评论家和读者先入为主地将巴尔扎克看成是文学大家，然后对他进行介绍或者研读，巴尔扎克在中国的经典生成缺乏一种主动的选择，也未能有效地对巴尔扎克的优、缺点进行比较。

但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在中国的经典生成还有点不一样，即，巴尔扎克得到的关注，要远较司汤达为多。而且，因为预先已将巴尔扎克看作是西方现实小说的代表，将他看作是法国文学的典范，因而巴尔扎克和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运动也紧密地联系起来，文学研究会，甚至左翼文学，都能看到巴尔扎克的影响。

（一）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介绍、评论

巴尔扎克最早出现在中国是在1915年。这一年，林纾翻译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集，取名为《哀吹录》，巴尔扎克被译为“巴鲁萨”。1920年，田汉在《少年中国》中著文《诗人与劳动问题》，文中对巴尔扎克的作品、风格作了简介，并认为他在法国文学中的位置是“温和的自然主义Light Naturalism向深刻的自然主义Serious Naturalism的大桥梁”^[1]。

五四时期，中国学者对巴尔扎克的评论和研究，基本受益于英美和法国著作。除此之外，日本学者著作的译介，也是一个重要的传播媒介，对巴尔扎克的传播和经典生成也起到了作用。1921年，罗迪先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厨川白村对巴尔扎克赞誉有加：

不在议论上，而在实际的作物方面为自然主义的先驱，是巴尔柴克honore de balzac，假定离开了什么时代思潮什么主义，单从作物的艺术的价值来说，他恐怕凌驾一切浪漫派自然派的诸家了。在小说方面，实为近世最大的作家。^[2]

厨川白村对法国批评家的著作比较熟悉，因而他能结合圣-伯夫的观点来评价巴尔扎克，在谈论巴尔扎克的人物描写时，厨川白村说：“描写的人物，变成极端的狂人样子来。使读者的印象，因此反有明瞭活躍的地方。”^[3]

厨川白村之后，本间久雄、相马御风等人都著有欧洲文学概论的书籍，书中多少涉及像巴尔扎克这样的自然主义作家。

20年代后，《小说月报》对巴尔扎克的介绍颇多，1924年，《法国文学研究专号》中，刊发了佩蘅《巴尔扎克底作风》，1927年又连续刊出两篇小文章《巴尔扎克的想象力》《巴尔扎克创作的豪兴》。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宏徒”称巴尔扎克为“法国写实派的先驱”。1926年，孙俍工出版了《世界文学家列传》，里面收录了巴尔扎克。文中称巴尔扎克是“法兰西文坛写实派之祖”^[4]，并且对《人间喜剧》简单作了介绍。

在20世纪30年代，巴尔扎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文艺春秋》杂志1卷2期上，蝉声发表《巴尔扎克的生平思想及著作》一文；1卷7期上，王集丛又发表《简论巴尔扎克》，杨晋豪发表《巴尔扎克评传》，可见，巴尔扎克受到的关注之高。除了《文艺春秋》外，《文学季刊》也对巴尔扎克的话题感兴趣，1卷4期上，李辰冬翻译了《巴尔扎克》，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丹纳所作，文中说巴尔扎克的工作不但不优雅，反而粗俗，又说他“在他的人物的周围旋转，像解剖家似的”^[5]，不直接跳进人物的灵魂。丹纳的批评对于中国学术界理解巴尔扎克非常有益，也帮助中国读者把握了巴尔扎克的特色。

《春光》杂志在1934年5月，刊出杜微的《论巴尔扎克》。30年代，左倾革命文学非常兴盛，杜微的论文也体现了时代思潮，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革命作家，“他是以艺术作为武器的，而且那武器又并不是只为了艺术”^[6]。因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巴尔扎克身上体现了阶级进步的意义：

一个作家，即使他是属于没落阶级的，但只要他是在努力地说着真实，诚意地去追求现实，那他底艺术不但随着伟大，而且他底世界观亦将随着他底艺术底完成而改变成为与现实的世界发展法则一致，因而他底没落物命运也就得挽救了。^[7]

在五四时期，巴尔扎克受到关注，可能与当时“为人生”的文学思潮有很大联系。少年中国学会和文学研究会都关注人生，而它们的杂志也都热衷于介绍巴尔扎克。但到了30年代，“为人生”的思潮渐渐为革命文学所代替，巴尔扎克居然完成了由现实主义作家到革命文学作家的转变，并仍然成为中国作家的典范，这不得不说是一桩“奇遇”。当然，将巴尔扎克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也并不是杜微的原创，杜微沿用了恩格斯文学和社会批评的一些观念和看法。

巴尔扎克也出现在许多法国文学史的著作之中。1923年，李璜编《法国文学史》，书中评论是根据法国几部书而来。书中将巴尔扎克放到“写实小说”之中，对《人间喜剧》的组成作了说明，书中还批评巴尔扎克的小说：“因为要特别描写得周到，作者在用笔上面，便有时过于搜寻，文字中难免了奇僻的字句。并且他太注意使阅者知道细密的地方，有时便太写得周到，难免了累赘的叙述……”^[8]当然，李璜也指出巴尔扎克对后世作家的巨大影响。虽然李璜在文中对巴尔扎克有所褒贬，但是考虑到书中的评论大多取之于法国文学史，这种评论的价值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1924年，王维克翻译的《法国文学史》面世，将巴尔扎克译作“摆而若克”，将《人间喜剧》译作“《人类喜剧》”。文中称巴尔扎克为“写实主义之父”。1929年，蒋学楷翻译的《法国文学》发行，文中将巴尔扎克与狄更斯相比，认为“巴尔扎克的确创造得很高明。描写外部的情状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生动”^[9]。1930年，徐霞村也编译了一部《法国文学史》，书中将《驴皮记》译作“《悲伤之皮》”，将《人间喜剧》译作“《人类的喜剧》”。该书介绍了《人间喜剧》的组成，也评价了巴尔扎克的风格：“巴尔扎克有许多地方是与浪漫主义相近的。他爱写古怪的人物，爱用离奇的结构，爱作神秘主义的倾向。但是在理论上他却承认小说是人生的真实的反映。”^[10]这里的观点，明显受到朗松（Gustave Lanson）的影响，朗松在他的文学史中将巴尔扎克看作是“现实主义中的浪漫主义”。

上面几部翻译的文学史，虽然没有体现出译者的观点，但是给中国读者介绍了巴尔扎克的事迹，仍然有利于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

1933年，徐仲年的《法国文学ABC》出版，书中将巴尔扎克视为“半浪漫半写实小说家”，将《人间喜剧》译作“《人类喜剧》”，将《高老头》译作“《爸爸格利乌》”。该书对《高老头》的故事作了简要叙述，对巴尔扎克也作了评价：“想象力、观察力均极丰富、迅速、正确；然而他的文笔，尤其他刻意经营时，实在是糟之又糟！”^[11]这明显是法国文学史常见的批评。1935年，徐仲年在《西洋文学史讲座》中的《法国文学》部分，又谈到了巴尔扎克。但该书实为《法国文学ABC》的重印。

同年，穆木天的《法国文学史》出版，文中称巴尔扎克是“伟大的小说家”^[12]。穆木天对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似乎很感兴趣，也将这种现实主义抬得很高，“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地、而且是科学的现实主义地，描写出来社会和人物”。^[13]

1946年，袁昌英出版《法国文学》，书中将巴尔扎克译作“巴尔查”，认为：“巴尔查是法国文学史上一座巨碑。他立在两个伟大潮流的中间，一只脚踏住渐渐退落的浪漫主义，一只脚引入自然主义的大波澜。”^[14]文中注意到巴尔扎克环境和人物描写上的真实性，说“巴尔查和和莫力哀都一样只选择个性中一种最强烈的情欲”，^[15]换句话说，这实际上说巴尔扎克的人物描写是不够真实的。

1949年之后，对巴尔扎克的研究和评论也得到很大的进步，比如1951年《巴尔扎克传》面世，1962年《巴尔扎克年谱》出版，李健吾、柳鸣九、郑克鲁等学者研究巴尔扎克的文章，也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不过，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时的巴尔扎克研究往往与政治思想联系到一起，这不得不说是时代留下的一大印迹。

（二）巴尔扎克在中国的翻译

上文已经说过，巴尔扎克在中国的翻译，始自林纾的《哀吹录》。林纾的翻译为文言文，在新文学革命之后，影响力不大。

林纾之后，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有不少翻译到中国。比如《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上，有巴尔扎克的《刽子手》；1923年的《小说世界》上，有铁樵译的《笑祸》；《北新》第3卷上，有斲冰点译的《失之一笑》；《真美善》第二卷上，有虚白译的《包底隆的美女儿戏弄审判官》。

虽然和莫泊桑相比，巴尔扎克短篇的翻译数量仍然嫌少，但是与司汤达的际遇相比较，那又好多了。

在民国时期，巴尔扎克作品集和长篇作品的翻译也还可观。比如1936年蒋怀青翻译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5年陈原译的《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1946年罗塞译的《戴依夫人》，由云海出版社出版。

其中穆木天最值得注意。穆木天是五四时期后的象征主义诗人，但同时也对法国小说感兴趣。他在1936年翻译了《欧也妮·葛朗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题名原为《欧贞尼·葛郎代》；随后又在1940年，翻译了《从妹贝德》，同样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2年，翻译《巴尔扎克短篇集》，由桂林三户图书社出版；随后在1949年，穆木天又翻译了《绝对之探求》，由文通书局出版。穆木天还在1951年出版了他翻译的《高老头》，原书名为《勾利尤老头子》，由上海文通书局出版。

傅雷也是一位重要的翻译家，他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稍晚于穆木天。1946年他翻译了《亚尔培·萨戈龙》，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3年后，出版《欧也妮·葛朗台》，由三联书店出版，1951年，又出版《夏倍尔上校》，出版社依旧。虽然傅雷的译作出现的晚些，但翻译《高老头》却在穆木天之前，他在1946年就在骆驼书店出版了该书。

另外，高名凯也翻译了多种巴尔扎克的著作，他从1946年到1954年，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作品，足有一二十部之多，比如1946年出版了《杜尔的教士》《毕爱丽黛》《葛兰德·欧琴妮》，1947年出版的有《发明家的苦恼》《两诗人》《外省伟人在巴黎》《老小姐》《单身汉的家事》《幽谷百合》，1952年出版的有《驴皮记》。

下面就傅雷和穆木天的译本进行比较，寻找两个译本的特色，及相对的优劣。

在《高老头》的《二处访问》中，有一个描绘雷斯多晨妆的细节，原文直译的话，是这样的：

拉斯蒂涅猛然转过身，看到伯爵夫人俊俏地穿着一件白色开司米的晨衣，扎着粉红色的结，头发随便地梳起来，像巴黎女人早晨的那样；她身上散着香气，无疑洗过澡了，她的美，可以说是经过调伏的，但像是更加撩人了；她的眼睛湿润润的。^[16]

穆木天的译文为：

辣斯提尼亚克猛然回过身来，他瞅见伯爵夫人很标致地穿着一件用缎带结起来的白开丝米的梳妆衣，头发随随便便地梳起来的，如同巴黎女人在早晨的那种样子；她身上放散着薰香，她无疑地已经洗过澡了，她的美貌，可以说是经过陶冶的，像是越发淫荡了；她的眼睛，是湿润的。^[17]

傅雷的译文是：

拉斯蒂涅转过身子，瞧见她娇滴滴的穿着件白开司米外扣粉红结的梳妆衣，头上随便挽着一个髻，正是巴黎妇女的晨装。她身上发出一阵阵的香味，两眼水汪汪的，大概才洗过澡；经过一番调理，她愈加娇艳了。^[18]

原文的第二小句，“看到伯爵夫人俊俏地穿着一件白色开司米的晨衣”，文中“俊俏地”原文为“coquettement”，该词有标致的意思，也有卖弄风情的意思，考虑到雷斯多夫人为了取悦自己的情人，自然带有媚态。穆木天的译文平实，译为“标致地”，不违背此词的原义，但不及傅雷“娇滴滴的”传神。该句的后半部分，“穿着一件白色开司米的晨衣，扎着粉红色的结”，原文为两个小句，穆木天将其合为一句：“穿着一件用缎带结起来的白开丝米的梳妆衣。”“缎带”一词恐为“noeud”的增译，该词指“结、扣”的意思，往往这种结和扣是装饰性的，不一定是缎带。傅雷的译文为“穿着件白开司米外扣粉红结的梳妆衣”，意义就贴切些。而且，傅雷不用“扎着粉红色的结”，而用“外扣粉红结”，把“穿”和“外扣”连在一起，颇有繁富绚烂的感觉，在中国明清描写女性衣着的世情小说中，也很常见。比如《红楼梦》第三回对王熙凤着装的描写：

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比较起来，傅雷的小说，更有古典气息，富有韵味。

第四小句，“头发随便地梳起来”，穆木天的译文为“头发随随便便地梳起来的”，与原文相合，傅雷的译文为“头上随便挽着一个髻”，这就与原文有偏差了。19世纪法国女性的发饰，有没有中国式的发髻呢，这是一个疑问。想必是傅雷想让译文更有“中国气息”吧。实际上，这个词确实能给人更深的印象。

译文中靠后的二小句：“她的美，可以说是经过调伏的，但像是更加撩人了。”“调伏”原文为“assouplie”，有“弱化、控制”的意思，穆木天译为“陶冶”，指的是经过人为的处理，自然合乎原义，但陶冶一词，有一些衍生的意义，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解，比如可以指“有意强化”的意思。傅雷的译文“调理”，一方面指出“有意为之”的意思，一方面也有人为的“调节”的意思，较穆木天的译文更切。“撩人”，原文为“voluptueuse”，有“性感”的意思，它往往暗示肉体上的魅力。穆木天的译文为“淫荡”，这个词本来有淫荡的意思，但放在这里却不妥。因为“淫荡”虽然能暗示肉体的魅力，但是给人许多道德上的价值，因而歪曲了原文对感觉刺激力的强调作用。傅雷的译文是“娇艳”，这个词排除了道德上的影射，而且体现出观者感觉受到的刺激，优于穆木天。

又另一段伏脱冷揭露巴黎世态人心的几句话，直译的话译文是：

你知道在这儿人们是怎样打开局面的吗？靠天才的光辉，或者靠腐化的巧妙。必须要像炮弹一样冲进人群中，或者像瘟疫一样钻进去。正直一点也没有用。人们在天才的威力下弯腰，人们恨他，想方设法污蔑他，因为他独占，不和人分；但如果他坚持，人们就会屈膝；一言以蔽之，当人们不能把他埋在烂泥中时，人们就会跪着崇拜它。腐化所在皆是，天才却很稀少。因而，腐化是众多庸人的武器，您到处都可以感觉到它的锋芒。^[19]

穆木天的译文是：

你晓得，在这里，人们是怎样地给自己打路子呢？由于天才的光辉，或者是，由于堕落的高妙。得如同炮弹一样，进到那些个人的堆堆里，或者是，如同百斯笃似地溜到那里边去。正直，是毫无用处。人们在天才的威力下边屈服，人们恨天才，人们尽力想法子去毁谤天才，因为天才并不分给别人的；可是，如果天才是坚持着的话，人们就要屈服啦；一言以蔽之，当人们不能把天才埋到泥底下的时候，人们就要下跪去崇拜他啦。堕落，是多得很。天才却很稀少。因之，堕落，就是那数不胜数的庸人的武器，您到处都可以遇得到那种武器的锋芒。^[20]

傅雷的译文是：

你知道巴黎的人怎么打天下的？不是靠天才的光芒，就是靠腐蚀的本领。在这个人堆里，不像炮弹一般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清白老实一无用处。在天才的威力之下，大家会屈服；先是恨他，毁谤他，因为他一口独吞，不肯分肥；可是他要坚持的话，大家便屈服了；总而言之，没法把你埋在土里的时候，就向你磕头。雄才大略是少有的，遍地风行的是腐化堕落。社会上多的是饭桶，而腐蚀便是饭桶的武器，你到处觉得有它的刀尖。^[21]

原文第一句，“你知道在这儿人们是怎样打开局面的吗”，其中“打开局面”原文为“fait son chemin”，字面上的意思是“闯出道路”“获得成功”，穆木天译为“打路子”，这是直译，忠实于原文，但不太符合中文习惯。傅雷的译文是“打天下”，很自然地将原文的意思呈现出来。接着一句“靠天才的光辉，或者靠腐化的巧妙”，“巧妙”的原文为“adresse”，这个词有“机巧”“灵活”的意思，穆木天译作“高妙”，这个词能传达出“adresse”的意思，但它暗含有中国诗画技法中的自然无痕的意思，是“诗家语”，倒不合原文了，傅雷译作“本领”，相对来说要好得多。中间一句“因为他独占，不和人分”，穆木天译作“因为天才并不分给别人的”，将后面半句译出来，但漏了前半句，属于漏译。傅雷译全了，“他一口独占，不肯分肥”。这里的“分肥”用得很好，既有原文“partager”的“瓜分”“分享”的意思，又将巴黎社会的某种“江湖气”传达出来，非常传神。下面有一句：“腐化所在皆是，天才却很稀少。”“所在皆是”原文为“être en force”,指的是数量众多，它的主语是“corruption”，穆木天的译文是：“堕落，是多得很。天才却很稀少。”译得比较平实。傅雷的译文是：“雄才大略是少有的，遍地风行的是腐化堕落。”这里将“众多”译为“风行”，原意没有大的扭曲，算是妙译，因为“风行”一词比较有力量，能促成好的文风。不过将“天才”译作“雄才大略”就有点偏离本义了，“雄才大略”往往用在政治、经济领域，属于宏大的词语，而原文中的“天才”却没有这些联想。这是傅雷在意译的时候，难免会带来的问题。

整体来看，穆木天的译文平实，忠于原文，但译文在中国化的问题上，做得还有不足，傅雷的译文有气韵，偶尔会偏离原义，但能形成风格，适合中国读者的文学经验，有时能达到化译的地步，这就是傅译《高老头》现在在众多译本里脱颖而出的原因。

[1] 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载《少年中国》，1920年1卷9期，第17页。

[2] 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罗迪先译，上海：文学研究会，1921年版，第226页。

[3] 同上书，第228页。

[4] 孙俍工：《世界文学家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230页。

[5] 李辰冬：《巴尔扎克》，载《文学季刊》，1934年12月，1卷4期，第175页。

[6] 杜微：《论巴尔扎克》，载《春光》，1934年5月，第400页。

[7] 同上书，第406页。

[8] 李璜编：《法国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版，第144页。

[9] 蒋学楷译：《法国文学》，上海：南华书局，1929年版，第98页。

[10] 徐霞村编：《法国文学史》，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第180页。

[11] 徐仲年：《法国文学ABC》，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30页。

[12] 穆木天：《法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283页。

[13] 穆木天：《法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289页。

[14] 袁昌英：《法国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226页。

[15] 同上书，第228页。

[16] H．de Balzac,Le Père Goriot, Paris: Charpentier, 1839, pp.74-75.

[17] 巴尔扎克：《勾利尤老头子》，穆木天译，上海：文通书局，1951年版，第79页。

[18] 巴尔扎克：《高老头》，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19] H．de Balzac,Le Père Goriot, Paris: Charpentier, 1839, p.142.

[20] 巴尔扎克：《勾利尤老头子》，穆木天译，贵阳：文通书局，1951年版，第150-151页。

[21] 巴尔扎克：《高老头》，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