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光明共和国（5）

我曾在某个地方读到，希特勒在一战后的真正发现是可以帮助他实施一个疯狂的计划的，不是一个民族的愤怒和怨恨，而是一些非常细小的、几乎无关紧要的事情：人们没有私生活，男人们没有情人，也不会待在家里看书，实际上，人们时刻都在准备着参加仪式、聚会和游行。现在马娅已经去世了，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婚姻真正的主旨就是交谈，这正是婚姻与其他人际关系的区别所在，也正是它最让人怀念的地方：所有那些琐碎的评论，从女邻居的坏脾气到一位朋友的女儿有多丑，那些没有价值也不怎么聪明的看法构成了我们亲密关系的本质，也是妻子、父亲或者朋友去世时最让我们难过的地方。

马娅去世后没几个月，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我妻子隐秘的快乐是什么。她那些小小的满足和补偿又是什么。我感觉马娅的那些秘密已经和她一起逝去了，这让我非常悲痛，仿佛她全部的存在都已经浓缩成了亚原子大小。但总归还有一丝线索可以抽出来，我突然想起了她的手，以及她给学生们演示俄罗斯流派和法国流派分别应该怎样演奏乐器时的手形，取决于不同时刻的需要：准确还是情感。准确在于手臂，情感则在于手，更确切地说，在于指骨，在于手指。然后我看见了她的手指，也想起了1994年圣诞节在我们家举办的那场音乐会，以及那些小女孩。

早在认识我之前，马娅就有这个习惯：每到圣诞节都会组织所有的学生举办一场小型音乐会。每位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准备一首乐曲演奏给家人听。最后她自己也会在弦乐三重奏乐队的伴奏下献上一曲。妻子演奏时的面容总是很打动我，我感觉自己正从空中坠落，但是速度缓慢，需要精力高度集中。她那双圆润光滑的腿站得笔直，一条腿略微靠前，头抵在小提琴上，我总觉得那姿势就像是把头斜倚在一个靠垫上。乐器抵着她的脸，让她的嘴唇看上去比平时略厚一些，除了偶尔睁开扫一眼乐谱，她的眼睛一直闭着，好像音乐只有在相对黑暗的内部才能产生。

那天的音乐会是在我家的院子里举行的，按照她一贯的反圣诞精神，马娅演奏了塔尔蒂尼的《魔鬼的颤音》，她特别喜欢这首曲子，总是演奏得非常精彩。学生们已经陆续演奏完了，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地方，轮到马娅演奏时，我发现我们的房子和大街之间的灌木丛里露出了三张小孩子的脸，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大概在十到十二岁之间。他们是从栅栏下面爬过来的，头发上全是杂草，躲在树丛下面。他们像是同一个野生动物的三个版本，但是他们的五官非常清秀，所以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他们。其中一个男孩的嘴巴很大，表情很丰富，另外一个男孩有一双下垂眼，还有那个女孩，是三个孩子中最年长的，长着一个矩形的脑袋，一对蒲扇似的耳朵，一副疑心极重的样子。

那时慈善物资事件刚发生不久，媒体那几天一直在给我难堪。在《民族报》的漫画栏目中，我被画成了哈梅林的花衣吹笛人，后面跟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我烦透了，所以看到栅栏下面露出的那三张脏兮兮的小脸时，我把这件事当成了一种人身侮辱。我决定让马娅开始演奏，至少可以吸引其中一个孩子。来一张牢牢抓住——不使用暴力但是牢牢地抓住——那个女孩然后亲自把她送到圣克里斯托瓦尔少管中心的照片怎么样？这对于在节前解决问题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

马娅开始讲塔尔蒂尼奏鸣曲的故事。我已经听她给学生讲了几十次了。她说，塔尔蒂尼曾对拉朗德讲过此事，拉朗德把它写进了《一个法国人的意大利游记》：1713年的一个晚上，塔尔蒂尼在一个旅店睡觉时，梦见魔鬼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在令人不安的对话之后，他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以换取一个愿望的实现：成为一名著名的作曲家。他急切地想考验魔鬼，就把自己的小提琴递给他，让他为自己作首曲子。于是魔鬼演奏了一首非常奇妙的巴洛克奏鸣曲，塔尔蒂尼觉得自己从未听过这么美妙的曲子，他在一片强光中惊醒。片刻之后，塔尔蒂尼在烛光下——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为了那首曲子把灵魂卖给了魔鬼，还是那只是一场梦——将他对那首旋律仅存的一点记忆记录下来，命名为《魔鬼的颤音》，一首令人惊叹的乐曲。

马娅夸张地停顿了一下。

“一个熟睡的人创作的奏鸣曲。”她又补充道。

我看到那几个孩子躲在那里皱起了眉头。他们的脸上仍然流露出某种抗拒，但他们心里的某种东西似乎已经解除了武装：魔鬼，梦，或许还有马娅那表演音乐剧般半真半假的讲故事的方式。孩子们用掌心托着小脸，紧紧地盯着她。我从椅子上站起身，靠近他们，尽量不引起他们的注意。马娅开始演奏了，我藏在一棵大树后面。从那里我可以看到那个女孩的手从灌木丛下露了出来，就像是鼹鼠的鼻子，我决定等到快板开始时便向她扑过去，用力抓住她。

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扑向她的时候，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我太过分了。我首先感觉到的就是那个女孩的手极小，而且特别热。它既像石头一样硬，但是又带着儿童小手的那种熟悉感，我的脑海里反复回放着出门散步时小姑娘的小手。我用力一拉，很轻松地就把她拽了出来。我不仅看到了她的脸，更看到了她张开的嘴巴，像小井一样的嘴巴。她蹬腿喊叫的力气之大，让我一度以为双手抓住的不是人，而是某种巨型昆虫。我不清楚自己抓住的是她的什么部位，应该柔软的地方却很坚硬，关节弯曲的地方也出人意料。女孩的尖叫声让人难以忍受，当我试图捂住她的嘴时，她的两个同伴扑到我身上，开始抓挠我的脸。

恐惧和思考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关系，好像前者既是后者必要的抑制剂，同时又是必要的催化剂。我没有马上放开她，用一只手继续用力抓着她的手，另一只手遮住脸来保护自己。我感觉他们与其说是在挠我，不如说是在用很细的树枝抽打我。我一时失去了方向感，跌倒在地。我松开了那个女孩，片刻之后，一切都结束了。马娅走了过来。

“你还好吗？能看见我吗？”她问。

“能，怎么了？”我回答道，摸了摸眼皮，但是当我把手指凑到眼前时，却看到上面全是血。

我的伤实际上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惊悚，洗过脸后，就只剩下几处抓痕了。当然，那些孩子想要把我的眼睛抠出来的感觉在那天晚上一直挥之不去，起初像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念头，最后像是一场梦。跟塔尔蒂尼在旅店里所发生的一样，我也有客人来访：在梦中，三个小女孩像命运三女神一样来到我身边，用她们的小手抠出我的眼睛。我没有感到肉体上的疼痛，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继续做梦，突然我失明了，听到了她们的声音。她们在我周围唱歌，玩耍。黑暗不再具有威胁性，而是变得亲切起来。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平静，仿佛她们身上的——又或许是我身上的——某种东西，使我终于再也不必解决某件令我困扰的事情了。出于某种原因，我非常乐于摆脱观看的需要，蜷缩在那个梦里，就像蜷缩在一个温暖松软的毛毯里一样。但这时，女孩们来到我身边，开始抚摸我的头，简洁的、孩子式的抚摸。

“你必须看。”她们说。

于是我睁开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