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的道德观——以《大学》、《近思录》与《传习录》为例证

吾国思想界中孔孟之垂训、宋明之理学，自为吾国文化之至宝，以其指示吾人以行己立身与待人接物之方。伸言之，指示吾人以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也。以吾国固有之名词言之，亦称为义理之学。

——张君劢

北宋大儒程颐（1033—1107）在标榜新时代的学问时，曾自豪地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他所谓的“儒者之学”，便是后世所称的“理学”或“义理之学”。而“义理”即是“德行”。

按，理学本为修己治人、参究心性之学。就传承而言，理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分门别类，大抵不外程朱与陆王两大流派。于此，我们并不细究其异同，着重的毋宁是其共同的道德关怀——成圣之学。是故，拟取《大学》、《近思录》与《传习录》略作分疏，以勾勒其共通的道德观。

细言之，之所以取样三者，着眼点在：《近思录》为朱熹（1130—1200）、吕祖谦（1137—1181）所编纂，广义里，可涵括理学家的道德视野；狭义里，则反映程朱的观点。《传习录》则记录王守仁（1472—1529）的言思，与陆王一系相应。而《大学》自二程以降，改本丛出，文字互有出入；居中朱熹所厘定的《大学章句》，附有《格物补传》，最具权威。下抵有明，阳明特揭示《古本大学》，与朱子改本相抗衡。但整体而言，《大学》作为理学家最高的道德纲领，则毋庸置疑。以上三种指标性的文本，适可理出理学家心目中的道德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