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口译研究综述

口译活动的历史非常悠久，因为自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需要交流时便产生了以口译为媒介的交际活动。但是，相比而言，口译研究的历史却是相当短暂的。在口译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不断地从其他更为成熟的学科中吸取营养，或是借用这些跨学科的理论观点，或是应用其研究方法，逐渐形成了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局面。

2.1.1　口译研究概述

口译研究是一门了解口译现象、描述口译过程和观察口译产品的学科，为我们认识口译活动本身提供了参考价值。从国外研究来看，西方早期的口译研究始于对会议口译的研究。就发展阶段而言，在短短的60多年时间里，口译研究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译员个人经验总结为主的初级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实验心理学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从业人员研究阶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更具科学性和跨学科特征的蓬勃发展阶段（Gile，1994；肖晓燕，2002；张吉良，2011）。就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而言，西方的口译研究主要集中于口译的认知过程研究，并且以实证研究为主。这一点在高彬、柴明颎（2009a）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他们分析了2000年至2008年的西方同传研究，发现认知是其研究的核心主题，主要采用的是实证研究方法。这些主题包括同步性、理解、记忆、产出、策略等口译活动涉及的方方面面。但是，Pöchhacker（2005：693）随后撰文指出过程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认知加工的微观层面，而应扩大这一概念，关注作为社会互动的宏观层面的过程。由此可见，西方口译研究的成果在不断地增长，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多样，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和科学，研究范围已经辐射至与口译相关的诸多领域。

从国内研究来看，相较而言，中国的口译研究则起步晚、发展慢、成果少（刘绍龙、王柳琪，2007：39）。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口译理论传入中国（杨柳，2007：6）。可以说，我国的口译研究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就发展阶段而言，总的来说中国的口译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问题的提出（1996年）、静态研究转入动态研究（1998年）、口译思维过程研究的跨学科特点（20世纪90年代后期、2000年），以及口译的职业化研究（2004年）（刘和平，2007：55）。就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而言，国内口译研究的主题同样集中于认知过程，实证和非实证研究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例如，王茜、刘和平（2015）对2004年至2013年期间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及其他外语类和翻译类重要期刊上的口译论文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发现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口译过程研究上，90%的论文为非实证研究论文。但是，口译学位论文方面的情况有所不同。仲伟合、贾兰兰（2015）分析了2000年至2013年国内32篇口译研究博士论文，发现近一半的论文关注的是同传，且多为会议口译，研究主题最多集中在口译过程研究上，应用最多的是实证研究方法。尽管国内的口译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快速增长和提高，但仍然存在极大的提升空间。如可以从改进研究方法、拓展研究主题、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合作等方面提升口译研究水平。

综上所述，自口译研究诞生以来，口译的认知过程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以此为研究主题的研究涵盖了记忆、策略、能力、理解等多个方面。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研究因其科学性和严谨性而逐渐受到口译研究者的青睐。尽管中西方口译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的特征包括研究主题呈现多视角、多层次；研究方法注重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张威，2009：19）。此外，口译研究的跨学科特征也越发明显，认知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为口译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学科的研究大多数是以较为成熟的理论为指导，通过采集客观数据探索某一现象的特征和规律。通过分析从2000年到2010年发表在口笔译研究期刊上的论文发现，这十年的最显著特征是，大多数研究是从跨学科的视角展开的，而且这一视角可能将仍然成为口译研究的主要方向（Yanet al.，2013：463）。总的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口译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以往的口译研究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而且面临着诸多挑战，依旧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2.1.2　口译研究的范式

“范式”（paradigm）一词由Kuhn（1996：10）提出，是指实际科学实践中被公认的范例，这些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工具，它们为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一个领域或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或学派。口译研究也不例外。迄今为止，口译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五种研究范式，包括释意理论研究范式、认知处理研究范式、翻译理论研究范式、话语互动研究范式和神经语言学研究范式（Pöchhacker，2004）。

由于笔者在前文已经对释意理论做出了详细的阐述，因此不再赘述，只介绍其核心观点。释意理论建立的口译程序分为三步，分别是将语言意义与语言外知识结合以获取源语意思、脱离源语语言的外壳、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源语的意思（Seleskovitch，Lederer，1989/1995：22）。释意理论研究范式强调口译的对象是意义而不是字词。释意翻译是意义对等的翻译，而语言翻译是字词对应的翻译（勒代雷，2001：36）。释意学派认为口译不再是孤立的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有译员、认知知识等参与理解的过程。可以说，释意理论研究范式“开启了口译动态心理过程研究的先河”（张吉良，2008：128）。此外，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释意理论研究范式并不认为科学实验是口译研究的必要的甚至是有效的方法（Pöchhacker，2004：68）。释意理论关注的是成功的口译实践，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口译实践观察的基础上的。

认知处理研究范式（cognitive processing，CP paradigm）源于Gerver的开创性研究，与认知科学家一样都关注解释语言和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认知处理研究范式与释意理论研究范式同样都关注口译过程，但前者将口译视为一项复杂的“认知信息处理技能”（Pöchhacker，2004：73）。早期的口译研究主要想回答的是口译员到底是如何完成这一复杂任务的，或者说是“黑匣子”的运作过程。会议口译研究的关注点在于解释口译这一复杂认知任务涉及的微观层面的过程，因此，口译研究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关系密切（Pöchhacker，1995：33）。在心理学家看来，口译任务是一种复杂的人类信息处理形式，涉及语言信息的感知、储存、提取、转换和传递（Gerver，1975：119）。从具体的研究内容来看，研究者主要从三个途径考察同传：一是研究不同情境下的口译产出；二是将同传视为一项复杂任务，并与其他任务进行对比；三是将同传视为一项复杂的技能，并对比职业译员和口译学员或未受训的流利双语者（Christoffels and de Groot，2005：455）。

翻译理论研究范式（target-text-oriented translation-theoretical approach，TT paradigm）下的口译研究主要是分析语篇产品，包括其结构（“语篇内”）层面和语用层面。换言之，译员的产出不再被视为认知过程的“窗口”，而是被视为翻译交际这一宏观过程中的产品和工具，主要借鉴语篇语言学和语篇研究的方法（Pöchhacker，2004：77）。

话语互动研究范式（dialogic discourse-based interaction，DI paradigm）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迅猛，主要借鉴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语篇研究理论和方法（Pöchhacker，2004：79）。话语互动研究范式的发展与社区口译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是分不开的。

神经语言学研究范式（neurophysiological/neurolinguistic，NL paradigm）与先进的神经科学成像技术密切相关。鉴于这一范式研究关注的是大脑功能，且方法上的挑战巨大，神经语言学研究范式在近期可能很难成为口译研究界广泛采用的研究范式（Pöchhacker，2004：75）。

Pöchhacker（2004）对各种口译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如图2-1所示。

图2-1显示，不同的口译研究范式之间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口译研究处于职业和培训，认知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之间。认知处理研究范式处于主导地位，可以视为释意理论研究范式的延伸，并进一步延伸至涵盖神经语言学研究范式。话语互动研究范式位于中间，与其他几个研究范式均有结合。翻译理论研究范式位于底端。图2-1清楚地展示了Pöchhacker（2004：80）所提出的多元中的统一（unity in diversity）。正如Shlesinger（1995a：9）所指出的，“我们没有——也不必期待——一个统一的范式”。

图2-1　口译研究范式簇状

（Pöchhacker，2004：80；笔者译）

除上述研究范式以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其他类型的划分。例如，Shlesinger（1995a）将口译研究范式划分为翻译理论研究范式，社会认知研究范式，语篇语言学、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研究范式，教学研究范式，加工研究范式等。任文（2012）总结了口译研究的四种学派，包括认知学派、语用学派、社会学派和文化学派。众多学者提出的不同划分反映了口译研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方面，口译研究具有复杂性。口译现象涉及语言、认知、信息加工、语篇、社会、教学等方方面面。因学者关注的方面不同，划分的依据和类型也难以完全一致。另一方面，口译研究具有多样性，在口译研究的过程中，学者常会借鉴其他更为成熟的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尤其是在跨学科研究中。尽管划分不同，但是这些研究范式或学派对口译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将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基于上述讨论，本书主要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对口译产品进行描写和探索规律，既是从语言学途径开展的口译研究，又具有翻译理论研究范式的特征。因此，本书将借鉴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围绕口译现象展开的研究统称为“语言学途径的口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