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围绕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这一主题，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世界置于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的宏大背景下进行研究。首先，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搭建相应的分析框架，从唯物史观、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导。其次，回溯农民工市民化演变进程，研判其必然性，从纵向上刻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历史轨迹和未来发展趋势。同时，运用文献搜集与理论分析、田野调查与深度调研、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等方法系统描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概括其主要特征，并从制度、环境、主体方面分析成因。最后从实证角度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目标、引导条件、引导原则、引导主体与路径、引导策略，回到实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的价值观引导，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这一逻辑归宿。

绪论部分主要阐明本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综观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点出本书的研究思路。在对重要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搭建相应的分析框架，阐明本书的基本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的身份决定了其价值归属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关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要。这是各国意识形态发展史上未经历过的重大理论课题，是当前深化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该问题有助于中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教育的实施和充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一个新视角。本部分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其价值观的要求——作为现代人的主体意识、效益意识和学习意识——为逻辑出发点，并将其分解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行为选择无不渗透着价值观并打上了价值观的烙印。要正确认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变化规律，实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的价值观引导，从制度、组织、文化等层面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家园寻找一条融入社会主流价值认同的道路。

第一章“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本章重在寻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问题的理论支撑。第一节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认为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原理为解析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形成及其作用发挥提供了理论视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物质生存状态会在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中表现出来，其不仅是一种意识范畴，更是一种实践范畴。从意识形态层面深入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为他们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对社会意识并通过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发挥积极的反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节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论为指导，探索发挥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的对策。指出要追根溯源，从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价值主体地位、实践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新生代农民工的首创精神。要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现状的深层次原因，促进他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三节从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方法中寻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对策。提出，要从统筹兼顾之两点论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主要特征，要按照城乡统筹原则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要从统筹兼顾之重点论认清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建构的目标指向，实现其精神层面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转变。

第二章“农民工市民化的演变进程及必然性”。本章主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历史轨迹与未来发展趋势。第一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演变进程回顾。主要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以农民工流动政策演变为背景，循着农民工流动呈现的“民工潮”“盲流”“民工荒”等几种形态，将农民工市民化分为限制、有序引导与强力推进等三个阶段予以阐述。认为，在目前户籍制度逐步松动、社会政策不断改善、社会歧视不断弱化、主流舆论支持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发挥主体性、实现市民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第二节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然性。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最具有市民化意愿并且离市民最近的一个群体，是市民化的首要和主要群体，这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并将伴随着中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全过程，贯穿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个阶段。

第三章“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及主要特征”。第一节是调查情况和调查样本说明。第二节在第一手资料与第二手资料相互印证中遵循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生活、学习的结构性背景入手，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在当前社会存在条件下的价值观现状。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流动观、就业心理、创业观、消费观、权益观等方面分析他们的经济价值观；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及其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分析他们的政治价值观；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意识、自我认知、职业道德认知、社会公德认知、人际交往观、婚恋观等方面分析他们的社会价值观；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观、乡土观、生活归属感、业余文化生活观、文化生活满意度、对学习的认知等方面分析他们的文化价值观。第三节归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价值观的主要特征。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既体现了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又表现了他们作为一般社会公民的普遍性，是矛盾的统一体。其基本价值取向是理性、健康、可持续的，但在其市民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认知、价值情感、价值行为倾向等方面的矛盾导致了他们价值取向与行为的契合与背离，价值取向与现实满足的矛盾与冲突，使他们的价值观有恶化的潜在风险。如果缺乏足够的建构能力和外界的正确引导，他们会走向“自我封闭”或“盲目选择”，势必影响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在不同制度背景下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可塑的，需要我们打破制度壁垒，构建环境支持体系，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发挥主体性，实现价值观的现代转型。

第四章“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成因分析”。第一节从制度的宏观影响解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认为，中国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是由一系列社会制度塑造的，户籍制度、保障性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管理制度、教育培训制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形成起着基础性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使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认同感，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欠缺公平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生成归属感，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公正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不安全感。第二节从社会转型的价值震荡解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认为，中国政治转型的宏观影响、中国市场经济的价值误区、社会多元价值观的交流碰撞、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激荡影响、中国现行价值观教育的忽视偏差间接型塑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第三节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的内在作用。阐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内生属性的张力、市民化能力不足对其价值观产生的影响。

第五章“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对策”。本章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对策要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环境、精神层面去寻找根源。要按照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遵循主导性与协同性的统一、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认知性与实践性的统一，通过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引导的基本层次、提升层次和理想层次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稳定、和谐与城市融入，实现价值观的转型。为此，本章提出要改变以往对新生代农民工偏重教育、帮扶的思路，厘清引导主体及路径，从政策维权、组织赋权、文化增权等方面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地缘”“业缘”“人缘”和“事缘”，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提升其市民化能力。要明确引导策略。要优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实行城乡无差别的户籍制度、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公共服务、城乡无差别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平的教育培训制度，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的制度保障体系；要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的价值观引导，构建“价值观认知的内化—价值观功能的融入—价值观失范的监测”的价值观引导实践框架。通过舆论引导机制、情感认同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价值观教育的内化；通过信念引导机制、践行强化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价值观教育的功能提升；通过正确的分析预测机制、疏通引导机制，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底线意识，防控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失范。

结论部分在总结本书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要打破制度性壁垒，消除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归属的物质障碍。另外，要发挥引导主体的作用，通过政策维权、组织赋权和文化增权，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要因势利导，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上而下对他们纵向灌输的渠道畅通，又要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现实的接受能力，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需要，也是深化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实践。本章最后指出，由于本书强调外在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传统价值观对其价值观转型的制约还未能进一步探究等是本书的不足之处，也是在今后研究中要进一步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