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的中国
——过去30余年GDP的高速增长对于维持和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启示
〔意〕奎多·费拉里[1]
刘春江[2]译
“2015年以前，中国将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2010
“致富光荣”
——邓小平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GDP增长情况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减缓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增长的原因，以及中国是否能够实现持续增长，并进一步提升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结果显示，即使在危机期间，中国GDP的增长依然强劲。2009～2010年中国GDP增速重新恢复了危机之前的水平，达到9%～10%。本文还探讨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以及提升并保持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引领者地位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一 引言
大致而言，世界金融危机的起点可以追溯至2006～2007年。当时发生的“地产泡沫”成为连锁效应的第一步，跨国银行体系随后遭受重创，继而出现了一片混乱的局面。[3]
危机因此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目前仍未结束的大危机时代。尽管最近的某些指标表现得不错，似乎给人们带来了重新走向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希望，但危机依然挥之不去。
相反，复苏看起来遥不可及，现在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我们还看不到一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式的人物为我们指出从这场暴风雨中脱身的途径。
事实上，之前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且社会福利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这场危机颇为类似于美国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只是目前大规模的经济停滞没有伴随着高通胀，还没有形成两种现象同时存在的滞胀局面。
年轻的失业者、新的贫困者、深层次的社会不安定和冲突、恐外或新国家主义运动以及新国家主义组织是危机造成的主要结果。尽管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但并没有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跨国流动。这种人口流动在造成生产活动外移的同时，也带来了工人罢工和社会不稳定等问题。人口的跨国流动尚未结束，其中存在的问题仅仅部分得到了解决。我们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无效率的，甚至是错误的。全球化在增加西方国家劳动力问题的同时，也给人口接收国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国家曾经被寄望于构建一个新的、更加均衡的全球经济秩序，但现在它们不仅没有解决已有的问题，甚至还增加了一些新的问题。
问题的不断出现引起了几乎所有人对全球发展模式的反思。这其中包括经济学家、企业家、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以及国际统计机构［如欧盟统计局（Eurostat）、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和美国统计局等］。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讨论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尽管全球经济不景气，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然保持着令人瞩目的高增长，基本与前几年的增长率不相上下。
中国依然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势头，意味着中国经济并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即使有也是非常微弱的。
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的经济体系极具活力。尽管有诸如城乡之间存在显著不平衡之类的问题，但其某些领域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虽然中国仍然被归类于发展中国家，不过其经济发展成就即使与大国相比，也并不逊色。
哪些因素可以确认为中国保持持续高增长的原因呢？
世界经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过去人们曾经认为永远不会失败的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永远不会停滞的一片光明的增长预期已经消失不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怎样完成中央政府确定的和谐经济发展目标，实现更加均衡的收入分配？在此期间，还要确保迄今为止已经达成的目标不受到影响，确保年轻人的新增就业不会损害已就业人员的利益，并最终保持社会的凝聚力。
怎样把中国作为国际经济发展引领者的角色提升到其被赋予的超卓地位？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能够揭示中国如何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以及保持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也将有助于那些希望构建一个和谐、安定及人们能够安居乐业的国家达成目标。
接下来的内容将讨论这些问题。
二 对过去31年GDP增长情况的分析
为了尝试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进而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下面将对改革开放后中国GDP的增长情况进行分析。
下文将重点关注过去31年中，中国GDP的变化情况，并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安格斯·麦迪森为了解中国，曾经从长期比较视角对中国GDP增长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
从OECD（2010）的研究来看，对中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能够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事实上，正如他们所指出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一直都是比其他国家规模更大的政治单位。在公元十世纪，它在人均收入（Per Capita Income）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种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中国在技术水平、自然资源使用程度以及对大片领土的管理能力等方面都超过同期的欧洲。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中，欧洲逐渐在实际收入、科技水平等方面超过中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虽然世界经济呈加速增长的态势，但中国经济在倒退”。
Maddison（2008）按照1987年价格水平重新计算了1952～1995年的实际GDP的变化情况，并基于此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了重估。他的重估使用了Ren（1997）更新至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PPP Converter）。这个转换系数基于1990年国际美元（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US Dollars）计算，并进一步从1995年更新至2003年，在此过程中，麦迪森使用校正系数（Correction Coefficient）对1995年后的官方数据进行了调整。该校正系数的计算使用了其基于1978～1995年官方增长率计算出的麦迪森比率（0.7586）。
Ferrari和Zhao（2002）使用时间-空间比较分析方法，对1978～2000年中国和意大利的GDP变化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笔者采用麦迪森（1998）转换系数和根据Ren（1997）的费雪估计平均化推导出的中美国际美元购买力平价0.7926，对中国的GDP数据进行了重新计算。
之后，他们利用意大利/美国1986年GDP的OECD购买力平价（1152）（OECD，2001），将意大利里拉折算为国际美元。
有证据表明，在1978～1995年间，意大利的GDP高于中国。从1978年的3.2倍到1995年的大致相同，之后直到2000年中国的GDP开始略微高于意大利。这一演变路径印证了中国GDP实现了更为快速的增长。从数据上来看，在整个周期内，中国每年9.1%的增速高于意大利2.1%的增速。
Chinability（2010）对1952～2009年的长期GDP增长情况（包括各产业部门）进行了历史分析。
本文将依据美国国家统计局（NBS）发布的数据，分析并讨论1978～2009年中国GDP的演变情况。
表1、表2分别以当前价格和不变价格列出了中国1978～2009年和1978～2007年的GDP数据。
以1970年价格计的GDP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表1 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前价格计算）
表2 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
第一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折算指数（GDP Implicit Price Indexes），每年GDP的IGDPt，70（t=1978，…，2007）值已经基于不变价格变化情况 
（s=1970，1980，1990，2000，2005）（具体数值见表3第4列）计算得出。
第二步，这些折算指数通过循环计算重新基于1970年价格进行了整理：
进而得到GDP价格平减指数（GDP Price Deflators）（这些数据反映在后面表3的第5列）。
第三步，1981～2007年以不变价格计的GDP通过对以当前价格计的GDP进行折算得到，方法如下：
2008年和2009年的平减指数通过一阶自回归模型得到，IGDPt=ρIGDPt-1+εt（t=1978，…，2007）。
基于以上步骤，我们得到表3。
表3 按当前价格和1970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表3 按当前价格和1970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续表
后面的图1、图2、图3值得认真研究，其将有助于增强大家关于GDP增长情况的直观感受。
图1 基于1970年折算指数的发展路径
图2 按当前价格和1970年价格计算的GDP增长情况的对比
图3 按1970年价格计算的GDP年增长情况
基于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折算指数计算的GDP变化情况显示出了逐步增长的趋势，第一个上升波浪出现在1978～1996年，但是在前七年保持了明显的平稳发展态势。第二个上升波浪较短，从1997年开始，到2008年结束，且在前七年中没有增长。这表明直到1985年，GDP水平保持了稳定，但在1986～1996年的十年间出现了明显的通胀，之后的价格水平基本稳定并持续了七年时间，紧随其后的又是六年时间的高通胀。
三 1978～2009年GDP增长情况分析
（一）对GDP增长率演变情况的讨论
基于1970年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在1978～1990年平均达到9.6%，这表明Ferrari和Zhao（2002）计算得出的9.1%的增长率是完全合理的。
整个时期的GDP平均增长率为9.6%。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在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达到这一水平，在全球经济发展历史中也可能是没有先例的。中国有很多年的GDP增长速度都超过10%，包括1984年和1985年（分别为15.2%和13.5%），以及1992年、1993年和1994年（分别为14.2%、14.0%和13.1%）。比较低的增长速度出现在1989年（4.1%）、1990年（3.8%），现在来看，出现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因为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
在前二十年中，有证据表明中国GDP增长率的变化具有周期性，接下来的十年中则以更为平滑的方式不断重复。总体来看，中国GDP增长率基本围绕9.0%的均值上下波动。
2000～2008年的八年间，受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影响，GDP增长率看起来有所下降，但是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的快速提高表明，中国经济仅仅受到了微弱的影响。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与之前连续四年高于10%的高速增长相比，最近三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高，且似乎出现了轻微衰退，但如果与那些在1%～2%范围内波动的欧盟国家和美国相比，这绝对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增长速度。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在2007年和2008年开始出现了小幅回落，在2009年才得以恢复。GDP是反映经济总体发展情况的一面镜子。中国GDP的回落是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而其复苏则是中国整体经济对危机的强有力的回应。
2009年GDP增长率的提高，又一次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信心。这看起来打开了未来福利水平进一步提升的大门。尽管人们不应该忘记GDP所反映和测度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福利水平。这一问题已经争论了一个多世纪，最近又在萨科齐-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中再次被强调。
最近的数据显示，2010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长率为9.6%，而第二季度和第一季度也分别达到10.3%和11.9%。这又一次强化了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乐观预期。但同时，根据贸易经济学（Trading Economics，2010）的数据，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9月达到了3.6%，为近两年的高点。
（二）中国GDP保持增长以及经济复苏的原因
在全球经济发展变缓的背景下，中国的GDP为什么能够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速？
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一观点上达成一致：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应归因于中国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执行的改革开放政策。
这一政策标志着中国放弃中央计划经济体系，转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
由于这一政策，在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和推动下，中国经济开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展。
笔者认为以下这些因素虽然不是全部，却可能是相关性最高的因素：
一是，年轻而充满激情的人民；
二是，大量低成本劳动力；
三是，人际关系（People Skill）；
四是，生产能力利用不足；
五是，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国外投资具有吸引力；
六是，中国政府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提供了高利润的国内市场和优惠条件。
这就相当于采用了Lin（2006）提出的理论框架，即放弃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D），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实际上，正如Lin和Liu（2006）所提出的，发展战略可以宽泛地划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违背比较优势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CAD），该战略鼓励企业在进入一个行业或采用一种技术时，脱离它们现有的比较优势；另一种是遵循比较优势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Following，CAF），该战略尝试帮助企业根据其现有的比较优势，选择进入的行业或者采用的技术。
在实施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时，许多经济欠发达国家通过扭曲资本价格、汇率，以及其他投入品价格对优势产业企业进行补贴。这种操作方式的效果并不好，而且会使收入分配情况恶化，对外贸易也将受阻。除非欠发达国家政府在采用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时候，符合促进该国产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国家拥有一个开放、健全的市场，具有较高的资本积累率、迅速升级的资源禀赋结构、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
所有这些将在短期内迅速推动一个国家实现一个又一个的目标。
从本质上来看，现有的市场条件让建筑产业部门受益巨大，如有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可以使用、外国投资的大量流入。之后是其他部门从中受益，首先是贸易部门。这种情况与其他以建筑业为发展动力的国家类似。
与此同时，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促进了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和铁路的快速发展，与之配套的高速铁路和大量火车站也随之焕发活力。该政策与对教育领域（也就是对大学以及随后对研究领域的关注）、实际服务（Real Service）领域的巨额投资，借助高效率且发展迅猛的金融市场，共同促进了国家的现代化，提升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改善了大部分人的福利水平，
农业部门很难跟上其他部门快速发展的步伐，尽管其生产能力已经大幅提升，但仍然落后于总体发展速度。
与此同时，很不幸，可能也无法完全避免的是，经济发展付出了高昂的成本，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挡在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实际上，这种解决方案产生的结果不仅是政府面临的一个不能回避的挑战，但同时，也有可能是一个转机，使其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引擎。因为这将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新的专业化公司。下文将会谈到这一问题。
执行了超过2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4]正如前面所说，尽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中有些现象颇具讽刺意味，并且自相矛盾，但这一事件仍然永久性地将中国定位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大型经济体，而GDP增长速度则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这一地位。
全球化有助于中国更加自如地应对各种挑战。正如Lin（2010）作出的解释，在危机面前，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为财政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充足的政策操作空间，使其能够通过反周期操作抵御来自国外的冲击。
中国利用其具有的比较优势还培育了一批产业。这些产业帮助它平安渡过了这场风暴。Lin认为，相对充足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要素等这些比较优势是中国竞争力产生的根源。而中国所具有的竞争力反过来又支撑其经济不断发展，使其能够拥有雄厚的财政实力和较高的地位。
（三）如何使GDP增长和经济复苏持续
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之后，中国保持GDP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复苏虽然是一个问题，却容易应付。相对于西方国家仍然深陷泥潭的情况，笔者认为，对中国而言，用全球经济减速“之后”，不如用“面对”全球经济减缓来描述更为准确。
对于中国致力于追求和保持快速经济增长所采取的所有政策，从来都不缺乏怀疑论者。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都被广泛的讨论。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断言其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温家宝2006年谈及“粗放式增长模式”时，表达了对于将过度依赖密集投资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担忧。他们两人所隐含的是，中国依靠伴随着有限的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增长的大量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以下特点：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大量农业非熟练劳动力向城市非农部门的大量转移（这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根源）、劳动力成本低、雇工受教育水平低、低水平的技术创新、收入分配不均、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低效率的能源消费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Wang，Fan和Peng，2006）
“目前来说，中国是大家所知道的全球第一个开始从危机中复苏的大经济体，尽管如此，批评者对经济刺激方案存在的大量缺点诟病不断，并认为中国早期的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一种主流的批评观点甚至认为，刺激方案已经催生了债务泡沫，债务泡沫的破灭将使中国的GDP增长率迅速下降到2%左右的水平。但是经验数据分析表明，这些批评观点过度夸大了问题。”（Lardy，2010）[5]
怀疑论者还坚持认为，债务泡沫也来自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的不断恶化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而这些都是中国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
投资情况也是大家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投资水平，还包括投资结构。
大家普遍认为中国存在过度投资，应当予以控制。当投资率超过50%，并超过家庭储蓄余额时，投资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大量依赖于较高的家庭储蓄率，而对政府的依赖则更少。此时的投资依赖于国有企业（SOEs），因此，如果要控制过度投资就要改变当前对国有企业的管制模式（Hendrick-Wong，2007）。
过度投资提高了中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过尽管全球的需求处于增长中，但仍然还没有达到足够高的水平。[6]
由于对中国的“GDP质量”的关注，大家也就投资结构进行了讨论。也就是说，人们应该清楚GDP产生的来源，或者换句话说，GDP产生的“原因”。
正如Chovanec（2010）所写的，“中国的大部分GDP来自于固定资产（如厂房、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占中国GDP净增长的90%）。GDP所衡量的仅仅是投资了多少，而不是这些投资的收益，也就是不能说明投资是好是坏。无论投资增长有多么迅速，这些投资中有很多都被证明效益不佳，而且投资的高成本往往又会掣肘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快达到警戒线。中国的增长以宽松的信贷和货币创造为支撑，而这将导致通货膨胀（Chovanec，2010）。
这两个警告“意味着中国极高的GDP增速并不必然就是一个好消息”（Chovanec，2010）。[7]它们可能将严重影响中国GDP增长的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问题不仅仅对于中国很重要，对全球市场而言也越来越重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供给商和消费者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Hendrick-Wong，2007）。
经济学家们有一个非常统一的观点，全要素生产率是持续增长的源泉。尽管有证据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支撑了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到约3%，这种增长就可以维持，企业就可以不考虑较高的成本，继续实现利润率的增长。如果追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持续提升，那么就必须控制过度投资，包括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也就是将地方政府控制在商业领域之外，并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
保持GDP持续增长需要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这意味着金融部门（即银行部门）改革需要持续推进，以及培育企业家精神。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已经出现了20～25年，是一个年轻的群体。尽管他们充满了激情，但与西方国家的企业家相比，他们仍然缺乏经验。工业园区建设政策的持续非常重要，随之而来的乐观氛围围绕着整个生产部门，并弥漫在企业家和工人之间。
在上面的模式中，对加强研究与开发（R&D）的依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最近几年，研发方面的投资已经占到了GDP的1.4%～1.5%，而且还应当进一步增加，从而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企业现有的以技术创新为发展动力的趋势。日益增加的研发投资反过来会促进人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城镇化在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下的中国GDP持续增长模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估计每年1500万～2000万人加入城镇化进程中，预期到2020年，城镇人口将达到中国总人口的60%。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之后，要保持GDP增长，就要对很多可能给正常经济周期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进行控制。
在确认与环境破坏最为相关的因素方面，大家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而工业化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环。创造一个良好的城乡环境，控制空气和水资源的恶化非常关键。但有些矛盾的是，环境保护也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车轮”，因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也会创造出就业岗位和专业化的企业，并最终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无论如何，关注绿色GDP［有些人开始将其命名为绿色国民产值（Green Domestic Product）］，而不是单纯GDP，并尝试对其进行估算都是应当的。
绿色GDP增长的持续性更强，政府应当支持以促进其增长为目标的所有举措。
当然，这需要人们和政策制定者的观念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换句话说，要改变社会的观念和习惯。
资源短缺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历史性问题。低效率的资源利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特点，资源总量的短缺，特别是水资源的节约利用，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中国洁净水资源在最初的时候就处于短缺状态，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现在已经达到了警戒线水平。
最近几年，保持健康和安全标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事实上，最近中国出口品出现的“丑闻”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政府应当下决心采取措施来执行这些标准，特别是在非正规部门企业中。到目前为止，在没有任何品牌保护措施的市场体系下，企业的目标是销售尽可能多的产品，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从不关心品牌建设问题。
中国仍然面临着腐败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对该问题非常关心，而且采取了许多以政府为首的反腐败行动。
尽管直到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腐败对经济会造成显著影响，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腐败的不断滋生对社会稳定和环境恶化具有负面影响，并将最终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阻碍。
现在让我们关注独生子女政策（One Family One Child Policy）。尽管该政策曾经通过调整人口增长模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现在看起来，严格的执行该政策将会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组织体系造成负面影响，而且最终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当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社会产值时，充足的劳动力就是必需的。而年轻人数量的过度减少将会造成劳动力的短缺。
持续的低工资也会产生负作用。从中期来看，这不仅会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如果不能避免其对全要素劳动生产率造成的负面影响，劳动生产率也可能产生明显停滞。
THP增长模型是一个目标明确、清晰、全面的模型。这一模型不是获得持续GDP增长（也就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
人们可能直接依据总需求、消费、出口和投资建立起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消费扮演了核心角色。
那么，中国GDP的持续增长就可以通过刺激家庭消费与政府消费（公务员薪酬）来实现。
要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就必须使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通货膨胀率。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因为它包括增加私人部门、国有企业及政府部门的收入，需要非常复杂的经济政策提供支持。在不存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情况下，还可能影响企业利润率，同时还需要对通货膨胀率进行监控。
在这一框架下，失业率的不断提高在各种负面因素当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会影响整个年轻一代，甚至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也会受到影响。这种情况将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和动荡，并进一步对中国GDP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可能是中长期内影响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对于上述目标，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转变为购买力平价（PPP）会有所帮助。这就是美元-人民币汇率问题。这一问题是最近中美之间争议产生的原因，并且导致了最高政治层面的介入。
保持当前较高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考虑2010年6月所进行的调整），即弱势人民币地位，对于中国的出口商而言是件好事，如果重新进行调整，强势人民币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麻烦。[8]如果从整体的角度来考虑，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情况下，弱势人民币对于中国经济是有利的，不仅有利于刺激国内需求，而且有利于进口。[9]
实际上，从中长期来看，逐步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它能够更好地反映一国的价格水平），并进行很好的监控，对于提升企业竞争力有积极作用。而这将反过来促进创新和企业竞争，进而对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产生良性影响。
关于重大事件或者中长期内的重大事件，需要强调它们作为相对概念的特点。当中国的前总理周恩来先生被问及对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看法的时候，据说他的回答是，“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讨论长期问题时的回答是，“从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
四 结论
现在进行一下总结。重回论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中国GDP的快速增长，甚至没有放缓或被全球经济下滑拖累而小幅放缓，我们从中能了解到什么？
关于第一个结论，大家基本能够形成共识，即可以追溯至中央政府于1978年开始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
这一包含了中国经济社会体系“固有”因素的决策，推动中国GDP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CAP战略的逐步实施以及对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为GDP增长提供了动力，开启了持续增长的通道。
进一步来说，中国加入WTO代表了对这一方式的最终强化。实际上，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平衡情况使其能够从容应对来自外部的冲击，并获得充足的劳动力所带来的比较优势。
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是一个让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感到迷惑的问题，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大多数争论集中于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它被普遍认为是中国GDP增长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坚信，全要素生产率应该进一步提升，因为它建立在劳动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非农业部门大量转移的基础上，而且可以通过控制过度投资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国有企业改革、强化金融部门、培育企业家精神、继续执行工业化园区建设政策、加大研发力度、持续推进城镇化，继续发挥作用。
而同时，像环境破坏之类的负面影响可能抵消其积极作用。这种担忧引发了人们对绿色GDP的讨论，认为应当更加关注绿色GDP的变化情况。既要理性看待水资源利用情况，又应当坚持健康安全标准。腐败必须减少到“正常”水平，独生子女政策应当变得宽松。收入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低收入群体的薪酬收入应当提高，但是这可能带来很多相关问题，并需要非常谨慎地予以应对。
作为确保持续性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的替代方法，可以采用关注消费的总需求模型。该模型包括刺激家庭消费、控制通货膨胀率及解决失业问题（特别是对于影响年轻人就业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渐进性改革将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一个问题是，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并改善其当前的情况。
我们需要重视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的观点，他写道：“目前关于后危机时代政治经济的假设，将会反映出中国，当然也可能是印度及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稳步提升。据说，处于金融危机中心的美国预期其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将会逐渐减弱。
“有很多事实支持这一直觉。中国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是强有力的，无论其采取的刺激措施，还是货币政策都表明了这一点。看起来中国有足够的财富来支持其采取的措施。中国已经实现了快速复苏，并促进了其他目标的实现，这些均强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事实上，今天，中国已经成为维系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印度占据了世界产出的8.5%。它们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远快于发达国家。”
但是，“……中国的未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2009年的快速复苏来自当年前八个月信贷的快速增长，信贷占GDP比重达到26%。这股洪流现在已经退去。由于担心该政策对资产价格、资产质量产生影响，并最终造成全面的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已不再进一步执行该政策。中国在2010年仍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风险，包括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依赖。对于中国而言，转换为通过扩大内需（特别是大宗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并不容易，尽管这将在促进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同时，对世界经济增长起到平衡作用。中国对服务行业包括金融行业的保护限制了企业家的机会和生产率的提升。
“谁是最大的赢家？尼尔·弗格森（Aspen Institute）猜测是中国。中国将取代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取代深陷债务危机的英国一样。”
丹尼·罗德里克指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迅速恢复快速增长。在这方面我同意尼尔·弗格森的观点。由于发生了数万亿资产的损失，除非找到其他的增长动力来替代金融业，否则消费将在一段时期内缓慢增长。
“但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并不必然是悲剧。毕竟，它们的增长依赖于引进和利用富裕国家已有的知识储备。知识不会因为经济增长的放缓而消失不见。
“只要我们所讨论的反全球化只是简单地像我们在20世纪60、70年代所经历的情况，而不是像30年代那么严重，我们就仍然有恢复的机会。
“当然必须防范的是下面这种策略，即依赖外部需求来带动国内非传统商品（加工产品、可交易的服务及非传统农产品）的供给。这种降低贸易顺差估值的策略必须用更多地依赖于国内需求的策略代替。
“不产生贸易顺差而刺激商品生产是可能的。现在需要对这种模式进行最大限度的调整的国家就是中国。但中国是否已经开始转型目前仍不清楚。”
上面引用的这些评论主要是为了佐证本文的分析。
参考文献
［1］Chinability，GDP Growth in China 1952-2009，http：//www.chinability.com/GDP.htm，2009.
［2］Chovanec，P.，“Concerns About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GDP Growth”，Seeking Alpha，April，2010.
［3］Chow，G.C.，“The Impact of Joining WTO on China’s Economic，Leg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Paper as an invited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ater China and the WTO，March 22-24，2001，organized by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1.
［4］Ferrari，G.，and Zhao，Y.，“Analyzing and Comparing Chinese and Italian GDP Level and Growth in Recent Years”，Paper presented at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istics，Guangzhou，China，December 17-18，2002.
［5］Hendrick-Wong Y.，China’s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An Outlook for the next Fifteen Years”，The Insight Bureau，21，November，2007.
［6］Lardy，N.R.，“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Recovery from the Global Recession，Policy Brief 10-7”，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March，2010.
［7］Lin，J.Y.，“Needham Puzzle，Weber Question and China’s Miracle：Long Term Performance since the Sung Dynasty”，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Economic Performance：Past，Present and Future：Long Term Performance and Prospects of Australia and Major Asian Economies”，Seminar on the Occasion of Angus Maddison’s 80th Birthday，5-6 December，2006 at School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Queensland，Australia.80th Birthday，5-6 December，2006 at School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Queensland，Australia，2006.
［8］Lin，J.Y. and Liu，P.，“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Openness and Rural Poverty：A Framework and China’s Experiences”，Working PapersRP2006/43，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UNU-WIDER），2006.
［9］Lin，J.Y.，“Role of Globalization after the Crisis”，China Daily，2010.
［10］Maddison，A.，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OECD Development Centre，Paris，2008.
［11］Maddison，A.，“Growth and Level of Chinese Domestic Product，1820-1995”，Paper Prepared for 25th Gener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Cambridge，UK，23-29 August.OECD（2010），http：//www.theworldeconomy.org，1998.
［12］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Beijing，2009.
［13］OECD，National Accounts，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for OECD Countries，1970-2000，Paris，OECD，http：//www.OECD.org，2001.
［14］Reddy，Y.，Venugopal，“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Emerging Issues for Public Policy”，Macroeconomics and Finance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2001.
［15］Ren，R.，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OECD Development Centre，Paris，1997.
［16］Rodrik，D.，Weblog，Unconventional Though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May 11，2009.
［17］Trading Economics，China GDP Growth Rate，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Economics/GDP-Growth.aspx？Symbol=CNY，2010.
［18］Wang，X.，Fan，G.，and Peng，L.，Pattern and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wards 2010，Mimeo，2006.
［19］Zoellick，R.B.，After the Crisis？，News & Broadcast，The World Bank，September，2009.
[1] 奎多·费拉里，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进行第一期授课期间，笔者对本文进行了修订。
[2] 刘春江，经济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供职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 全球金融危机最初产生于美国、英国和欧元区的信贷和货币市场，之后逐步演变为可以与80年前大萧条相提并论的经济危机。两次危机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具有相同的历史地位（Reddy，2010）。
[4] 关于这一问题，Chow（2001）的观点值得重视。他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于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的意义甚至高于中美之间，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二十一年后，于2000年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ing Relations）。这两个事件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标志着中国经济时代的来临，美国和世界各经济体承认中国并将其作为对等的经济主体。它们还标志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依旧在持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WTO成员的身份既为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也为中国产品走向世界提供了途径。有些观察家将中国经济的发展视为积极力量，而其他观察家则担心，来自外国进口产品以及外资企业的竞争可能破坏中国本国重要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的发展。”
[5]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特别是欧洲）的阶段，中国若要保持经济增长则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6] 这种模式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了成功赢得竞争，中国的出口商将转型为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这将损害劳动者的利益。资本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反过来使国家产生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造成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这种情况将导致产业结构的重建，并丧失其比较优势。
[7] 他的评论是：“消费物价指数将达到2.4%。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管制存款利率（2%）。这意味着中国存款人如果把钱仍然存在银行里，就会遭受实际的损失。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很好奇，为什么通货膨胀率不会更高。我认为实际通货膨胀率会非常高，远超过这一水平，具体表现为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资本性通胀（这两个领域总是能够获得低廉的信贷资金）。只不过目前这种通胀还没有传导至其他领域。（为了维持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中国央行被迫增加发行人民币，同时又不得不不断努力抵消新发行人民币造成的通胀效应，但是这种操作的收效并不大。）”
[8] 最近，中国政府公开宣称，不会考虑向购买力平价汇率水平进行调整，而是非常缓慢的、在较长的时期内逐步进行调整，从而不会对整个经济造成不良影响。
[9] “现有的汇率政策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支持效益不佳的出口商。出口商现在为什么能够经营得很好或者说运营良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许多出口商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因为他们能够以限制汇率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对于出口商而言，这是非常理想的，但中央银行不得不以限制汇率购买那些美元，并消除其通货膨胀效应。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Choyanec，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