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就业与收入再分配

夏杰长^[1]

我对裴长洪所长和斯威特拉娜·格林金娜教授以及杨宜勇所长的发言做一个简单的评议，裴长洪所长在演讲当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像美国这种后工业社会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以后又面临再工业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即便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特别是对中国这种发展中大国，而且主要是长时间依靠工业来拉动经济的大国来讲，也不能忽略工业化的问题，恐怕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现实的选择就是要走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和互动发展的道路。这是裴长洪所长发言给我的一点启示。

那么，斯威特拉娜·格林金娜教授的发言同样给我许多启发，她谈到未来风险的时候讲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经济增长率恐怕没有以前那么快，并会有下降的态势。第二个她非常担忧劳动就业或者失业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基本上认同，因为中国走了这么长时间的高增长的道路，这种高增长的道路主要是靠投资驱动的，我们现在又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和风险，所以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想可以走第三条道路，就是扩大消费需求来维系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对此大家担心过于扩大通胀，我觉得更应扩大服务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已经是这样的了，最近我们课题组做了判断和分析，2009年中国服务型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53%，从未来的趋势看，我们的消费结构肯定会升级，从生存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转变，而服务消费除了关乎民生的基本服务消费以外，基本上相当多的是享受型和发展型需求。所以扩大服务消费需求有很大的潜力。所以斯威特拉娜·格林金娜担心失业率的问题，坦率来讲，从总量来讲我并不太担心，因为用不了多久中国劳动力短缺就是不可争论的现实，我担心的是结构性失业，因为从经济学来讲一个“白领”需要四到五个“蓝领”与其配合，而我们教育结构培养五个“白领”才培养出一个“蓝领”。

杨所长着重讲了收入分配与再分配问题，另外讲到物价上涨不利于穷人的观点，对此，我特别赞同。物价上涨主要是基本生活品的价格上涨，直接影响到靠收入来购买基本生活品的穷人，富人更多的是用消费剩余来投资，投资资产往往是上涨的，他可以用资产的上涨来弥补因物价上涨而带来的损失。杨所长讲到财产税，特别是讲到房地产税的问题时，寄希望于借此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对此，我稍微有点不同的看法。我本人不太主张以物业税来调控房价，或者通过征收物业税来解决收入财富差距更大的问题。请大家仔细看一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原文，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开征物业税，但是全文是这样的，在对既有房地产税费清理、整顿、合并的基础上，在房产保有阶段开征物业税。大概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只要持有房产就开征物业税是不对的，开征物业税是重复征税，欧美国家有这个物业税但其前期阶段税费很少，而我们前期阶段税占50%左右，这个情况保有阶段征税是重复征税。同时土地所有权性质中国和国外不一样，我们买的房子增值了主要是来自土地增值，而土地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对于一个没有所有权的东西来征财产税或者物业税，这个从法律上讲说不过去的。此外，税负可以转嫁，你寄希望于通过征物业税来降低房价很难，除了所得税之外其他税收基本是可以转嫁的，那么卖房总是可以转嫁给下家。在这种情况下，不是降低房价的问题，而恐怕会是使房价更高，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再加上房地产价值每年评估一次的成本太高，现在税务部门、房管部门基本没有这个精力和能力，所以我个人觉得不能依靠物业税来解决房价过高、调整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也许用金融等手段来解决房价问题要更现实。

[1] 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服务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