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
“地理环境通常指环绕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包括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是人类生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经常必要的条件。”[1]人类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活动均是在一定地理环境中进行的，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特别是近代以来，地理位置上的海陆分布、自然资源分布不平衡及对全球重要运输航道的掌控程度，都直接影响到民族国家的实力地位和发展趋势。回溯地理环境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曾系统阐述了人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其著名的《政治学》中论及了政治与地理的关系，以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在《地理学》一书中对政治地理的阐述，等等。探索和解释地理环境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是人类认识所居自然和社会的重要方面。这一努力一直持续到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产生新的突破，人类对世界日益形成较为完整和清晰的认识。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地理、气候、土壤等影响民族性格、习俗和法律的因素展开了探讨。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对地理环境与国家、民族的关联亦有过说明。黑格尔指出，“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2]。这些早期对地理与社会、政治关联的探知相对零散，并未形成完备的体系，直到19世纪，较为系统的地缘政治学才得以形成。
地缘政治学研究空间与人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日益作为一个整体被人类所认识，地球面貌已“从推测的混乱状态变成科学的完整体系”[3]。这一阶段，欧美列强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瓜分浪潮，土地、人口、财富等资源不断流向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世界地理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二者的有机结合对世界近代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是这个时期政治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受到德国19世纪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在代表作《政治地理学》中引入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将国家视为一种类似生物有机体的组织形式，认为它的社会行为遵循生物规律，受到领土的性质和区位的影响，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势必要向外扩张领土以增强实力，以获得进一步成长的空间。在拉采尔看来，国家的目标是追求权力，生存空间是国家权力的基本组成部分，处于增长阶段的国家有对外扩张倾向，目标首先对准那些具有战略价值和经济回报的地区。他将生长、兴盛、斗争和衰亡这些达尔文主义的概念引入对地理空间结构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框架中来，对地缘政治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其推崇的地理决定论“为后来的地缘政治学家提供了国家扩张主义学说的科学基础”[4]。在理论建构中，拉采尔对海权的重要性给予了必要的关注，认为它是实现世界霸权的最便捷途径。同时他初步洞察了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历史性对立态势，并由此得出实现大国地位需要二者兼备的结论。此后，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在拉采尔的政治地理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地缘政治学，1916年其在《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一书中将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提出，将其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5]。他在探讨地缘政治的基本问题时，贯穿强调适者生存的竞争逻辑，将空间视为一个国家生存、成长、发展和衰亡的关键，将国家使用权力扩张其边界纳入合法的目标范畴。“总的来看，他在提出这一学科时是利用拉采尔关于有机体的国家论发展了地缘政治科学。”[6]比拉采尔更进一步的是，契伦本身持支持德国向外扩张及建立中欧帝国的立场，其基于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生存空间和种族观念的地缘政治思想，后在德国“慕尼黑学派”代表人物卡尔·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那里得到了集中呈现，并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的对外战略及国际政治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历史上看，地缘政治学致力于从空间角度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实践，但其形成和发展无不受到特定时代背景、技术条件、社会思潮、国家对外战略等综合因素的制约。从根本上说，地缘政治学的核心价值在于，“任何类型的政治权力或政治现象都必然具有某种空间维度，即政治权力或政治现象不仅有政治特性，同时具有地理（空间）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为人们理解和把握政治权力或政治现象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7]。同时，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史也表明，它并不只是单纯讨论地理因素对国家权力和对外战略的深刻影响，还广泛纳入经济、技术、组织、人口、制度等多样化因素作为分析条件。在对地理和政治关系的经久探索中，海权与陆权的二分论发展成为探寻国家间关系模式的重要理论框架。
一 海权论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人类早期建立和培育的首先是大河文明，如中国的黄河文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古巴比伦的两河文明及印度的恒河文明等。认识和探索海洋、开发和利用海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篇章之一。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生存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类文明逐步由大河文明向海洋文明过渡，而这一历史转换实现于15～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对海洋认识和探索的加深，加之航海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大幅提升了人类驾驭浩瀚海洋的能力，对海洋的利用也逐步超越传统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开始具有早期资本主义色彩的商业贸易、殖民掠夺的特性。
“海洋对探险的速度和方向、对殖民地的掠夺、对商业财富的取得以及对海军战略的运用等的影响作用，在各个时代都吸引着人们的注意。”[8]海洋进入近代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考虑范畴，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与传统陆路运输相比具有更加方便和成本更低的优势，它不仅可以更好地规避陆上商道可能遭受的沿途国家和盗匪的侵扰，而且可以节省可观的运输成本，也即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上都相对有利。不可否认，受科学知识和航海技术的局限，海洋在被人类当作经营跨国贸易的“公路”的一开始，就蕴藏着难以回避的各种风险，因为“航程是漫长而又危险的，各大海洋之中经常充斥着敌人的踪迹”[9]。但在巨大利润和西欧民族与生俱来的探险性格面前，这一担忧显得无足轻重。正如黑格尔所言，“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10]。
“地球地表系统存在着海洋环境和大陆环境的巨大差异，两类性质不同的空间使地球表面形成了陆权与海权两大地缘政治权力的基本形态，这就在地理上造成了世界地缘政治系统中海权与陆权的对立与统一。”[11]追溯历史，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就已对海上军事及战略有过实际经验和总结，这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远征记》等著作中都有体现。有学者将地中海地区早期出现的商船、舰队及其维护海上航行安全和贸易安全的行为视作古典海权历史的代表，雅典和罗马的海上实力兴起是这一时期海权发展的高峰。罗马时期哲学家西塞罗在分析两次“布匿战争”后曾得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感悟。18世纪以后，世界上主要濒海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都更深地与海洋相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人类关于海洋的思考经历了逐步深化的过程，发展到19世纪出现跨越式进步，从根本上提升到战略原则的层面。
美国海军上校、海军史学家和战略思想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于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奠定了近代海权论的学说基础。后世学者对马汉创立海权论的介绍和评论可谓汗牛充栋，总体上肯定其思想的“核心价值在于首次从国家大战略角度对海权进行了详细考察，即他首次阐述了海权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工具的价值和有效性，这种考察有两个根本内容：一是对海权的含义及构成要素的系统论述，二是有关海权对历史进程和国家繁荣的重要作用”[12]。
马汉虽然未直接对海权给出确切的定义，但从控制和利用海洋的角度明确提出衡量和判断一个国家海权能力的六个基本要素。一是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在马汉看来，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能影响该国战略选择和决策，既倚靠大陆腹地又面对海洋的国家（如法国），往往容易在确定发展陆上或海洋战略之间摇摆不定，战略方向的不确定性常会导致国家力量和资源的分散，甚至造成政策选择的重大失误，从而使国家财富和精力遭受损失。相反，既不用担心遭受来自陆上强权入侵，又不会被引诱向陆地外围盲目进行领土扩张的国家（如英国），因具备单一的海洋国家战略的特点而较易赢得战略上的优势。从条件上看，既便于进出海洋，又不至于遭受陆上直接威胁或需要通过陆上扩张谋取利益，是地缘政治范畴优越地理位置的基本要求。马汉指出，这类国家主要有两种，即海洋沿岸国家和岛国。它们的地理价值还在于能够方便集中军事力量，为打击竞争对手的军事行动提供有利的空间位置和基地。此外，若是能方便进出公海，并控制攸关世界航运的海上咽喉要道，则将大大提升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
二是自然构造（physical conformation）。一个国家要拥有自身的海洋贸易、海洋运输和海军，仅仅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是不够的，还需要优良的海港，即“能够方便地提供通向外部地区的途径”[13]，以用于商业贸易和军事防卫。在马汉看来，自然构造对海权的影响还体现在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和生产力水平上，物质条件相对优越的国家（法国）比相对落后的国家（英国）缺少向海外探险的诱因。英国人对贸易的需求促使其不断发展生产能力和向海外扩张，最终成就了他们的商业和殖民帝国。
三是领土范围（extent of territory）。在探究领土范围对海上霸权的影响时，马汉的论述重点并不是国家的总体面积，而是一国可以用于发展海洋事业的领土结构，包括海岸的长度和港口的特征。“在地理与自然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依据人口多少而定，海岸长度就成了强大或弱小的症结。”[14]
四是人口数量（population）。一个国家的人口特征会影响到海洋权力的成长，但人口指标并非简单的自然数量和规模，而是专指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数以及其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包括从事海外商业的人和海军规模以及随时可以加入这一群体的潜在人群。根据马汉的阐述，潜在的海洋后备人口和制造能力对一国海军在战时的动员能力非常重要，它往往关系到海战的最终胜败。在这里，一个国家人口的专业技术才能和整体活动及素质被纳入分析考虑。
五是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马汉将一国国民进行贸易（包括生产商品进行交易的必要性）的倾向视为攸关海权的至关重要的国民性格。这种贸易的倾向是与为追求财富而滋生的冒险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它有助于商业扩张和促进航运业的发展。英国人具有发展海外贸易和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强烈冒险精神，这对其确立海上霸权产生了重要影响[15]。
六是政府特征（character and policy of governments）。政府的政策将决定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的工业发展状况和对海洋的利用情况，以及在战争时期海军的整体实力，成败的关键则在于是否具有发展海上力量的坚定决心和得力举措。
观察马汉提出的影响海权的六个关键要素，前三项是取决于自然地理特征的硬指标，后三项则是立足于民族、政府和商业的软指标，只有这两个方面有效配合才能切实壮大一个国家的海权。一个国家要获得对海洋的控制权，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而且需要占据关键的地理战略要点，以及对海军战略的有效运用，特别是要拥有强大的商业控制力量。“将海洋由自然状态有效地转变为存在着海权的状态，最具决定性的方式是商业控制。”[16]马汉的海权论提出了将国家的海上军事力量、商业能力及贸易和军事据点结合起来综合考察的视角，因为对于一个从事全球贸易的国家而言，运输是生产与市场之间无法回避的重要环节。海上军事力量的维系和发展需要强大工商业的支撑和优越的海军基地，而对攸关世界海上航运的交通要道的控制，无疑有助于扩张对外贸易和保持海上军事优势。上述三点形成了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形成了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这样一条链条。马汉自己也认为，海权“是一国的海军、商船队、基地和海外殖民地等的总和，是一国征服和使用海洋的整体力量”[17]。也就是说，对海权的现实范围不应有先入为主的局限观念，维持和扩大海权需要一个国家在战略上将国家利益向外延伸，一方面致力于把持贸易和商业的霸权，一方面占领对发展贸易和海上力量非常关键的地理枢纽，进而建立后备力量充足且奉行有效战略的海军。
海权与陆权的关系是马汉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在其1900年出版的《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作用》中有着恰当的体现。海权对“历史的进程和国家的繁荣”发挥着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这本身就蕴含了海权与陆权相比对一个国家权力更加关键的意涵。研究陆权与海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马汉论证“海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的途径。19世纪末海权国家英国与陆权国家俄国之间的争斗及其所引发的对亚洲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殖民争夺是所谓亚洲问题的核心，前者以海洋为依托，后者以陆地为基础，双方都致力于寻求政治控制和商业利益。陆权国家需要海洋以扩展自己的势力版图，海权国家也需要占领必要的陆地作为发展的依托，这种竞争关系导致了历史上海权与陆权的二分和尖锐对立。而在马汉看来，海权国家应当选择强而有力的攻势战略，他认为一般在海上实力占优的国家总能战胜在陆上实力占优而且企图扩张陆上霸权的国家，进而呼吁海权国家共同遏制俄国向欧亚大陆东西两侧的扩张。马汉将海权与陆权看作对立的关系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紧密联系。19世纪中后期，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绝对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念和权力现实主义充斥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头脑，对外军事扩张和划分殖民势力范围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加上海洋对国际政治的整体影响处于上升阶段，世界主要权势国家对海洋的争夺明显加剧。这些各国相互斗争的生动现实投射到理论归纳中，便促成马汉对海陆关系处于长期对立循环的深刻理解。
马汉无疑是权力至上的现实主义者，其对海权的探究最终落脚在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的讨论上。他对美国海权发展的重视盱衡了其所处时代全球地缘政治特征和技术发展现实，认为人力难以更动的地理位置是决定一个据点军事或战略意义的关键，呼吁美国应根据自身地理环境加强对重要航道、岛屿和海峡的关注，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予以控制，包括夏威夷群岛、加勒比海、中美洲地峡等战略要点，因为它们能够直接促进美国的商业安全以及增强对海洋的控制能力。基于对海洋作为当时世界重要联络媒介的判断，马汉认为，“我们应从已为历史证明的基本事实出发，这事实就是对海洋——尤其是沿着由各国的利益和商业勾画出的重要航线——的控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主要物质因素”[18]。因而，一旦可以做到，一定要把这些要点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后，马汉在对美国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美国应努力发展海军力量，以可靠实力来保障政策的执行，而真正稳妥的是突破传统近岸防御的束缚，改为奉行主动攻势战略，放眼太平洋，将危险阻绝在美国本土之外。可以说，马汉海权论的政治现实性十分突出，落脚点在推动美国建立和扩大全球性海权上，支持美国确立走一条海权道路的国家战略，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其内在的“强权至上”的逻辑。“它反映了当时美国在看待包括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在内的国际关系时所体现出的历史哲学、价值观念、文化种族偏见、世界观以及思维方式。”[19]
马汉提出的海权论契合了19世纪末美国由大陆扩张主义转向海洋扩张主义的现实需要，成为美国历届政府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据，对此后世界各国的海军建设及海军战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梯尔指出，马汉所使用的海权概念，在狭义上是指以优势力量实现“对海洋的控制”，在广义上不仅包括以武力方式统治海洋的海上军事力量，也指那些与维持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其他海洋要素[20]。在马汉看来，这些其他海洋要素主要是指海洋经济，也即生产、航运和殖民地。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提出者莫德尔斯基将16世纪以来世界体系中不断出现的大国兴衰的历史循环看成是海权和陆权二者复杂博弈的结果，认为海上力量是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的必要条件，世界领导国常常能够率领其海洋联盟遏制大陆强权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英国学者艾里克·格罗夫认为，依照马汉的海权因素分析，20世纪末以来应该有一整套新的影响海权的条件，包括“经济实力、技术能力、社会政治文化、地理位置、海洋依赖程度以及政府政策与认知”[21]。另有学者认为，马汉的最大贡献在于其发现并证明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与海洋权力（maritime power）彼此密切相关[22]。
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对马汉海权论的探讨相当活跃，其中不乏一些总结性和概括性的成果。鞠海龙将马汉的海权范畴归纳为“安全海权”和“利益海权”，“安全海权”指的是一个国家必须首先完成对自己重要的、一旦被对自己有威胁的国家占领便能够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周边海域和其他战略要地的有效控制，这是主权独立国家最起码的要求；“利益海权”指的是在“安全海权”基础上，海权范围还要随着其海外利益的延伸而不断向外扩展，与海权战略密切相关的海军战略也要相应地扩大运用范围[23]。在此意义上，台湾作为战略要地直接关系到中国最基本的“安全海权”。王生荣在阐述马汉的海权论体系时提出“经济海权”和“军事海权”的区分，并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海权的发展不仅包括武力控制海洋或部分地控制海洋，而且包括和平时期海上贸易和运输的发展[24]。史春林在《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国外海权问题研究述评》一文中对国内学界对马汉的海权论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虽然马汉的海权论有诸如霸权扩张色彩、战争决定因素单一化、海上作战原则的固化等局限性，其将海洋视作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对外贸易和掠夺殖民地的海上通道的理解亦十分狭隘，但其对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言，“马汉开启了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新视角，即随着工业时代通信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地理因素在国家权力中的重要性”[25]。
马汉的学说开启了人类对海洋与权力关系认识的新时期，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海权”概念，而且将海权问题提升到攸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层次。其后，西方世界有关海权的论著层出不穷，而且各有侧重。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极大地刺激西方战略思想界对海权和海军战略进行新的思考和检讨。总体上看，各国海军战略家认识到技术的新发展对传统的海军战争带来了新挑战，但认为海权的重要性不至于因此削弱。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海权思想以英国的李奇蒙（Herbert William Richmond）和法国的卡斯特（Raoul Castex）为主要代表。李奇蒙拥有职业海军军人的经历，在海权观点上强调战略因素与技术因素的整合。曾任法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的卡斯特根据一战的经验指出，制海权的实质是控制海上交通以达成战略目标，其仍是保证海洋战略成功的必要条件。卡斯特并沿用马汉的观点，认为海上决战是获取制海权的手段。
此后，颇具代表性的有印度潘尼迦的海权思想和苏联戈尔什科夫的“海上威力说”，都在马汉的基础上结合各自国家的具体国情对海权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印度政治家潘尼迦在1962年出版了《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提出建立和发展印度海权的思想。他对大航海时代之前与之后的海洋活动予以区隔，认为“瓦斯哥·达·伽马和他的后继者带到印度史里来的，是一种独霸海洋的要求，这个概念跟亚、欧两洲过去所公认的‘自然法则’完全不相一致”[26]。这里所说的“自然法则”主要指的是传统商业和运输法则，与前者谋求排他性、独占式的海权有根本性区别。在13世纪以前，印度掌握着印度洋的控制权，那是一个贸易和航行完全自由的时代。“其时，海盗绝迹，航路通畅，贸易不受任何干涉，是向一切国家的船只开放的。”[27]15世纪末葡萄牙在达·伽马开辟经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后，开始将印度洋当成王室的私产予以控制和垄断，海洋航行自由的原则受到挑战。在英国海上霸权时代，印度洋的定位是英国的一个内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为加强海权而建立起印度海军。在潘尼迦看来，海权的要素除马汉强调的六项外，还应纳入科学水平与工业能力两项，并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点比马汉强调的地理和政治因素重要得多，对印度海权的崛起将是至为关键的条件。潘尼迦在详细论述印度洋的海权历史后得出结论：印度的民族利益一向在于印度洋，其生命线集中在这片海域，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其在比对海权发展的各项要素后认为，印度凭借有利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资源，应确立谋求建立海权国家的长期政策目标，发展和巩固在印度洋的海上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潘尼迦明确指出，“一地的海权最终系于能否控制入海的咽喉海区”[28]，并提出印度海军应该实现的三大任务，即有能力在近岸海域活动，有能力作为区域性力量保证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的稳定和安全，有能力作为一支远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
曾任苏联海军总司令、有“苏联马汉”之称的戈尔什科夫在《国家的海上威力》（1976年）一书中提出了“国家海上威力说”。戈尔什科夫对海洋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海洋具备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和通往未知大陆的道路这两种基本功能，历史上航海业发达的国家都抢先一步成为经济强国，一个国家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越大，越容易产生和形成“国家海上威力”的前提条件。他认为，开发海洋的手段与保护国家利益手段的总和便构成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海上威力。“国家海上威力的实质，就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最有效地利用世界大洋（或如常说的地球水域）的能力”，其基本组成部分包括，“国家研究（考察）海洋和开发海洋资源的能力，运输船队和捕鱼船队的现状及它们保障国家需求的能力，国家造船工业的现状和造船能力，以及与保障本国利益相适应的海军”，并进一步指出“利用海洋的性质和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水平，是由该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其政策来决定的”[29]。在戈尔什科夫看来，欧美国家片面强调海上威力的军事性质，而忽视了其经济性质，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色彩，苏联所主张的海上威力应该在保证必要的海军实力的前提下，注重发展海洋经济对国家实力和利益的作用，因而内容更加广泛和深刻。戈尔什科夫关于“国家海上威力”的论说对苏联海军的发展以及确立全球霸权产生了重要影响。
潘尼迦和戈尔什科夫是继马汉之后海权论的重要代表，他们的理论内容更丰富，更具时代性和民族性，但并未从根本上超越马汉的海权论基本原则和内核，主要在于结合时代特点以及各自国家的地缘现实、社会结构、利益诉求，提出其认为的符合国家利益的海洋战略。用一位国内学者的话说，马汉、潘尼迦和戈尔什科夫所阐述的“都是一种以狭隘的国家利益及其延伸为范围，以海权与本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为战略依据，以海军战略为国家利益和海权实现基础的理论”[30]。基于海权学说的精神，我们知道，第一，扼守海上交通要道的地理据点对海权国家维持其霸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这符合“大航海时代”以来国际权势斗争的基本事实；第二，海陆二元对抗构成历史上海权与陆权国家关系的基本态势，它不仅是单纯的军事力量对抗，而且是双方综合实力和大战略的较量。
二 陆权论
从马汉开始，海陆关系日益成为地缘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扩散以及随之而来的陆上交通运输的飞跃进步有力地推动了传统陆权国家的发展。对陆权论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主要贡献者为英国政治地理学家H.J.麦金德（1861～1947）和美国地缘政治学家N.J.斯皮克曼（1893～1943）。二者的学说阐述了地缘环境、陆权国家和全球霸权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地缘政治与国际权势间的关系特别是海权与陆权之间的互动及其作用提供了新视角。
麦金德“陆权论”的核心命题是，在陆权与海权长期反复斗争的世界历史中，基于地理决定政治的逻辑线条，认为占据和控制地缘位置上的枢纽地区对争夺世界领导权具有关键性意义。麦金德对海权与陆权形势的判断有深刻的时代因素，这种时代的宏观变量无疑也是我们分析海权与陆权关系的重要参照体系。从历史上看，“制海权似乎是历次以海上大国为首的大联盟挫败历次欧陆支配大国的决定性军事因素”[31]。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间的联系与互动逐步超越传统国界的限制，以全球范围为特征的新局面加速形成，不仅世界日益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认识和看待，而且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逐步扩散到国际政治领域中，其最为直接的表现之一即是交通工具实现突飞猛进的革新，这些都对主要资本主义强国维持和争取全球权势带来新的影响。蒸汽动力的广泛使用和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增强了海军力量的机动性。“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32]这是西欧海权国家在历史上长期掌握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在陆地上，铁路的出现和运用明显加快了遥远地域之间的人员和经济联系，亦改变了传统陆上军事力量依靠马和骆驼运输的被动性，从而明显增强了机动性。“铁路的作用主要是远洋贸易的供应者，但是现在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33]由此，麦金德与马汉对海权持乐观主义的态度不同，判定工业革命的结果使得力量对比开始朝着不利于海权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是对传统把持海洋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可能丧失力量优势的担忧和提醒。在此，马汉的海权至上理论的适用性遭遇历史条件的限制，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对其所设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提出了挑战，即海洋经济不再对一国的经济繁荣起决定性作用，技术进步使陆上强国有条件更有效率地运用其丰富的资源和人口优势以扩张国家权势，并削弱了海上国家依靠传统殖民贸易增加国家财富的能力。“工业化彻底改变了现代战争的规模与进程，使那些在人口和资源上享有绝对优势的大陆国家更可能赢得一场大规模的持久战争。”[34]基于这一判断，麦金德认为英国若想扭转海权在与陆权竞争中的不利局面，要么进一步加强英帝国各个分散实体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即进行所谓的“帝国一体化”，要么重新安排中东欧的政治格局，放弃一向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的旁观姿态，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
麦金德陆权理论的重点，在于其基于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海权与陆权关系判断所提出来的“心脏地带说”。他指出，世界上最具有权力潜质的地区是欧亚大陆（世界岛），而对欧亚大陆腹地也即“心脏地带”的控制是决定权势的关键。在“心脏地带”的外围是由欧亚大陆边缘陆地所构成的“内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35]。麦金德进而提出其有名的三段式论述，“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此后，麦金德进一步提出“中间带”和“地中洋”的概念，究其实质，则是体现了英国传统对欧洲大陆奉行均势政策的精神和原则，强调的是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实力均衡。
斯皮克曼对麦金德陆权理论的批判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对世界地理区域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国际权势对抗的模式进行了重新思考，在其代表作《和平地理学》中提出了“边缘地带论”。“《和平地理学》是对美国马汉的海权论、德国拉采尔的空间论、英国麦金德的陆权论的综合，同时有所修改、发展。”[36]斯皮克曼将地理与国际政治相结合的立论基础是现实主义的权力论，他对当时美国国内存在的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倾向进行了纠正，明确提出国际社会是由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构成的，虽然其中存在一些致力于处理国家间事务的国际机构，国家之间也承认一些规范性的准则，但实力仍然是保障安全的最根本原则。他称，“没有实力支持的政治理想和远见似乎很少有存在的价值”[37]，并指明一个国家的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斯皮克曼通过对麦金德“心脏地带”的经济、资源和地理现实状况的分析后认为，所谓“心脏地带”的战略价值并没有麦金德所描述的那么高。相反，围绕“心脏地带”由水陆两便的国家构成的“内新月形地带”也即大陆的边缘地带，曾经既要对抗大陆“心脏地带”的陆上势力的入侵，又要面对英国、日本等海上势力的挑战，然而如今其水陆两面的地理性质使其能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的冲突中起到缓冲作用，它的核心地位才是理解和掌握整个世界政治的关键。因此，斯皮克曼提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38]。
斯皮克曼通过历史分析得出结论，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并不具有绝对性，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单纯的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对抗。“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俄国，或者是大不列颠同俄国一道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区的强国。”[39]基于此，世界史上主要呈现两种权势对抗模式，首先是海权和陆权之间的二元对抗，其次是海权国家与地处“心脏地带”的陆权国家联手抗衡旨在谋求霸权的“边缘地带”的强权。在他看来，均势是保护国家安全的有力策略，主导性海洋国家（美国）若要保持其持久优势，不仅需要拥有强大的海权，而且需要承担适当的大陆义务，即要采取介入策略确保欧亚大陆的均势状态，防止出现强国统一“边缘地带”挑战其地位。早在二战结束前，斯皮克曼就颇具战略眼光，他在预言战后新秩序时指出，在欧洲，一个体积庞大的俄罗斯不一定比德国好；在亚洲，美国可能有必要转而支持原来的敌人（日本）以牵制日益强大的前盟友（中国）。斯皮克曼论证的最后落脚点放在对美国战后推行何种国际战略的建言上，认为在20世纪北美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欧洲和远东沿海地区将是最重要的潜在权力中心，美国应该继续在欧洲和亚洲实行均势政策。
传统陆权论对欧亚大陆地缘重要性的强调和海权、陆权关系的认定，均出自现实主义的逻辑。尽管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分别提出两种海陆关系的模式，但究其根本仍难脱二元对抗思维。二战以后，随着国际政治呈现出来的新特点和新环境，特别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趋于瓦解，地缘政治学有关海权和陆权的理论也在不断地修正。下节阐述海陆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将从冷战和后冷战两个阶段给予进一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