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洲新安全观与中国
夏立平
【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新亚洲安全观，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印度等国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续和发展，其内核是中国的“和”文化。在新时代维护安全需要有新观念，新安全观是在与冷战思维斗争中发展的，它应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亚洲新安全观是对和谐世界理论的发展，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宣示。坚持和丰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是亚洲新安全观的基础。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时代为实现亚洲新安全观提供了现实条件。
【关键词】亚洲 新安全观 中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构与方略选择”（14AZD060）、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重点研究项目“美国印太战略与中国应对方略研究”（CAMAZD20140）、同济大学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全球治理视阈下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同济大学人文社科跨学科研究团队项目“海洋战略与海洋文明研究”的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夏立平，历史学博士，同济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和“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新理念。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亚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上海亚信峰会是亚信有史以来与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极大地推动了“亚洲新安全观”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印度、缅甸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符合世界潮流，又有亚洲特色的安全观。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倡议各国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随着形势变化，中国呼吁各国树立亚洲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体现了中国安全理念的进一步深化。这是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在国际安全方面展现的重要新理念。这种新安全观是与冷战思维根本对立的，将在逐渐战胜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理论中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新安全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设和谐世界”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也将是中国和平兴起的安全保证。当前世界上传统安全观、冷战思维还很强烈，只有用亚洲新安全观去战胜它们，才能保证中国的和平兴起。
中国作为代表亚洲的唯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就亚洲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提出看法，并与各国一道，协调和携手推动基于共识之上的安全观。中国应该与亚洲国家一道，共同推动区域安全。
从1999年的《亚信成员国相互关系指导原则宣言》，到2002年的《阿拉木图文件》，亚信组织正崛起为一个泛欧亚大陆的安全合作组织。亚信成员国覆盖欧亚大陆90%的领土，其人口占全球的50%。它孕育于被地缘政治家称为“世界心脏地带”的中亚，并成长为覆盖整个亚洲的一个政治对话与共同安全组织。上海峰会的召开，标示着亚信已经走过了初创期，有望成为一个洲域性安全合作组织。
“亚洲新安全观”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续和发展，其内核是中国的“和”文化。中国的“和”文化，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它们是构建“亚洲新安全观”的基石。中国抓住亚信峰会东道国的机会，推动“亚洲新安全观”，以造福亚洲、塑造亚洲的美好未来。
一 新时代维护安全需要有新观念
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了长期激烈的军事对抗、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作为其严重后果之一，美苏庞大的核武库甚至发展到足以毁灭人类好几次的程度，成为悬在世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危及人类的安全和生存。与此相适应，在国际安全领域，特别是超级大国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冷战思维。这些冷战思维是以地缘政治、均势战略、“零和”游戏规则、反共意识形态等作为理论基础的。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有必要抛弃过时的冷战思维，在国际安全领域接受新的观念。
近年来，针对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存在，中国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主张维护安全需要有新观念，一直在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和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主张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这种新安全观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它应该成为构建21世纪新型亚洲安全架构的理论基础。
第一，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要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
第二，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对“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
第三，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增进战略互信，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实现亚洲和平稳定。欢迎各方为亚洲安全和合作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第四，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要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已经有一些国家在相互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努力实行新安全观。例如，在国际多边关系中，可以看到一些有利于新安全观的新变化。
（一）新安全观在与冷战思维斗争中发展
新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对外战略新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与冷战思维决裂的产物，并在与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碰撞中发展。
与在冷战时期寻求借重中国来从全球角度抗衡苏联的均势政策不同，美国当前的战略是侧重于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能够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潜在威胁，为此准备将美国自己作为一种在世界一些重要地区起“独一无二的、最终起平衡作用的力量”。[1]有些美国学者将18～19世纪的英国奉为榜样，认为“英国在这两个多世纪中一直是欧洲起平衡作用的力量，总是加入比较弱小的联盟来反对比较强大的联盟，以便创造均势”。他们甚至鼓吹：“将通过支持中国周边地区的一些较小国家（和地区）（从韩国到中国台湾，甚至到越南）的办法来抵消中国在力量上所占的优势。”[2]
如果按这些冷战思维和新的强权政治理论行事，国际关系中各方互动的模式基本上是“零和”模式，即一方得益意味着另一方受损，或两方关系的接近意味着第三方利益的受损。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下，这种“零和”模式将越来越行不通。
从现实情况看，大国之间由于既有很多共同利益又有许多矛盾，因此，形成既合作又竞争关系的可能性最大。如果中美都能用新安全观处理相互关系，就能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如果世界各国都能用新安全观处理相互关系，就能创造和平与发展居于主导的世界。
即使是在现代地缘均势政策曾经盛行的欧洲，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安全关系互动模式，如国际机制、地缘经济、合作共赢等。这表明冷战思维逐渐减少和新的安全观念更多发挥作用，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虽然需要很长的时间。
（二）新安全观应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
新安全观是适应新时代的新理念，有着新的形式和内容。当前国际体系进入由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均势体系向以相互依存状态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国际体系转变的过渡阶段，这将促使各国调整对外战略，以适应这种转变。
近年来，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强烈冲击着现行国际秩序，改变着国际格局。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仅由领土、资源和民族矛盾引发的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恐怖主义、国际犯罪、贩毒、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切实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园，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各方共同安全利益上升，多边合作成为必由之路，维护安全的观念和手段需要更新。
当今世界，在强权政治仍存在、冷战思维还很强烈的情况下，应在进一步对新安全观进行充实和发 展的基础上，提倡将其作为国际关系的新的基本准则之一，并探索以此作为对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进行斗争的新途径。
各国在安全上应加强互信、增强合作、维护和平。1996年，中国根据时代潮流和亚太地区特点，率先主张应共同培育一种新型的安全观念，其后又明确提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各国应当努力通过对话和合作和平解决争端。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各国应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根据新安全观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并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表明中国在适应时代转变中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以“睦邻、安邻、富邻”作为周边外交的思路，以“和平、安全、合作、繁荣”作为亚洲政策目标，积极推动睦邻友好和区域合作。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目前中国对地区安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的安全观念更加开放，安全政策更加透明，参与的安全合作更加广泛。中国认为，综合安全是当前安全问题的基本特征，合作安全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有效途径，共同安全是维护东亚安全的最终目标。[3]
现在，亚太地区各国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互利合作不断深化，谋求共同安全与发展的意识上升。大国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协调与合作逐渐增强。维护稳定、促进合作是亚太地区形势的主流，这是与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践行新的安全观念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亚太地区繁荣与进步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有必要坚定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思想，与亚太各国携手营造健康、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总体来说，应该坚持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指导中国的外交和对外战略，努力实现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应该努力探索坚持新安全观的途径，用新安全观取代冷战思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的和平兴起，使中国国际战略更好地为“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 服务。
（三）中国安全概念的新发展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大大改变了自己的安全概念。中国主张：“要争取持久和平，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培育新型的安全观念，寻求维护和平的新方式。”[4]
其一，由强调军事安全转向强调综合安全。在冷战时期，面临着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中国不得不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军事安全上。冷战结束后，中国认为，虽然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不可忽视，“军事因素在国家安全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5]同时，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因此，中国现在强调各国政府相互进行协调以共同对付这些挑战。
其二，在冷战时期，“零和博弈”的概念在国际政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后，中国接受了“安全是相互的”这一观念。因此，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绝对安全，自己也不会这样做。
其三，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强调对话与合作，寻求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与争端。同时，中国已经逐渐接受了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概念。中国积极参加地区和次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四，近年来，中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中没有任何关于军事领域实行透明的论述。但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已经逐渐接受了透明度的概念。特别是当中国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国际安全环境感到更有信心时，中国在军备控制事务和增加透明度方面愿意采取更主动和更积极的措施。中国已经与俄罗斯及几个中亚国家分别签署了在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和裁军的协定。中国还与美国和日本分别签署了关于建立“热线”的协定。
二 亚洲新安全观是对和谐世界理论的发展
和谐世界理论为“亚洲新安全观”奠定了理论基础。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国家以来，伴随着战争与冲突，在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一直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方得益，必定导致另一方受损”的“零和”游戏规则等。在冷战时期，则是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立，过于强调国家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的安全观，以及“非友即敌”、遏制地缘政治对手的冷战思维。
建立和谐世界，必须彻底抛弃这些旧的思维和冷战思维，并创造一整套与和谐世界相适应的新理念。
“和谐”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智慧的珍贵结晶之一，将它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是一个创造。早在公元前，中国人就开始逐渐形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与“和为贵”的思想。中国人早就强调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中国认为，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
将“和谐世界”思想运用于国际战略领域具有深远的意义。第一，它应该成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要准则。第二，它应该成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关系的主要准则。第三，它应该成为处理实现人类发展与维护地球环境之间关系的主要准则。
为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了与民主、和睦、公正、包容的和谐世界相适应，世界各国都应该接受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该理念应包括下述主要内涵。
（一）在承认多样性基础上的合作
“和谐世界”思想的基础是“和而不同”的世界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重视和追求事物的和谐、均衡与稳定。《礼记·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认为只有达到和谐，才能正天地，育万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想，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即以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调“礼为用，和为贵”的思想，要求各种角色举措得当，相互协调，相互结合，重在和谐统一。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实际上表达了世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即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和谐与合作。
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二）在平等和民主基础上的合作
“和谐世界”思想是建立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上的。由于世界的多样性，应该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作。
（三）在相互协调与相互合作基础上寻求共赢
“中国哲学一向崇尚共存、共享、共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6]《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这种“和合”并非是同一，“和合”也是有原则性的，与人相和而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随着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性的增长和共同面临越来越多的跨国安全问题，它们越来越有必要更多地相互协调政策，通过相互合作解决面临的各种新的安全挑战。
中国应该努力使亚洲新安全观和“和谐世界”思想及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和共识，并进而使其在实践中获得世界各国的集体认同，形成与此相适应的国际机制和制度。同时，中国应该努力运用中国“和谐世界”思想和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做斗争，并改革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
三 亚洲新安全观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宣示
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经历了巨大变化。同时，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亚洲新安全观和“建设和谐世界”重要思想的提出，为中国看待国际体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中国是当前国际体系的支持者、维护者和改革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在21世纪的战略任务，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发展，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在理论和实际上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为了实现和平发展，必须在邓小平理论和“建设和谐世界” 重要思想指引下，根据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逐渐形成一整套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新理念。
（一）亚洲新安全观是看待国际体系的新视角
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列强靠坚船利炮打破和分割了中国主导下的东亚区域“封贡”体系，以欧洲为核心的近代国际体系将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施加于中国。二战结束后，中国虽然成为世界五大战胜国之一，但由于国内战争和国力孱弱，无法在国际上发挥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遏制和封锁，中国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成为国际体系的革命者和造反者。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安全体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现有的国际体系，虽然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所助益，对中国利大于弊。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不能采取先摧毁旧的再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方法，而只能在加入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后，再根据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逐步改变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规则，推动国际体系向公正合理方向转变，并逐步加以完善。这将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为实现亚洲新安全观提供现实条件
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为实现亚洲新安全观与建设和谐世界提供了根本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性大观念。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极大的时代意义，符合时代潮流，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回顾世界近代史，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建设和谐世界才有现实可能性。17世纪欧洲发生了两件对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1640年英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使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始摆脱旧势力的束缚。二是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塑造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民族国家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的地位，在实践上肯定了国家主权原则，从而使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使欧洲中世纪的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神权政治体制，让位于由主权平等和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但当时的欧洲国家只将主权平等原则适用于所谓的“基督教文明国家”。对其他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欧洲列强并没有像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持有的“和而不同”的世界观，相反，它们开始在亚、非、拉等世界广大地区进行残酷征服、疯狂掠夺和占领殖民地。欧洲大国通过武力和战争崛起。尽管近代欧洲的康德、美国的威尔逊等人提出建立人类共同体的愿景，中国的康有为等人提出过世界大同的观点，但在当时根本不存在实现的可能性。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已经瓜分完毕。为了夺取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展开激烈争夺，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20世纪前半期，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大国通过或企图通过武力和战争崛起的特点发展到了极致。
至20世纪60年代末，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通过民族解放斗争获得了民族独立。同时，世界上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使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标志着“战争与革命时代”基本结束，时代的主题开始转换。20世纪70年代后，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过渡。至冷战结束，这一时代主题完全确立，更加彰显。在这一时代，首次出现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现实可能性。当前，中国的和平兴起正是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三）中国领导人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亚洲新安全观的前提性大观念
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论述是认识时代的出发点。我们所说的时代，是指以马克思主义观察全球形势所做的总体判断。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是指不打世界大战。而不打世界大战，是中国和平兴起所需的稳定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作为时代主题的发展，指世界各国无论大小穷富，均应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指每个国家应实现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中国本身的这种发展是和平兴起的基础，而且中国希望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已开始思考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以及两大问题的相互关系。80年代中期以后，邓小平提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7]他认为，国际社会在为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战争威胁，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时，还必须始终不渝地关注和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8]
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存在。邓小平通过冷静观察和思索，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特别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9]
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报告均依据邓小平的论断，将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和“两大主题”。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又明确将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当今时代的主题”比“当今世界的主题”立意高、看得远，考虑到了时代基本矛盾的演变。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论述是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和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提性大观念。
（四）坚持和丰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是亚洲新安全观的基础
在当前世界和平受到新的冲击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的形势下，应该进一步提高对“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的认识，统一思想，坚定信念，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一方面，认为现在“还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中国被遏制，必有一战”的观点，是没有看到时代已经发生本质变化，夸大了中国面临的威胁，是错误的。另一方面，那种认为“和平与发展就可以万事大吉”的观点，看不到存在的新挑战，也是错误的。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发展潮流。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所决定的，也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丰富与调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和亚洲新安全观的内涵。
1.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克服思想障碍，丰富与发展时代主题
邓小平理论、“建设和谐世界”重要思想是我们认识时代主题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同时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进一步推进时代主题的内涵。“左”的和右的认识偏差都应克服，尤其要克服“左”的倾向。观念要有新提高，开放要有新局面，合作要有新内容。慎提反对“西化”，多讲学习和吸取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在主权观、人权观、民主观方面，都应当顺应时势而变化。
其一，全人类共同利益上升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应该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
其二，合作安全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的一个重要原则。维护安全需要有新观念。中国一直在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主张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
其三，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的一个重要目标。只有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各个民族、文明才能和谐相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得益彰。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2.辩证看待现有国际体系，运用和改善国际体系，促进和平与发展
现有国际体系当然有不合理和不公正的方面，但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大进步，也有公正与合理的方面。和平与发展的推进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从现有国际体系中孕育出来的，也只能在国际体系的变化中发展。中国更应当在融入国际体系的同时，学习运用国际体系，逐步改造国际体系，进而去推进和平与发展。
对一些正在发展的、对国际体系有影响的事物，也应该用辩证的观点去看。例如，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中国和平兴起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需要客观分析，善用其有利的一面，而防止其不利的一面。
3.从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摒弃冷战思维，超越地缘政治，正确认识中国的国际利益
和平与发展作为客观的发展趋势，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一定在所有方面、所有时间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从长远来说对中国更为有利。维护和平与发展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地区合作的利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有些是与中国国家利益一致的，甚至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中国需积极参加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的维和活动，积极促进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建设和改革，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推进新安全观的传播，逐渐使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成为共识。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意味着，不仅中国可能兴起，其他国家也可能兴起。和平复兴的中国应当欢迎其他国家的和平崛起。任何一国的崛起都会对国际局势和地区态势产生影响甚至冲击，中国应当对此做充分的准备，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不断磨合出新的合作与平衡。
4.不断研究新问题，形成更全面更完整的亚洲新安全观
我们仍然处在剧烈变化的世界之中，要不断揭示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新力量和新因素，不断研究妨碍和平与发展的新问题和不确定因素。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基础，一般来说两者互相促进。然而，两者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时也出现相反的趋势。这就要求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逐步形成更全面、更前瞻的时代观。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和平兴起也需要争取世界的认同。
中国越深入地参与国际经济机制和国际政治机制，就会越愿意在国际社会起负责任的作用。总的来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该而且一定会对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古代《周易》认为，一个伟大事物或人物的兴起需要经过“潜龙勿用，见（现）龙在田，终日乾乾，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六个阶段，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对外战略可以借鉴这一思想。第一阶段“潜龙勿用”相当于韬光养晦。第二阶段“见（现）龙在田”表明在有了一定发展后可以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但必须脚踏实地。中国对外战略现在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过程中。第三阶段“终日乾乾”表示必须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然后才会有第四阶段由量的积累在某种有利时机发生质的飞跃。第五阶段“飞龙在天”表明事业发展非常顺利，有了较大实力。第六阶段“亢龙有悔”表示在事业发展到顶峰时，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永不称霸。
一种文明兴起或复兴对国际体系影响的关键是理念的创新力。一些兴起或复兴的文明往往给国际体系带来某些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新理念。例如，英国在18世纪后强调海上航行自由原则。虽然其主观意图主要是为英国发展对外贸易和掠夺殖民地服务，但在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海洋运输业。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主张实行非殖民地化。虽然主要是为了将美国的军事、经济和战略利益扩大到全世界，但在客观上有利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和谐”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谷物称禾，禾在口边，丰衣足食，天地人和；“谐”字左边是言，右边是“皆”，含人人有发言权之意。孔子说：“和者，天地之正道也”，“德莫大于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推展到对外关系上，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究和睦相处，主张“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与西方文化对弱势民族文化采取压迫和征服的方法不同，中国古代文化侧重对其他文化的道德示范作用。
中国亚洲新安全观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代表了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反映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为了贯彻“建设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中国正在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目标是把自己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同时，中国提出了如何实现和谐世界的一系列主张。中国认为，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中国主张，提倡和推进多边主义，坚持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努力扩大利益的交汇点，在沟通中增强了解，在了解中加强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赢。中国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中国主张坚持和睦互信，实现共同安全；坚持公正互利、实现共同发展；坚持包容开放，实现文明对话。
中国与亚信、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一起坚定不移地倡导和实践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这使其成员国涵盖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这世界三大文明的亚信、上海合作组织取得蓬勃发展，具有广泛国际影响。随着亚洲的发展和兴起，亚洲新安全观将越来越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
On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for Asia and China
Xia Liping
Abstract The “Common，Comprehensive，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for Asia”，which is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for Asia put forwar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i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which was put forward by China，India and Myanmar during 1950s. The core of this new concept has been the culture of “peace” of China. New idea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intain security in this new period.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has be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developed through struggles against Cold War mentality，and should be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for Asia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Harmonious World as well as the solemn demonstration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This new concept is based on a zeitgeist that adheres to and enriches the central them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is zeitgeist has provided realistic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ew Asian security concept.
Key words Asia；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for Asia；China
Research Projects This paper is the intermedia achievement of the following research projects：a key research project funded by China’s National Fund for Social Sciences，research theme：“the Theoretic Constructions and Strategic Options for Establishing a New Type of Big Power Relations”，official registration number：14AZD060；a key research project funded by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Maritime Development Researches，research theme：“a Research on U.S. Strategies towards Ind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and China’s Proper Responding Strategies”，official registration number：CAMAZD20140；a key research project for the Innovative Bas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National 985 Project of Tongji University，research theme：“Big Power Relations and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a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ongji University，research theme：“a Research on Maritime Strategy and Maritime Civilization”.
Authors Xia Liping，Ph.D. of History，Tutor to Ph.D. candidate，Research Professor，Dean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Tongji University.
[1] Henry Alfred Kissinger，World Order，New York：Penguin Press，2014，p.26.
[2] Frederick W.Kagan，“The President & Generals，” Weekly Standard，Dec. 12，2011，Vol. 17，No.13，http：//www.weeklystandard.com/articles/president-generals_610931. html.
[3] 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2003年12月14日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东亚安全合作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12月16日，第4版。
[4]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国防》白皮书，1998，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形势年鉴》，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第382页。
[5]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国防》白皮书，1998，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形势年鉴》，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第382～383页。
[6] 《江泽民会见布莱尔时强调共存共享共赢 有利人类进步》，《人民日报》2003年7月22日，第1版。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33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05页。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