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汉字符号

一 汉字的性质

汉字的性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汉字相对于其它民族的文字所呈现的形态。讨论文字的性质，需要把握文字、语言、思想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通常认为，作为思想交流的工具，语言具有意义和声音。其中，意义直接对应着人们在相互交流中需要表达和传递的思想，而思想又源于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各种主观能动的反映。至于声音，作为承载意义的有效媒介，需通过自我的“口”发出[1]，并为对方的“耳”所感知[2]。由于发音器官生理构造的限制，人类能够清晰表达并自由使用的语音是极其有限的，退一步讲，即使发音功能可以得到无限制地拓展，声音毫无规律的增多也并不利于意义的传递，这迫使人们必须借助某种机缘或约定在声音与意义之间建立起相对严密的对应关系。当然，在原初缺少现代化传媒手段的条件下，声音通过口耳相传的状态使语言不能留下可供参考的痕迹，以至于声音和意义之间最初发生关系的链条已经相对难以追寻。

就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来说，人们常说，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3]。这主要在于，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的形体承袭了来自于语言的声音和意义。因而，无论何种性质的文字，并不存在单纯表音或表意的区别，而是都反映了语言的声音和意义，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4]。但是，不同类型的文字与所记录的语言之间在沟通渠道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英文通过声音与语言发生联系，人们首先感知到face的读音[feis]或[fes][5]，然后再反映出英语中相当于“脸”或“面”的意义。由于文字的声音承袭语言的声音而来，与意义之间本来就没有显性的关系，一旦文字的形体与声音之间链条中断，表音文字进行信息交流的目的就无法实现；这些文字一旦不再使用，便只能作为无从识别的历史陈迹而存在。

汉字与英文有所不同，其形体最初更多与意义直接发生联系，之后才获得汉语的声音。人们甚至可以不顾及汉字的读音，仅仅通过汉字形体的分析便可以达到信息交流的目的。比如，“面”的古文字形体描画了人们所认识到的脸面形象[6]，“脸”的“月”部至少可以表现出“脸”作为身体特定部位的质地[7]。所以，尽管不同地区的语音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或者古今的语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们依然可以通过了解汉字的形体，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推断，进而基本识别出汉字所蕴含的意义。这样，汉字的形体就实现了客观世界、思想观念、汉语言和文字四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图1）。那么，我们探讨汉字形态，便不仅需要加强汉字本体的研究，更需要照顾到汉字形体与客观世界、思想观念和汉语言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汉字与其他文字相比而凸显的这种表意形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图1

首先，汉字所使用的符号原初大多来自人的观念所认识到的客观世界。裘锡圭先生说，“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是不同层次上的东西。例如汉字‘花’是汉语里花草之‘花’这个词的符号，‘艹’和‘化’则是‘花’这个字所使用的符号。”[8]讨论文字的性质，“重点放在分析汉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上，因为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9]根据传统的说法，“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10]，从而成为汉字最初使用的一批符号，之后，这些具有表意作用的符号或者充当意符[11]，或者充当声符[12]，作为部件参与组构合体汉字[13]。正因为汉字形体的这种特征，汉字才具备了直观、形象、易懂的特征。比如，人们看到“象”字，自然也就知道是表示了“象”这一动物，并相应地读出xiàng的声音。当然，这些符号并不等同于纯粹的绘画，而是在经过了人的思想过滤之后，只以“依类象形”的方式[14]，描绘出其作为“长鼻牙南越大兽”“象耳、牙、四足之形”的主要特征[15]。如果必要，还需辅之以人们的各种生活经验，“大”字描绘了正面站立的人形，许慎曾释之为“天大，地大，人亦大”[16]，大概依附了“三才”的说法[17]，但这一解释与字形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往往让人费解。我们经常看到小朋友在形容较大的事物时会极力伸开双臂，如稍显不足，则又将两腿撑开，说着“有这么大，这么大”。正因为此，当我们看到“大”的形体，自然也就理解了“大”的涵义，随之读出的是dà而不是rén或者其它的声音（图2—4）。另有丶、丨、一、囗、∟、（）、×、[]之类的符号，本来并没有实在的意义，但在与其他符号组合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应的标示作用，比如“本”“朱”“末”字皆“从木”，通过“‘一’记其处”[18]，分别以“一在其下”“一在其中”“一在其上”的方式便获得了“木下”“赤心木”“木上”的涵义[19]，辅助了人们对汉字的理解[20]。

图2：甲骨文的“大”

图3：《散氏盘》的“大”

图4：《石鼓文》的“大”

其次，汉字以“方块字”的形式呈现人们所认识到的客观意义。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思想交流的过程中，只能以“口”将一个个的词按照线性的排列顺序说出。在将语言记录为文字时，表音文字还需将拼合成词的各个音节和拼合成音节的各个音素依次记录下来[21]，比如，英文的horse可写作h-o-r-s-e，读作[hɔ∶s]或[hɔrs][22]，表示汉语中的“马”等意义；假如稍变语素的次序而记录成s-h-o-r-e，则变为shore，读作[∫ɔ∶]或[∫ɔr][23]，表示汉语中的“海岸”等意义；如果记录为s-h-o-e-r，又变为shoer，读作['∫u∶ə]或['∫u∶ər][24]，表示汉语中的“蹄铁匠”等意义。汉字多有不同，一般一个汉字即读为一个音节，反过来，一个音节也记录为一个汉字[25]。在具体使用时，汉字往往将源于客观物象的形体或形体组合置于平面空间之内。最初，每个字所占据的空间并不均衡，形体复杂的汉字往往占据空间较大，反之则小。但经过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协调，最后，每一个汉字都逐渐被局限在一个方格之内，由此而取得了“方块字”的代称。为了在方格空间之内排布得准确、便利和美观，人们根据汉字所使用各个符号的形体特点，使之以独体、左右、上下、左中右、上中下、包围、半包围等结构方式形成汉字。比如，“马”原初是象形字，如果所描绘的汉字形体像一般长脊类动物四肢着地一样，便会因为形体较宽而影响到其他行列的汉字排列，所以，在甲骨文中“马”的躯干便被直立起来，四肢也偏向一侧（图5），及至小篆阶段，则简省躯干而变为“象马头、髦、尾、四足之形”[26]。再如，“看”字为“从手下目”的上下结构[27]，用以表示远望之义，也就是说，“手”和“目”以严格的位置关系参与构意，倘若变为“左右”或者其它结构方式便不十分合适，但是，“手”和“目”两部分均偏于狭长，于是，“手”的第四笔逐渐变为“丿”，以便为下部的“目”留出充裕的空间（图6）。又如“暮”字，是“莫”作为其日暮意义的后起字[28]，“莫”为“从日在茻中”[29]，“茻”则“从四屮”[30]，其中，上部的“艸”被压缩为“艹”，下部的“艸”则讹变为“大”（图7）。至于“疆”字，本来为“畺”的后起字[31]，后来逐渐形成从土彊声的形声字。因“土”笔画极少而“彊”又笔道极多，“土”即缩至“彊”的左下角，巧妙地填补了“弓”下部的空白（图8）。

图5：甲骨文的“马”

图6：行楷书的“看”

图7：行楷书的“暮”

图8：印刷宋体的“疆”

再次，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极力维护了形体的意义可分析性。汉字最初以描摹客观物象的方式与所要表达的意义建构起必然的联系。在历经篆书、隶书而楷书之后，汉字所使用的符号在形体上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比如，“虎”“日”“山”等字已经看不出虎、日、山的形象，但在今天，汉字形体所使用的基础符号并非凭空创造，而是通过原初的形象演化而来，且一直承载着象形符号原有的意义，更执行着象形符号应有的功能。即便“日”已经由圆形的外轮廓变为长方形，人们依然将之读作rì来充当“太阳”的意义，而不是读作chuāng用作“窗户”的意义。出于汉字系统内部调整的原因，有一部分汉字形体所使用的符号和组构理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凤”原本是象形字（图9），因自身的形体逐渐隶定为“朋”并用作“朋党”之义[32]（图10），其作为“神鸟”的意义在稍后添加“凡”作为声符（图11），像凤凰之形的符号又变为“鸟”，最后变为从鸟凡声的形声字（图12），但是，以“鸟”为意符依然可以提示我们“凤”作为飞鸟的类属意义[33]。另外，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些汉字形体已经不足以满足表达的需要，“礮”或“砲”以“石”为意符，原本只充当发石机之义，在火炮出现之后，“砲”的“石”也相应地变为“火”，与炮烙、炮羊肉等的“炮”形体合并[34]，“礮”则作为异体逐渐不再使用。但是，汉字形体无论如何变化，意符一直作为形体组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来维持汉字形体的意义可分析性，而绝少出现诸如“刁”之类纯粹表音的符号[35]。

图9：甲骨文的“凤”

图10：被隶定为“朋”的“凤”

图11：加“凡”的“凤”

图12：从鸟凡声的“凤”

最后，人们对汉字的识读一直维持着通过形体识别意义的思维定势。既然汉字形体保持意义的可分析性，汉字在实现识读时也须坚持着意义的可分析。假如某人书写了“木”字，我们只有观察到树木相关的特征，才不至于产生识读的错误或者理解的歧异。如果遇到“桃”“枝”“桌”“植”“横”“柔”等以“木”为部首的汉字，便有可能想到这个汉字必然表示了与树木相关的意义。在步入今文字阶段之后，人们依然维持着这个心理的惯性。比如，许慎曾提到，“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36]。廷尉对律法的理解偏差，即是根据隶书中“苛”字的形体作出了不尽准确的解读（图13）。其它如“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曲中”等大概都属于这种情况（图14—16）。事实上，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很多人甚至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声符在汉字形体中应有的功能，将之看作直接表意的成分，因之出现了诸如“波者水之皮”等稍嫌极端的说法[37]。今天，依托变化较大的形体，“攵”“彳”“灬”“阝”“冫”等部件分别被称为“反文旁”“双人旁”“四点底”“双耳刀”“两点水”[38]，但事实上，“攵”“彳”“灬”“阝”“冫”所表达的意义与反文、双人、四点、双耳、两点水的意义并没有任何关系[39]。正是由于这种心理定势，后世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汉字形体解析趣闻。张伯驹先生在《素月楼联语》中搜集了许多对联，其中一联为“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片，横七刀竖八刀。”“冻”和“洒”被拆为“东两点西三点”，“切”字可“横”着拆为“七刀”，“分”字可“竖”着拆为“八刀”。其中，“冻”“洒”“切”等字本属形声字，在联句中，“冫”“氵”分别被释之为“两点”“三点”，“东”“西”“七”等声符以其意义发挥作用。至于“八”，本来以“分别相背之形”表示“别也”意义，在联句中却使用了其作为数字的假借义[40]。

图13：汉简中的“苛”

图14：秦简中的“长”

图15：汉碑中的“斗”

图16：汉简中的“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