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主题报告　孝的成长性
——“孝”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内核与标识性概念

首席专家：梁　枢

孝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中，有两个特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它成为中华文明的内核与标识性概念，是一系列“创造性转化”的结果，经历了多次变通。变则通，通则久。中外很多学者每每由衷地赞叹中华文明总是存在变通的空间，总能够在看似无路的地方，开出新面来。此其一者。这种变通总能保持“我性”，变来变去的结果，我没有变成你，也没有变成他，我还是我。始终是“我”在变，文明的特质始终被保持，文化的独特性始终被坚守。此其二者。

其实不仅是孝，早期文明的很多概念，都有这样的特性。把两个特性辩证综合起来，其发展就呈现出一种“成长性”。

“标识”不是标本。“孝”没有变成栖身于博物馆中的“遗产”，而是一直“活着”，且是当代中国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资源”。孝以自己的现实存在，时时表证着自己的“成长性”。中国人的“孝”起初是从“追孝”开启生命的，它跨过了阴阳两界，继而穿越了漫长的古代社会，接着又挺进“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处于不同的时代，“孝”便“成长”出不同的义涵与样态。从语境角度视之，“孝”发端于天命神学语境，其“成长性”被“追孝”孕含着，继而与“德”一起从天命神学语境中破茧而出，共同建构了持续而稳定的共同体语境，再而遭遇以资本为轴心的历史运动，被“中西通例”，也就是同质化的“历史语境”强劲揳入。当生存本身成为问题的时候，孝的“成长性”就变得简单而直白：“活着”就是“成长”，“成长”就是“活着”。这就犹如珠穆朗玛峰，之所以能为擎天之柱，是因为它与其所属的喜马拉雅山自3000万年前从古地中海底崛起以来，就一直在“成长”⁽¹⁾。如若不然，在印度洋强劲的西南季风，和北方凛冽的大陆寒风持续风化剥蚀之下，不消几十万年，珠峰就会被夷为平地。20世纪的孝，在现实世界中持续地遭遇资本的侵蚀，孝共同体持续地面临解构之虞，而在思想世界里，孝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孝越来越被理解为单一的、平面的道德化过程。这个单一的道德，可脱离祀、礼而独立存在，也就是可以“实体化”，在很多学者那里，孝被限定为“特殊伦理关系概念”“私德”。这种限定，使得孝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成长”性被否定了，作为中华文明精神内核与标识概念的合法性被剥夺了。

我们用“成长性”来作为本年度主题报告的“主词”，正是基于上述的思考。

考察早期文明中的孝，以下几个向度是不难想到，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是将其与早期文明的其他概念作比较，来推想一下孝在当时的思想关系中所处的大体位置；二是将其置于农耕文明这个世界性背景中，看看能否找到孝所以发生的某种必要性；三是与其他文明的孝作比较分析，探求作为一种普适性的孝，于不同文明路径中的同中之“异”；四是凝思于孝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最初样态，来考察处于发生学源头上的孝，对其后来的发展有没有某种预设性。

在其“成长”的早期，孝并不怎么“显眼”。从文献分析来看，孝与德大致是在同一个时间出现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在很多学者看来，“德”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度，构成了西周时期“思想世界的中心”⁽²⁾。并且，以德为母词，以加前后缀的方式，衍生出一系列词语，展示出德之向度的丰富性。有学者由此推测，在西周曾出现过可称之为“德感”的文化现象⁽³⁾。相比之下，早期的孝却显得很“普通”。它杂糅于祭祀之中⁽⁴⁾。在殷人那里，“孝”是对神祖考妣的祭祀，并往往与“享”“追”连用⁽⁵⁾。《墨子》《列子》所传仪渠人的孝，同样是作为祭祀的一个环节而杂糅其中的⁽⁶⁾。

农耕文明与孝的关系也是我们考察孝之发生的一个重要维度。不过在以往的讨论中，有将这一维度绝对化的倾向。不错，孝一定要以农耕文明作为培育自己的土壤或生态；但农耕文明并不一定会发展出以孝作为核心与标识性概念的文明形态或样式。换言之，对于孝共同体的形成，农耕文明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10000—8000年前发生的农业革命，是世界性的。“世界各地区的人民，在采集经济的基础上，积累了经验，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农业”。“农业革命促使人类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劳动，要求人们较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地方，以便播种、管理、收获。这样，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迁徙生活逐渐转为定居生活”。“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⁷⁾。而生产经验，以及那些掌握这样经验的年长者，还有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尊重，成为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农耕文明是人类不同文明共同经历的发展阶段，相应地孝也成为农耕文明一种普遍的道德要求与道德风尚。然而，只有中国，在农耕文明中孕育、发展出以“孝共同体”为路径的复合型民族国家。这表明，孝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标识性概念，一定另有原因。

据此，本报告对孝的考察，农耕文明只是作为一般性背景，祭祀与孝将成为我们的研究重心。我们试图沿着“追孝”这个向度，深入到早期文明文化场景中，去寻找孝作为中国路径源发性概念的“文脉”。相应地，因为这种寻找旨在凸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以文明比较的视野成为必需。

通过分析孝于早期不同文明所经历的不同境遇我们发现，只有在中国早期文明中，孝才真正具有“成长性”。正是这种“成长性”，让孝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与标识性概念。在这种“成长性”中，隐藏着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孜孜以求的一个问题的答案：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发生学源头究竟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走出属于自己的文明路径？我们要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孝的“成长性”，发现其原理和机制，找到构成其发展过程的主要节点，并把这些点连成线，从而梳理出孝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