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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事，丽达·穆什塔科娃记得最清楚的，就数那次在学校里同边防军英雄欢聚一堂的晚会了。虽然那天没有卡拉楚巴出席，边防军带来的那条军犬的名儿也根本不是“印度人”，但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晚会刚刚结束，腼腆的奥夏宁中尉还同她在边境小城里那种用木板搭的、踩上去咚咚响的人行道上并肩散步呢。中尉当时根本还不是什么英雄，当代表是很偶然的，所以拘束得不行。
丽达也不是那种活跃的姑娘：她坐在台下，既没有去致欢迎词，也不表演节目。她宁可穿过一层层楼板，掉进老鼠成灾的地窖里，也绝不会主动跟三十岁以下的来宾寒暄。她同奥夏宁中尉坐在一起只不过是碰巧罢了，两个人都绷着脸，目不斜视，不敢动弹。后来，晚会主持人带领大家做游戏，他们又碰在一起。后来，玩方特时一起输了，罚他们跳华尔兹，于是他们跳了一次舞。后来，两人又站在窗前。后来呢……是呀，后来中尉送她回家。
可是丽达捣了个鬼，带他走了一条最远的路。他照旧还是一声不吭，只管抽烟，并且每拿一支烟都要羞涩地询求她的同意。就是由于这种羞涩，丽达的心完全被征服了。
他们告别时连手都没握，只点了点头，仅此而已。中尉返回哨所后，每星期六给她写一封极短的信，而她每星期日回一封长信。这样一直到了夏天：六月间他到城里来了三天，告诉她边境上不大安宁，以后不会有假了，因此他们应当立刻登记结婚。丽达听了，一点也没惊讶，但是民事登记处的官僚们却不答应给他们办手续，因为丽达离十八岁还差五个半月。于是他们便去找城防司令，然后又去找她的双亲，到底遂了心愿。
丽达是她那个年级里第一个结婚的姑娘。她嫁的可不是什么平庸之辈，而是一个红军军官，并且是边防军呢，世界上简直没有比她更幸福的姑娘了。
她一到哨所，立刻被选入妇委会，还加入了各种小组。丽达学会了包扎、射击、骑马、投弹和毒气防御技术。一年后她生了个男孩（取名阿尔培特，小名叫阿利克），又过了一年，战争爆发了。
在战争的头一天里，她是少数没有惊慌失措、举止失常的人当中的一个。她素来沉着稳重，但她当时能沉得住气，救护别人的孩子，却是因为五月间就把阿利克送到她父母那儿去了。
哨所坚守了十七天。丽达听到远处的炮声没日没夜地轰鸣着。只要哨所在，便能指望丈夫幸存，指望边防军坚持到援军的到来，同援军一起反击敌人。哨所里的人都爱唱这样一首歌：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仍然不见援军到来，到了第十七天，哨所沉寂了。
人们想把丽达送往后方，但她要求参加战斗。大家轰她走，硬把她推上暖货车，可是过了一天，哨所副所长奥夏宁上尉固执的妻子又出现在筑垒地域司令部里。最后只好让她留下来当卫生员，半年后，她被派往团里办的高射武器学校受训。
奥夏宁上尉是在战争第二天清晨的一次反冲锋中牺牲的。这个消息，丽达七月份才知道，那时，一位边防军中士从被攻陷的哨所中奇迹般地脱身了。
上级很看重这位脸上从无笑容的边防军英雄寡妻，一再通令表扬，把她列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所以也满足了她个人的请求——训练结束后把她派往原哨所所在地带，即她丈夫同敌人白刃格斗，英勇牺牲的地方。那时方面军已经稍稍向后移动，部队以森林为屏障，据湖抵抗，挖掘地下工事，坚守在原哨所与小城之间的某一地区，而这座小城就是当年奥夏宁中尉与九年级二班一位女生相识的地方……
丽达如愿以偿，现在她满意了，就连丈夫的死也退居到心中最隐秘的角落里。她有了工作、职责和非常现实的复仇目标。她习惯于默默地而又刻骨铭心地仇恨着。尽管她们高射机枪班尚未击落过敌机，但她毕竟把一个德国气球打了一串窟窿。气球顿时起火，缩成一团；射击校正手从气球吊篮中跳了出来，像一块石头似的坠向地面。
“打呀，丽达！……打呀！”女射击手们喊道。
可是丽达等待着，十字标线一直没有离开那个下落的黑点，直到德国人接近地面拉开降落伞，心里正在感谢他那个德国上帝的时候，她才不慌不忙地踩动了击发踏板。高射机枪四管齐射，子弹干净利索地切断了那个黑色的身躯。姑娘们高兴地喊起来，都来吻她，她脸上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为此她整夜发着颤。副排长基里娅诺娃几次给她倒茶，安慰她：
“好丽达，慢慢就过去了。我第一次打死敌人的时候，差点没吓死，真的。那个恶棍，我整整一个月都梦见他……”
基里娅诺娃是个勇敢果断的姑娘。还在苏芬战争期间，她就背着卫生包在前沿阵地爬过不止一公里了，得过勋章，丽达敬佩她的个性，但并没有同她特别接近。
其实，丽达本来就跟谁也不接近。她那个班里又是清一色的小团员。说的倒不是她们比她年轻，不是的，只因为她们太嫩。她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什么是母性，什么是痛苦和欢乐，老爱闲扯些什么尉官啦，亲嘴啦，现在丽达听了这些话就恼火。
“睡觉！……”一听到又有人倾吐衷肠，她就简短地喝道。“谁再说蠢话，我就让她站岗站个够。”
“何苦呢，好丽达，”基里娅诺娃懒洋洋地数落她，“让她们说吧，听着怪有意思的。”
“要是她们真谈恋爱，那我什么也不说。可像现在这样，找个墙角就跟人亲嘴——我是没法理解的。”
“那你就做个样子给她们瞧瞧。”基里娅诺娃笑了。
丽达马上不说话了。她简直不能想象会发生那样的事。对她来说，只有过一个男人，就是战争爆发后第二天黎明率领残存的哨所战士同敌人短兵相接，殊死拼搏的那个人；现在，男人已经不存在了。她瘦得厉害，连皮带上最后一个眼儿也用上了。
五月来临前，高射机枪班经历了一场恶战，她们同狡猾的“梅塞尔”苦斗了两小时。德国飞机背着阳光向高射机枪俯冲，火力凶猛。他们打死了一名弹药手——一个嘴里老是嚼着什么，长得胖而难看的翘鼻子姑娘；还打伤了两人，但伤势都不重。安葬的那天，部队政委来了，姑娘们都放声大哭。在坟前鸣枪致哀后，政委把丽达叫到一旁：
“班里应该补充人员了。”
丽达没有吭声。
“你们这个集体很强。玛格丽达·斯捷帕诺芙娜。你们自己也知道，妇女在前线称得上是个惹眼的目标，而且她们自己也有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
丽达还是不吭声。政委倒换着脚，摇来晃去。他点上一支烟，压低声音说道：
“司令部里有个军官——是有家室的，可是却搞了一个，就这么说吧，女朋友。军事委员知道以后，把那上校臭骂了一通，又命令我给那个什么女朋友找个事儿干，让她待在一个优秀的集体里。”
“来吧。”丽达说。
第二天清早一见面，丽达对她便赞赏不止：高挑个儿，棕红色的头发，白嫩的皮肤；她那双眼睛却充满了稚气：绿莹莹、滴溜溜的，活像两个小碟子。
“战士叶芙根妮娅·科麦莉科娃前来向您报到……”
那天正好赶上洗澡，轮到她们班的时候，姑娘们在更衣室里瞅着新来的女战士，像是看一件宝贝。
“任卡，你可真是美人鱼！”
“任卡，你的皮肤像是透明的！”
“任卡，该给你塑个像！”
“任卡，你用不着戴胸罩！”
“哎呀，任卡，真应该把你送进博物馆，放在黑丝绒上面，再加上一个玻璃罩……”
“不幸的女人！”基里娅诺娃叹了一口气，“把这么好的身段包在军装里——还不如死了呢。”
“是个漂亮的女人。”丽达小心地纠正她的话，“可惜漂亮的女人往往是不幸的。”
“你是在说自个儿吧？”基里娅诺娃冷笑了一声。
丽达又不吭声了。不成，她同副排长基里娅诺娃成不了朋友，怎么也不成。
可是跟任卡倒成了朋友。有一次，丽达事先未经深思，也没有加以试探，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身世向她和盘托出了。一半是想责备她，一半是想给她做个榜样，炫耀一下自己的爱情。可是任卡听了，既不表示怜悯，也没有表示同情。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这么说，你也有个人恩怨呀。”
虽然丽达很清楚她同上校的关系，可是现在听她这么一说，便问道：
“你也一样吗？”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妈妈、妹妹和小弟弟……全死在机关枪下。”
“碰上扫射了？”
“不，枪决。军官家属被抓起来用机枪处决。一个爱沙尼亚女人把我藏在对面的房子里，所以我全看见了。全看见了！妹妹最后一个倒下——他们还特别补打了几枪……”
“告诉我，任卡，那上校又是怎么一回事儿？”丽达悄悄问道，“任卡，你怎么能……”
“就能！”任卡把棕红色的头发一甩，用挑衅的口吻说道，“你是现在就教训我还是等熄灯以后？”
任卡的遭遇消除了丽达的孤独感。说也奇怪，丽达好像有点复苏了，她的内心似乎发生了震动；丽达变得柔和了，有时甚至露出笑容，甚至同姑娘们一起唱歌，但只有同任卡单独在一起时她才无拘无束。
棕红头发的科麦莉科娃尽管命运悲惨，但她却不孤僻，还很爱闹着玩。她不是把某个尉官窘得一愣一愣的，使全班开心，便是在休息时间让姑娘们“啦啦啦”地伴唱，自己非常在行地跳个俄罗斯民间舞，再不然，就突然给大家讲一段爱情故事，简直叫人着迷。
“任卡，你真应该演戏去！”基里娅诺娃叹息道，“这么个女人埋没了！”
丽达竭力维护的独来独往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任卡把一切都翻了个个儿。她们班里有个叫加尔卡·切特维尔塔克的小可怜儿。她人瘦鼻子尖，两根小辫像是用麻绳编的，胸脯平得跟男孩子一样。任卡给她搓了个澡，整了个新发型，又把她的军服改得合身了——加尔卡霎时变得光彩照人：满面春风，小眼睛熠熠发亮，小胸脯也像雨后的蘑菇一样膨胀起来。自此，加尔卡寸步不离任卡，现在丽达、任卡、加尔卡三个老在一起。
姑娘们听到要把她们调离前线，到车站换防的消息后，班里就像开了锅似的，只有丽达没开腔；她跑到司令部，看了看地图便说：
“派我们班去吧。”
姑娘们都十分诧异，任卡则大闹了一场，可是第二天清早她突然改主意了，开始宣传应该去车站。为什么，干吗要到那儿去——谁也不明白，但是大家都不作声了。看来，就是该去，大家都相信任卡。姑娘们不再嚷嚷，开始整理行装。但自从调到车站之后，丽达、任卡和加尔卡喝茶时便不放糖了。
三天后的一个夜里，丽达悄悄离开了驻地。她溜出消防棚，像一道黑影似的穿过沉睡的车站，消失在挂满露珠的赤杨树林里。她沿着杂草丛生的林间小道走上公路，拦住开过来的第一辆卡车。
“赶远路吗，美人？”留小胡子的准尉问她。夜间总有汽车去后方拉供给品，而押车的却不是战斗部队的人员，并不严守条令。
“能把我捎到城里去吗？”
车上有人已经伸出手来。丽达没等押车的同意，就蹬上车轮，一转眼上了车。有人让她坐在防雨布上，还给她披上一件棉袄。
“姑娘，睡它个把钟头吧……”
天刚亮，她又出现在驻地上了。
“丽达、拉娅——值勤去！”
她没有被人撞见过，可是基里娅诺娃却知道，因为有人向她汇报了。她没说什么，只暗自笑笑：
“准是勾搭上人了，这傲娘儿们。随她去，这下该不会再冷冰冰了吧……”
她在华斯科夫面前对这件事只字不提。再说，哪个姑娘也不怕华斯科夫，丽达更不在乎他。瞧那个长了青苔的树墩，老是在站上踱来踱去，嘴里颠过来倒过去的永远就那么二十个字，还都是从条令里搬来的。谁会把他放在眼里？
但是，规定毕竟是规定，军队里尤其如此。因为有了这种规定，所以除了任卡和加尔卡·切特维尔塔克，谁也不应当知道丽达夜间外出的事。
白糖、饼子、压缩饼干不断往小城里运，有时还有肉罐头。几次的成功使丽达胆子越来越大，一星期总有两三天夜里到那儿去。她变黑了，也瘦了。任卡凑着丽达的耳朵小声责备她：
“你这个当妈妈的也太冒险了！要是碰上巡逻队，或者叫哪个当官的注意了——那你就完了。”
“别说了，任卡，我运气好！”
她幸福得眼睛都亮了。跟这样的人还能说什么呢？任卡只得无可奈何地说：
“哎，丽达，可得小心点！”
从基里娅诺娃的眼神和冷笑中，丽达很快就猜到副排长知道她夜间外出的事了。这冷笑蜇痛了她，仿佛她果真背叛了自己的上尉。她沉着脸，真想刺她几句——但任卡制止了她，把她拉到一边：
“丽达，让她胡思乱想去吧！”
丽达想通了：对呀，什么秽事都随她编，只要不声张，不碍事，不向华斯科夫报告就行。不然华斯科夫就要逼你交代，絮絮叨叨，说得你头昏眼花。有过一个例子：一班有两个要好的姑娘在河对岸被准尉抓住了。他从午饭到晚饭，整整呵斥了她们四个小时，条令、指令、条例背个没完，训得她们哭了又哭，以后别说过河了，就连大门也绝不迈出一步。
基里娅诺娃眼下还没吭声。
这正是无风的白夜季节。从日落到日出，黄昏没有尽头，到处飘送着花草馥郁的芳香，女高射机枪手们在消防棚边上唱歌，直到第二遍鸡叫。丽达现在只背着华斯科夫一人了。她每隔两夜溜走一次，晚饭后就走，第二天起床以前回来。
丽达最喜欢这归来的时刻。碰上巡逻队的危险已经过去了，这时她可以把系在一起的皮靴往背后一背，逍遥自在地光着脚，啪哒啪哒地踩着冰凉透肌的露水往回走。她边走边回味着会面的情景、母亲的埋怨，还思索着下一次脱身的办法。丽达为她能由自己安排下次的会面，不必或几乎不必受制于他人的意志而感到幸福。
然而战争还在进行，它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人们的命运便这样怪诞不经和不可理喻地交织在一起。当玛格丽达·奥夏宁娜下士瞒着平静的171号铁路会让站上那个军运指挥员外出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帝国保安部盖有“限发至司令部”印章的C字219/702号指令已经签署，并付诸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