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在揭示文化特质的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研究文化的转移，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之间的接触所引起的变化，是历史学与社会学共同关注的话题。它们强调历史人物和社会文化因素在历史学或社会学术语形成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同时，社会学与历史学在关注历史、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时，所采用的角度与方法又有着明显的不同。简言之，历史学更注重纵的关系，社会学更注重横的关系，而社会历史学则是希冀将两种关系结合起来加以运用。由此，本书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首先，传统的历史学著作多以纪传体与编年体，拟或纪事本末体加以记述，而本书的史学理念，不在编年、纪传或纪事，而是按时辰先后，勾勒乾隆帝一天之中从起居、饮食、宗教、君臣活动、政务处理、闲暇娱乐到家庭生活等既分散又连缀的系列活动，在一个相对短暂而日常的场景中管窥乾隆帝及其时代。

同时，在本书中，政治史的阐述不再放在优先的地位，而努力去关注文化视野下的人性。在以一天为背景的历史画卷中，乾隆帝的政治生活仅仅是人物诸多活动中的一个侧面，他作为政治人物的地位在这里被降低了。而在考察人的本性方面，政治活动只是书中人物的一种风貌。

再者，传统的清史编纂，在选择资料时，直接或间接掺入了编写者的意志，资料组成的首要动机是寻找那些感动编写者自己的非常事件和非凡人物，或是来自所处时代的政治要求。本书所参考的历史资料则已不再局限于《清史稿》《清高宗实录》等文献，而是采用大量的清宫档案作为一手材料。

即便仅仅是一天的平凡的历史，也包含着内容丰富而且错综复杂的场景。譬如，这一天里，重华宫茶宴联赓对诗的参与者构成了朝廷权力核心机构的中枢官僚群体，上报奏折的人们构成了封疆大吏的官僚群体，而在养心殿里接受引见的臣工则构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群体，这三个群体各自在以皇帝为轴心的政治体制内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们归属于三个相对封闭的不同官僚结构，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利益诉求与不同的为官方式。

另外，本书强调了处在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的乾隆帝，一位五十五岁、已过“知天命”之年，年近“耳顺”的皇帝，并参照这一年龄段男性的生理特征与心理特征，得出了一些新的有关乾隆帝的结论。

最后，本书试图说明诸多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在陈述了一天之内的系列活动后，必须去做的一项工作。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把这一天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场景中来表现，这一天的记述将是毫无意义的。譬如，这一天的活动，鲜明地呈现出满族宗教文化与汉族士大夫文化的差异，这在清宫祭祀的典仪中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而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的，竟是一位统治中华的满族皇帝。一方是精致典丽的汉族儒家文化，另一方则是神秘粗犷的萨满教文化，乾隆帝既要利用儒术治理国家，同时又要强化满族本原文化的“国语骑射”，而满族人的政治统治愈走向成熟，也就愈远离自己的本原文化，最终走向了本民族文化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