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下为用

上一讲我们讲了一个人成就事业的个人修为，那么要想不断发展，如何才能从世俗中崛起，超越普通、走向卓越呢？儒家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讲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该如何统一起来，以大志向成就大作为呢？

《鬼谷子·符言》第二条是“主明”，讲的是如何才能够看清人事：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虑者，则无不知。辐辏并进，则明不可塞。右主明。

这段话与《六韬·文韬·大礼》姜太公回答文王的咨询基本一致，和《管子·九守》也没有大的差别。春秋时有一本法家著作叫《邓析子》，现在只留下《无厚》和《转辞》两篇，其中也有这样一段话：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公。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以天下之智虑，则无不知。得此三术，则存于不为也。

认为掌握了这一法则，就能够洞明世事而不被蒙蔽，不被蒙蔽才能无为无不为。看似简单的一句话，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

1．聪明睿智

在中国人看来，耳听为聪，眼见为明。我们现在有个词叫“聪明”，形容的正是耳目并用。有老师讲：“聪”，是耳旁，总，上面两点为眼，中间为口，下面为心，是耳、目、口、心。“明”呢，日月相合而成。聪明，是要耳朵、眼睛、口和心日月不停地学习、积累而成。这样积累到足够高的水平，就达到圣人的高度了。“圣”的繁体“聖”，是“耳、口、王”组成，就是听得清，说得妙，心合王道，便成“圣”了。

那么听得清、看得明，是不是简单的听到声音、看到事物呢？

不是这么简单。

管子说“闻审谓之聪”，就是听到声音，并能够同时审察其真假虚实的才是“聪”。庄子说“耳彻为聪”, “彻”是通达、洞达的意思，只有把耳朵听到的信息判断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能叫作聪。

我们都知道屈原投江自尽冤得很。其实这一悲冤的根源在于他的上级楚怀王在“耳贵聪”上出了大问题。屈原辅佐楚怀王，楚怀王最初对屈原非常信任，两人曾下决心相互支持，振兴楚国，楚怀王就委托屈原起草改革的宪令。但楚怀王有个很要命的毛病，就是耳朵根子太软，别人说什么都觉得有道理。我们知道，任何改革都要触动某些既得利益者，那就需要君王坚持信念，支持改革者。但楚怀王没有主见，那些权贵一听说屈原要改革，马上就开始围攻屈原说屈原的坏话。古代宫廷的政治斗争常常使用的策略是：我不说你的改革不对，而是支持你的改革，因为谁都知道不改不行了。但我说你不具备领导改革的资格，或者你改革的动机不纯。权贵们便指责屈原的人品不行，甚至指使屈原的学生倒打一耙，攻击屈原改革的动机，说他是为了独断专行。

听到这些，楚怀王犹豫了，动摇了，便开始疏远屈原。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楚怀王听到了很多意见，但不加分辨，不加区别，都信了。结果不仅疏远了屈原，而且毁了楚国一度中兴的希望。再之后，秦国的张仪利用楚怀王“听之不聪”的毛病，接二连三地欺骗他。骗子多了，傻子就不够用了，楚怀王吃一堑不长一智，被骗到秦国客死他乡，白白葬送了楚国的战略机遇期。

所以，“聪”字本身就带有听音知情、听话知意的意味。荀子在《劝学》里说：“耳不能两听而聪”，就是说两种不同的意见不能都信，要做出判断。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听得再清楚，也不能完全相信，要仔细判断其真实，这才是耳聪。

明与“聪”一样，不仅是指眼力好，更是指看得清。有句歌词说得很好：“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明，说的正是看得清楚、明白、真切。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目光敏锐，眼光独到。

做人做事有四个层面：一是看别人看到的，做别人做到的，这是常人。二是看别人做到的，做别人看到的，这是猛人。三是看别人看不到的，做别人做不到的，这是牛人。四是做别人看不到的，想别人做不到的，这是超人。看得到才能想得到，想得到才能做得到，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目贵明”是说要有看懂世界、看清真相、看透人心的眼光。

《吕氏春秋》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当年孔子困于陈、蔡之间，饥寒交迫，七天都没有吃到一粒米，忍饥挨饿，站都站不住。后来颜回讨了点儿米回来，赶紧点火做饭。孔子虽然在一边弹琴，一副不饿的样子，但还是忍不住往颜回这边看。结果饭快熟的时候，看到颜回悄悄把手伸到锅里抓饭吃。孔子很惊讶：这可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啊，怎么也偷吃呢？

当颜回恭恭敬敬端饭给孔子的时候，孔子起身说：“今天做梦梦见了先君，我们有饭，正是老人家暗中相助啊。你把饭弄干净，咱们祭奠一下。”颜回却回答：“老师，不行啊。刚才煮饭时草灰落入锅中，我舍不得丢那脏了的饭，就捏出来吃了。”

孔子顿时明白了：颜回还是一个好学生啊。他感慨地说：

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吕氏春秋·审分览》）

意思是说，我们都相信眼见为真，但眼睛看到的有些是不可信的；我们都觉得做事凭自己的心，但有时心是会胡思乱想的。我们要记住：知道一个人、了解一个人是多么艰难的事啊。

写完这件事，《吕氏春秋》的主编吕不韦也反省说：“有智能不难，以孔子的智能，想要洞察一个人都觉得难。何况远不如孔子的我们乎？”中国文化是既讲“智”又讲“慧”的文化。但智和慧有着层面的区别。读书多了，知识多了，见识多了，遇事反应快，想得通，是“智”。而“慧”呢，则是心里彻底想明白了，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能把所学用于实践，便是“慧”。汉初的贾谊说：“深知祸福谓之知，反知为愚；亟见窕察谓之慧，反慧为童。”一个人能够判断出吉凶祸福才叫作聪明；而能够在常人尚没有看明白吉凶祸福的时候，就看出了细微的征兆，那才叫明慧。因此，聪明的反义词是愚蠢，明慧的反义词是蒙昧。佛学传进来之后，在译经时，把“般若”翻译成“慧”，进一步明确了“智”与“慧”的区别：

明相曰智，明理曰慧。决断曰智，简择曰慧。俗谛曰智，真谛曰慧。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知道会发生什么叫作智，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叫作慧；能够决断是智，能够做最好的决断是慧；只知道一般的尘俗中的道理是智，而能够心无挂碍、万事洞明则是慧。

我们前面提到的“借我一双慧眼吧”，目的是看得清楚、明白、真切，那就需要既看到是什么，也要想出为什么，还要考虑怎么应对，看得清，这是智；想得通，这是慧；做得好，这是谋。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就是智谋。

北宋仁宗时期，与辽、西夏的战事连绵，但北宋经常打不赢。时间一长，朝廷官员都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所在：皇帝总是让缺乏教育、没有谋略的宦官担任监军，不仅是对将领们的掣肘，更是对将领们的折磨。按照北宋传统，作战皆有监军随行，将领前面指挥，监军往朝廷报告，立了功，监军至少有一半功劳；失败了，责任全在将领。但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谁也不敢奏请废掉宦官监军的传统。康定元年（1040）正月，三川口之战中，宦官黄德和不战而逃导致大将刘平力战被俘。朝官开始讨论废掉监军，这就涉及北宋重文轻武、信文疑武的传统。若因此轻易废掉，将统兵大权全部交给将领，兵变起家的赵家肯定不放心，关键是要废掉宦官监军，若直接奏请废掉，等于承认此前皇帝都做错了，在制度上把那些宦官们都得罪了。怎么办呢？

当宋仁宗征求吕夷简的意见，要不要罢免宦官监军的制度时，吕夷简回答说：“不必罢免，只要选择为人谨慎、忠厚的宦官去担任监军就可以了。”

但宦官中谁为人谨慎而又忠厚呢？宋仁宗接着要吕夷简推荐。

吕夷简说：“按照常理，宰相不应当和宦官交往，我怎么知道谁是否贤良呢？这样吧，皇上您命令那些都知、押班，让他们推荐监军。如有不胜任其职务的，与监军共同治罪。”

都知、押班也是宦官，是宦官们的领班和头目，他们听说推荐别人做监军，出了事要一起治罪，想起了位居更高职务的都监黄德和大公公都被处斩，都不寒而栗，纷纷向宋仁宗求情，请求罢免宦官监军的差事。

吕夷简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很容易对症下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是智；想到了产生的根源，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是慧；找到了解决的办法，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是谋。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心贵智”，就是要看得透、想得清、行得通。

2．大我境界

智谋的关键在于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征兆、细节，才能防患于未然。那怎么才能做到远比一般人耳聪、目明、心智呢？鬼谷子所说的，以天下之目视，无所不见，是遍视；以天下之耳闻，无所不闻，是广闻；以天下之心虑，无所不知，是全虑。这段话，讲了怎样的洞察世事的要诀呢？

一是要有“大我格局”。《大学》中，讲一个人由“小我”走向“大我”要经过八个阶段，或者叫作八次超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圣”，即由智到慧的个人修炼；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外王”，是由自我走向社会、由立德走向立功的过程。是说一个人先要把自己修养好，然后把家族关系处理好，再能够把一个地区治理好，然后就可以来处理天下之事。

怎么做好天下之事呢？要有大我格局。

什么是大我格局呢？简单来讲，就是做人做事，不能光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给他人多些关照，对社会多些贡献，对国家多些责任。大我的最高境界就是范仲淹所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最初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原话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就是把天下人的喜怒哀乐装在自己心里，把天下人的吉凶祸福挂在心头，不只是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进退，汲汲算计于家族利益。

这样的事，说着容易，想着也容易，但真的要付诸实施，先要衡量自己的胸怀、境界、气度、修为、智谋能否达到。儒家说的是先扫一屋，再扫天下，要做多大的事，你得有多大的修为，这是从修身的角度来讲。道家则从做事的角度来讲，你有多大的修为，你就做多大的事。按照老子的说法：当一个人局限于自我时，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得失；当一个人只思考家族之事时，看到的只是家族的恩恩怨怨；当一个人眼光局限在本乡本土，看到的不过是家长里短，乡土民情；当一个人目光只关注在一个辖区时，他不会在意周边区域的甘苦。当一个人胸怀天下时，他看到的便是历史的兴衰成败、当前的真实情形、未来的发展走向。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便得乎下。有了博大的格局、开阔的境界，才会从更宽广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看待得失，才能把很多看起来复杂的问题弄清楚。

明正统初年，杨溥任内阁首辅，他的儿子从老家湖北到京城来看望自己。杨溥问他：“你来京城，一路上听说哪些官员比较贤明？”

儿子回答说：“我路过江陵，知县特别不懂事。”

杨溥就问：“为什么这么说？”

儿子回答说：“招待我很简单。”

杨溥一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这个知县没把自己的儿子当成宰相的儿子招待。回去一查，这个“不懂事”的官员是范理，就暗暗记下来。不久，德安府知府空缺，杨溥立刻推荐范理补任，范理妥善查处了楚王护卫强占耕地所引起的民怨沸腾。后来又升任南京工部右侍郎，不用朝廷拨款，不向百姓征税，将南京旧都修缮一新。因为官清正，处事有方，再被提拔为贵州左布政使。有人劝他写信谢谢杨溥的提拔，范理说：“宰相是在为朝廷用人，我俩不是因为私交，何必致谢。”后来杨溥去世，范理祭拜痛哭，以此来告慰杨溥知遇之恩。这两个人的交往算是君子之交，成为上下级知人善任的典范。

在这个故事里，作为内阁首辅的杨溥是从官员操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他的儿子只是从自身的吃喝拉撒睡来评判官员优劣。杨溥能够从儿子的抱怨中看到一个正直、廉洁的官员，而不是从儿子、家族和自己面子的角度去对待范理。这与其说是他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雅量，莫不如说他有清正宽和的大格局，使得他不斤斤计较于家族私利、个人荣辱。

二是要能做到天下归心，能够让天下人把自己看到的愿意来报告，把自己听到的愿意来诉说，把自己想到的愿意来提醒，这样天下人替自己观察、听闻、思考，这就是要做到用天下之目遍视、用天下之耳广闻、用天下之心全虑。

《淮南子》这本书是汉代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编撰的一本讲定国安邦手段的书，其中有一篇叫《主术》，讲国君应该具备的素养，其中专门讨论了“主明”问题：他说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希望自己能够看清一切、听到一切、掌握一切，要实现这个并不难，要做到两点：

第一，要看自己有没有胸怀。就是敢不敢面对现实，是闭着眼睛陶醉在属下描绘的太虚幻境中，还是睁开眼睛直面现实，不自我吹嘘，不回避矛盾。这不仅是勇敢的问题，更是胸襟的问题。其中提到，一个人只有心性淡泊，才能远离阿谀奉承；只有安宁清静，才不会好高骛远，才不会不切实际地冒进，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只有宽广博大，才能容纳不同的意见，找到稳妥的解决方案；只有仁爱慈惠，心中才能时刻装着民众，不忘记做事的根本；只有公正严明，才能不偏不倚，就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

南宋名臣张焘在任成都知府时，一边委托属下了解情况，一边还要亲自深入民间去微服私访，以便掌握实情。同事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彼有好恶，乱我聪明”，是说派去的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憎恶，单凭他们做我的耳目，我就会看不明、听不清。因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会找相同的主张来印证自己的见解，这自然容易偏听偏信。我亲自下去，询问君子就得到君子的看法，询问小人就了解小人的情况。虽然这中间还有些隐瞒的，但认真查访，还是能掌握个八九不离十。

我们知道，有时候想要做这件事，总能找到上千条理由证明这是合理的；要不想去做这件事，一条理由就能拒绝得干干净净。张焘一边让属下查访，一边亲自验证，他不是不放心属下的汇报，而是洞达人的心性，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单听汇报是片面的，应该走到民间，没有隔阂地倾听百姓的呼声，才能够掌握实情，才能够对形势安危、政策得失做出准确的判断。

第二，要看会不会用人。用孔子的话来说，用人最关键的就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大胆启用正直而刚毅、睿智而仁厚的人，便能立刻改变一个单位的风气。我们要想做成点儿事，就要尊重有德的人，让百姓公认的好人有好报，能平安，能被尊重，这样事业就能蒸蒸日上；不把精英排除在体制外，不把忧国忧民的人冷落在江湖，让有才干的人受到尊重，就能得到天下有才干者的拥护。如果能获得一个时代有德行、有才干者的拥护，做事就会像车轮子一样运转自如。

在失效的人事关系中，当政者往往是偏听偏信，相信了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以此观察天下，判断形势，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弘治十五年（1502）后，明孝宗朱祐樘非常信任清正廉明的兵部尚书刘大夏，有空就找他谈治国大事，经常采用刘大夏的建议。有一次，明孝宗对刘大夏说：“有些事我觉得无法决定时就想找你商量，但又想想不是兵部的事，就没找你。要是今后有可办可不办的事，你可标明密奏，不经过内阁直接送进来。”

刘大夏说：“这我可不敢。”

孝宗说：“为什么？”

刘大夏说：“您忘记了成化年间的李孜省了吗？”

李孜省是成化年间的一个奸臣，他利用明宪宗喜欢方术的弱点，勾结宦官，故弄玄虚，赢得了明宪宗的信任。明宪宗特许他“密封奏请”，就是不经过朝廷讨论，不经过内阁审定，直接将自己的建议送过来。李孜省便利用灾异祥瑞之事推荐官员，一时间朝臣进退皆出自其密奏，他官至左通政，掌握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弄得朝廷乌烟瘴气。明孝宗即位后，才将李孜省治罪。

孝宗说：“你是忠臣，怎么与结党营私的李孜省相提并论呢？”

刘大夏说：“我要是有了这个密封奏事的权利，很多事就会这样去解决。但是国君做事，一定要光明正大，大的决策一定要由大臣们讨论，充分吸收大家的意见来评判是非。朝廷外的事由各部各司办理，要充分信任他们，不要重屋叠架，横生枝节。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咨询，找负责的大臣就可以了。假如采用密封奏事制度，久而久之成为常制。万一有人窃取了这一职位，也采用这种办法遮蔽皇帝的耳目，祸患无穷。密封奏事是最不应该为后世效法的，所以我不敢做。”

明孝宗顿时明白了。

什么是高明？就是能够深谋远虑。什么是忠臣？就是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权力和恩宠，而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刘大夏说的有三个要点：一是决策过程要公开，通过程序正义，充分讨论，吸纳不同的意见，才能做到决策公允，而不是几个人拍脑瓜就定下来；二是既然各部司皆有执掌，他们最熟悉、最了解情况，那就要充分信任他们，而不要再设立一个机构去制约、监督他们，久而久之他们的工作重心不是做好本职工作，而是不被其他机关抓住把柄，国家行政资源的内耗就在于职责不清，相互制约，最后会变成相互扯皮，事没做成，人却都没责任；三是决策要服众，一定要相信参与者，作为国君，要尊重大臣，相信大臣，才能充分调动属下的积极性，而不是只相信一个人，喜欢了一棵歪脖树，忘记了整片森林。

鬼谷子所说的“主明”是告诉我们：无论是古代的国君还是现在的普通人，一旦在做事，那你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一个团队。只要众望所归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任何时期，有得力的助手，有无数的粉丝在支持，就能无往而不胜。那么如何获得“粉丝”的爱护？如何赢得天下的支持？这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