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处于变化时刻中的儿童幸存者

伊迪丝·雷默尔（Edith Riemer）1931年出生在德国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 am Rhein），她因在1939年被送到英国的幼儿园而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38]她的父母和整个家庭都在种族灭绝中被杀害了。通过查阅历史学家塞奇·克拉斯菲尔德（Serge Klarsfeld）有关被驱逐出境的75521名法国犹太人命运的突破性研究著作《纪念被驱逐出境的法国犹太人》，伊迪丝在集会上第一次了解到她父亲被从德国驱逐到位于法国南部的居尔俘虏收容所（Gurs internment camp）后所遭遇的事情。^[39]伊迪丝对这一发现感到震惊，然后她与一名年纪较大的幸存者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对话：“有人在此次集会上对我说‘你曾在集中营待过吗？’我说没有。然后他们说‘那么，你不是一名幸存者。’我被这句话伤到了。因为我失去了所有家人，我是唯一存活下来的人。”^[40]

在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伊迪丝的访谈捕捉到一名处在一个原始自我意识时刻的儿童幸存者。在这一点上，伊迪丝的经历与集会上许多其他儿童幸存者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的访谈经常表明，当他们第一次通过查阅克拉斯菲尔德等人的作品而了解到他们父母（或其他近亲属）的命运时，都感到很震惊，但当他们对童年往事的理解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却与其他人对一个幸存下来的孩子的意义的评估之间存在脱节。

正如阿利桑乔·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所言，口述历史告诉我们有关“讲述的时间”（time of the telling）和“事件的时间”（time of the event）的信息是一样多的：被回忆事件的叙述与特定历史背景下给予这种叙述的自我之间存在复杂而动态的关系。^[41]1983年集会上收集的口述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处于变化中的“讲述的时间”。对许多儿童幸存者来说，这次集会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如此多的其他幸存者（包括成人和儿童）。正如伊迪丝的证词所示，这些遭遇可能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本身具有变革的潜力。这迫使伊迪丝以及其他像她一样给出类似证词的人，去挑战一些关于谁“有资格”成为幸存者的主流观点，并开始对幸存的意义提出不同的解读。它也让受访者能够以新的方式去接近和叙述他们的记忆，因为他们根据这种新的阅读方式重新建构了他们的童年经历。

儿童幸存者非常清楚他们在成人幸存者和“第二代人”之间所处的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地位。虽然这次集会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对抗这一立场，但这种对抗却不一定是针对其他与会者的：这可能是内部冲突，也可能是外部冲突。事实上，许多儿童幸存者不知道在访谈中该如何称呼自己。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访谈资料进行首次存档时，这些儿童幸存者的访谈一般标有“孤儿”这一标题。在这种情况下，采访者和档案管理员显然和受访者自己一样，对“幸存者”这个词感到不舒服。

1934年生于柏林的费利西亚·纽菲尔德（Felicia Neufeld）称自己为“非幸存者的孩子”，而不是一名拥有自主权的幸存者——她认同了儿童幸存者和幸存者的孩子之间的身份差异。她觉得访谈有必要从她姑妈的故事开始，而不是从她自己的故事开始，因为她姑妈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生活过，并最终活了下来，但她自己从未接受过采访。然而，费利西亚的幸存故事本身就很悲惨。1937年，她的父亲离开德国去了巴黎，1938年，4岁的她去了父亲那里，这让她母亲在德国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她失业的父亲靠“抢食”度日，她独自一人度过每一天。1942年的某日下午，还不到8岁的她回到他们的小公寓，从玩伴那里得知，父亲被捕了，并带走了公寓的唯一一把钥匙。从那以后，费利西亚发现自己完全听凭陌生人的摆布，产生了“一种我认为没有孩子有权拥有的意识”。她之所以活了下来，是因为她得到了成年人的帮助：先是她所在大楼的礼宾员收留了她，然后是东正教犹太人孤儿院的工作人员收留了她，最后是孤儿院关闭时有一个家庭收留了她。她回忆说自己如此孤独和害怕，她唯一拥有的财产是她母亲送给她的一条围巾，她把它撕了，并一块一块地吃掉，“仿佛要紧紧抓住这位我四岁以来就没见过面的母亲”。费利西亚和许多其他儿童幸存者一样，注意到儿童生存的意义往往与救援人员的工作密切相关，回想起“幸存是靠运气，偶尔靠计划，而在我的个人案例中，善意——不，它永远无法充分表达出来——是给予、分享他人的生命，我的意思是，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他们的头被砍了下来”^[42]。

如果这次集会能促使儿童幸存者重新评估他们的童年，以及他们与幸存者概念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也将迫使他们面对他们几乎不了解的自己的过去。对那些成为孤儿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年纪太小，对战时的经历没有牢固而清晰的记忆。雅克·费恩（Jacques Fein），原名雅克·卡尔皮克（Jacques Karpik），1938年生于巴黎，当其父母意识到他们所处的危险时，就把雅克和他的妹妹安妮特（Annette）安置在了一家名为儿童救济协会（Oeuvre de Secours aux Enfants）的犹太人援助组织里，该组织在战争期间拯救了数千名法国儿童。^[43]战争结束后，雅克和他的妹妹重新回到儿童救济协会生活，之后被美国人费恩夫妇（Feins）收养，并于1948年移民美国。他的父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害。此次集会过后，雅克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试图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早年经历、他的父母，以及曾经照顾过他的家庭的情况的过程，但在1983年，他发现自己面对着自己知识缺乏的境地，他回忆道：“我出生于1938年，所有我知道的信息都是从我曾经阅读过的资料那里获得的，我母亲死于1941年，我父亲死于1943年。除了很有可能是儿童救济协会的人帮我找了一个收养家庭外，我真不知道我是如何被拯救的。我完全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但我觉得波卡胡特（Bocahut）这个名字，你知道，总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还有一个妹妹，我几乎可以肯定她就是我的亲妹妹，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对任何事情抱积极的态度。我没有任何可以联系的人。”^[44]

像雅克这样的访谈聚焦幸存下来的孩子，因为他们开始思考自己对过去的浅薄了解对他们现在的身份认同意味着什么。有些人表示，他们在集会之前就已经试探性地开始了这一进程，但访谈提供的充足证据表明，这个过程正在集会上实时展开，对许多儿童幸存者来说，他们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来分享自己的证词。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口述历史不仅捕捉了当时正在发生的情感和转变过程，而且帮助推动了这一过程：被邀请对他们的生活经历公开自由地发表评论，对儿童幸存者把握他们的故事的意义和价值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访谈大多是自发的、未经排练的，这一点很有效果：受访者事先并不知道采访者会在集会上记录他们的证词。结果可能是极度的不安，这在雅克的证词中有所反映：正如他在访谈中解释的那样，他只是在最近才开始看到他成年生活中的这些元素——例如，离婚——与其童年相联系，他因而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成年身份，甚至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名字。他回忆说，“我的名字被改了。我采用了我的美国名字杰克，直到最近我才开始在不同的时间使用雅克这个名字。就归属感或亲密感而言，你就不在那里。我不认为……你知道，我不认为它会……就像我几分钟前说的那样，离婚，对我来说，这只是……被赶出家园的一次重复”^[45]。

雅克在访谈中补充说，使他能够重新回顾自己的生活史的一个因素是，他在集会上遇到了其他儿童幸存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集会的第一天，他遇到了另一位儿童幸存者费利斯·齐默尔恩·斯托克斯（Felice Zimmern Stokes，1939年生于德国沃尔登），她和他一样，当时都住在巴黎北部塔韦尔尼（Taverny）的儿童救济协会孤儿院（OSE orphanage）里。虽然他们彼此不记得对方，但在见面时，他们能够互相帮助重建在孤儿院生活时的元素。和雅克一样，费利斯被藏在法国乡下的一个天主教家庭里，并在战后和姐姐比阿特（Beate）一起回到了儿童救济协会孤儿院。她的父母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谋杀。和其他许多儿童幸存者一样，她对参加这次集会感到不安，她说，“第一天，我对这次集会感到非常紧张和焦虑：它会是什么样子？我不会认识任何人，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比我的好。我不曾有过集中营的经历。我真的属于这里吗？”在后来的访谈中，她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并觉得要目睹自己的经历是如此的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觉得，由于没有在集中营里待过，自己被排除在幸存者行列之外。下面这段话摘自费利斯在访谈中的一个片段，当时她似乎被自己情绪上的不安惊呆了：“这是非常困难的，人们不理解，我也很难谈论它。我不属于这里，我没有集中营的经历，我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痛苦，我没有一组数字来表达我的痛苦，但是你看，我\[这里，她开始哭泣\]从来没有父母。他们为什么要去？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46]我没有参加198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世界集会，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幸存者，我没有集中营的经历，但后来我想：以我自己的方式，我是一个幸存者，因为我的父母死了，我的整个家庭都不存在了，除了我的妹妹，其他人都走了。”^[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