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于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禀赋，主流观点认为传统农区通过主动工业化来实现自身现代化是不切实际的。但随着二元结构壁垒的逐渐消除，这样一种观点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就充分说明了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相融共生的状态，自此以后传统农区的工业化才得到国家层面的普遍认可和相应的政策配套体系的激励。但是，与其他次生工业化区域不同的是，传统农区的工业化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最先发端于长垣这一类性质的区域，这些区域大多具备自然资源缺乏、交通区位不突出、传统农业资源禀赋相对不足等特点。因此，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即传统农区的工业化为什么最先在此类区域产生以及背后的影响因素到底是什么，进而在此基础上试图回答传统农区地区工业化进程为什么会产生如本书第四章所说的变化规律，本书的核心内容正是围绕此问题一一展开。

因此，本书想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对传统农区工业化空间分异的程度进行评价，对该问题的回答主要集中在第四章。由于长期二元体制的影响，传统工业化水平的测算主要偏向于数量型指标而忽视结构型指标，为了全面反映工业化对区域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过程，本书在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加入了工业结构、人口的空间结构以及人口的就业领域结构等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了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来全面衡量以河南省为代表的传统农区的工业化进程。评价结果显示，人均GDP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重两者绝对数值的大小及其相对均衡程度与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动态变化高度相关，制造业发展不足将不能有效支撑该区域工业化综合指数的动态提高。如依靠采矿业支撑的三门峡、平顶山两市的工业化指数一直在下降，再如农业资源禀赋丰富的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等黄淮四市的工业化综合指数长期处在传统农区的末位。第二，制造业性质及其空间布局对传统农区工业化空间分异的影响。第四章回答了制造业对地区工业化空间分异具有重要影响，但各个区域的制造业性质千差万别，制造业性质的不同如何影响由该制造业支撑的区域的工业化进程对于回答工业化空间分异问题无疑更加重要。本书把制造业性质划分为对不可再生能源依赖程度较强的制造业、各个区域都有较大需求且产品运输成本相对合理的制造业以及除上述两类以外的制造业三种情况，并找出了三种不同性质的制造业与工业化进程空间分异的对应关系，对此类问题的解答主要集中在第五章。第三，对传统农区工业化空间分异的原因提供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对该问题的回答主要集中在第七章、第八章。本书将传统农区工业化的性质归纳为“次生中的次生”，一般的次生工业化理论不能有效解释传统农区工业化的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本书就把传统农区工业化“次生中的次生”这一特殊性质作为分析问题的切入点，探讨传统农区工业化与一般性的次生工业化之间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传统农区工业化具有相当程度的内生性质这一结论。正是由于传统农区工业化的内生性质，其异质的内部条件与同质的外部工业化环境的适应程度就存在很大差异，本书进一步把这种适应程度称为内生能力。异质的内部条件主要包括交通区位、自然资源、制度环境与社会价值观等四个方面，在外部环境一定的情况下，内生能力就表现为上述四个因素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过程。内生能力是市场化条件的反映，内生能力的空间差异导致了各个区域对工业化有关的偶然事件向必然事件转化能力的差异。为了量化它们之间的差异关系，本书进一步把市场化的创业行为和创新行为作为内生能力的代理指标，计量分析结果也表明，创业行为与创新行为对传统农区地区工业化空间分异的贡献非常显著，且就目前而言创业行为的贡献要比创新行为大得多。

除了以上三个核心问题之外，本书还对传统农区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的空间结构演变进行了深入探讨，该内容主要集中在第六章。人口流动以及建立在人口流动基础上的城镇化不仅是产业发展的结果，还是工业化的结构效应从经济层面向社会生活层面传递效率高低的体现。而影响这种传递效率高低的因素除了产业层面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城乡二元制度遗留问题的破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城镇化的顶层设计问题。因此，探寻传统农区人口流动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利于人口流动的政策建议无疑对其工业化结构效应的实现至关重要。本部分借助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组织的“‘百县千村’人口流动信息采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从分就业地点和村庄性质两个维度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特征进行系统研究，得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以上内容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同时在本书的最后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本著作也是我主持的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河南省城镇化空间结构优化路径研究——基于宏观和微观双视角的考察”（项目编号：2019-ZZJH-309）和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引领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A790003）的最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