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家庭责任和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家庭
如果我们认为成年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帮助主要源于一种家庭责任感,那么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为什么父母选择维持与子女长久的亲子关系,而不是选择以商业式的合同方式与子女建立无误的合约(见Macfarlane, 1986)。二是中国的家庭生活在长久而稳固的亲子关系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如果说为了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延续,一个家庭在子女成人之后需要对其进行“社会性断乳”(费孝通, 1998),那么为什么中国社会的亲子关系不但稳固,而且附加了种种家庭责任?即使父母希望建立这种稳固的关系,中国的家庭生活如何使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虽然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弱化了家庭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父母威权的降低弱化了家庭内部的等级层次,但家庭仍然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性资源。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社会在近几十年中所经历的动荡的政治运动和巨大的社会变迁反而起到了增进和强化家庭团结以及功用的作用。例如,在讨论中国城市家庭在“文革”十年的家庭生活时,美国社会学家怀特(Martin Whyte)和帕里什(William Parish)认为城市中的家庭在面对动荡的政治运动和生活物品异常匮乏的经济现实时,非但没有出现崩溃,反而表现出更强有力的内部团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Whyte & Parish, 1984: 193-194)。也就是说,在面对困难时把家庭的利益放在首位,仍然是许多家庭应对种种难关的家庭策略。这种将家庭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趋向使得大部分家庭具有生活共同体的特点(Goode, 1982; Hermalin, 1993)。此外,即便在家庭组织可利用的资源远远不如以前的情况下,许多家庭仍然能够保持高度团结,这也说明父母权威的弱化并不一定会降低一个家庭的整体性(Goody, 1990)。
这一结论显然与父母权威衰落导致夫妻家庭(the conjugal family)取代扩大家庭的论断不相吻合(Goode, 1963)。这种差异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概念化作为社会群体的家庭。如果一个家庭被看作由长者掌权、等级严格、子女受到严格控制的群体,那么父母权威的衰落应该导致作为文化理想的传统大家庭的衰落。但是,如果我们同时把家庭看作一个家庭成员共享物质和精神产品(如安全感、信任、陪伴等)、所有成员有着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那么长者权力的衰落仅仅说明了家庭内部的运作机制的变化,而不一定意味着家庭作为生活共同体的意义的消失。
这两种对家庭的概念化都可以说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前者强调代际的利益差别以及随之产生的紧张和冲突;后者则认为家庭的本质是共同的利益和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通力合作。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具体的中国家庭都可以被认为是这两种类型的混合体。
如果这一分析思路正确,就意味着家庭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并不一定导致家庭作为生活共同体的意义的消失。代际的权力分配仅仅是这一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代际的相互依赖和感情维系并不会因为父母的威权的衰落而消失。由于父母在子女年幼时仍然承担着抚养子女的责任,他们就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期望和价值塑造与子女的亲子关系。当父母出于经济的考虑或价值观的偏好而选择保持和成年子女的经济联系,虽然他们必须要在更平等的基础上与子女交往,但仍可以形成一种长久且有约束力的代际关系。
此外,由于这个观点与西方家庭研究中关于工业化、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等一系列现代化过程必然使家庭向核心家庭方向发展的看法相左,我们可以从现代西方家庭起源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现代核心家庭或夫妻家庭的主要特点是密切的夫妻关系压倒其他家庭关系,“夫妻与其他亲戚之间既没有许多利益,也没有许多责任”(Goode, 1963: 8)。作为理想类型的夫妻家庭代表着一整套强调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和自我实现的家庭模式。根据英国历史学者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的观点,家庭以外的各种机会为成年子女挣脱父母家庭的束缚和建立自己的夫妻家庭提供了结构性条件。但是,要真正完成向西方式小家庭的转变,必须要出现一套强调个人成功和价值实现、淡化对扩大家庭成员的忠诚的新的观念。这套新的观念就是麦克法兰所说的西方式的个人主义(Western individualism)。换言之,个人主义观念是西方小家庭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条件(Macfarlane, 1986, 1987)。
中国目前的家庭模式,尤其是就代际关系而言,与西方家庭的模式还有相当大的差别。这或许也说明了中国的家庭制度向西方式家庭制度转变的社会和文化条件尚不具备(Lee et al., 1994)。如果我们同意麦克法兰的观点,将个人主义视为西方家庭体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至少在家庭领域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对于中国的老年父母来说,文化上的偏好和亲子关系在实际生活中的工具效用相互烘托、互为支持,为父母精心构造持久性的亲子关系提供了有力的动机力量。由于父母的努力以及以后代际长期的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中国家庭表现出惊人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