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论君子文化与“一带一路”战略

孙大军

（淮南师范学院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而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它利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这一历史上存留的强大文化符号，让其穿越历史焕发新义，力图通过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来推进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大国和平崛起。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更是一个国家强大的重要支撑。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儒家文化的传承一直未曾中断，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和中华儿女的价值追求。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君子”，更是成为历朝历代读书人的人格追求。儒家宣扬的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耻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最终都集聚、沉淀、融入和升华到“君子”这一理想人格的核心概念上。君子文化已经成为数千年中华民族认同而推崇、崇尚而践行、追求而修养的内在道德规范。因而，在我们大力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带一路”战略中，秉持君子文化，倡导君子人格，是新型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新模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策略，必将对全面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大有裨益。

一、中国儒家君子文化的历史演变

君子概念、君子形象、君子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演化，是历代文人不断探索的核心概念，也成为历代儒家经典反复提及的学术关键词，它浓缩在中国五千文化历史之中，散见于浩瀚的古代典籍里面，成为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珍宝，一直指导着人们如何为人处世。

“君子”一词，古已有之，早在《尚书》《诗经》《左传》等文献中就有记载。远古时期的人们，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强烈的求生意识和发展观念，使身强力壮、有勇有谋的男人，成了领袖，而有德有功赢得百姓信任和尊敬的人，就成了君子，这一时期的君子多为“武”君子。当文字产生之后，“士”阶层崛起，君子的内涵开始改变，人们由崇拜武力和身体开始向崇尚精神和文化转移，君子文化也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一代儒学大师孔子给人们塑造出了崭新的君子形象，他把君子由传统的“高贵之人”演绎成为“高尚之人”，克己复礼成了君子的必备之德和基本标准。孔子一直主张仁政治世，他认为君子守“仁”是最高美德，尊“礼”是行为标准，克己复礼是最终目标。由于孔子更加强化君子的道德修养，君子由“尊贵之人”变成了“高尚之人”。在孔孟那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尊贤而容众，喜善而矜不能”“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动口不动手”“量小非君子”“君子成人之美”“做君子不做小人”，等等有关君子的言论，数不胜数，至今令人耳熟能详。经过孔子从不同侧面的反复解说和阐发，“君子”一词被赋予许多优秀道德的内涵，成为儒家一种理想人格模式的称谓。后来的思想家对“君子”概念不断阐发。董仲舒、王符、孔颖达、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都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君子概念及君子文化进行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挥。君子概念及其文化，不仅在中华历代典籍中汗牛充栋，而且一直活在历代中华儿女的心中，亘古不变。[52]

有学者认为，君子文化从孕育萌发到基本形成，再到传承演变，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西周至孔子论君子之前，是君子文化的孕育萌发阶段。在这个阶段，“君子”一词的指向狭小，君子概念比较模糊。从《尚书》《易经》等典籍的有关内容看，君子文化初现端倪，作为君子文化的源点，无疑为孔子、孟子等思想家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思想资料。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是君子文化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处于社会大变革之中，“诸子百家”思想异常活跃，儒道法墨等各家思想相互争鸣、交流、融合，共同推动了君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孔子无疑是贡献最大的人物，他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前人的“君子”文化加以继承和改造，系统地创立了君子学说，实现了传统君子文化的重大变革。第三个阶段始于汉代以后的全部封建社会，这个阶段是君子文化逐渐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君子文化的精华思想提升为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封建社会的主要价值体系。从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君子文化，从民间走向官方，中国儒家君子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53]

“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中国人把它奉为做人的圭臬。做人要做君子，这是几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然选择，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理支撑。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儒家君子文化，通过全新的阐释，可以全面对接全体国民的精神空间，上可以上升为公民意识，中可以融通市民精神，下可沉淀为乡贤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强大活力，成为我们建设“一带一路”的强大精神支撑。

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儒家君子文化传播的重点

中国儒家君子文化已经成为国内传承引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一面旗帜，得到了大众的普遍接受和具体实践。但中国儒家君子文化在“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中，仍需要进行改造和转换，使之符合沿途国家的民俗民风、政治需要、国民性格、审美喜好等。具体来说，需要重点传播“君子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诚信无欺的相处之道、和而不同的博大胸怀、亲诚惠容的交往方式”[54]，从而使沿途国家民众理解中国儒家君子文化、接受中国儒家君子文化、推崇中国儒家君子文化，最终形成有利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谐发展共赢共享的良好国际环境。

一是要传播中国儒家君子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成为人们的习惯性选择，家国情怀、天下一家始终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内在道德追求。“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柔远人怀诸侯”等先贤圣哲之言，就是儒家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无论古时还是今天，横跨欧亚非的“丝绸之路”，既是一条声名远播的商贸之路，也是中国和欧亚非各国之间的一条文化交流之路。郑和七下西洋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大，成一时之辉煌。七下西洋不但给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了瓷器、茶叶、丝绸等物质产品，更带去了中国人勤劳善良、诚信友善、平等相待、热爱和平的华夏文明基因。中国人愿意把自己修齐治平的人文理想贡献给沿途各国邻邦共享，与邻为伴、与邻为善，转化成人类的共生哲学，以“化成天下”。以古代“丝绸之路”精神来涵养今天的“一带一路”，使中国儒家君子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变成“一带一路”的人文情感纽带。

二是要传播中国儒家君子诚信无欺的相处之道。《易》经中讲“修辞立其诚”，要求君子说话做事要做到诚实无欺。《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信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国家治国安邦、交往四方的准则。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认为治理一个国家，更应认真办理国家大事而恪守信用，诚实无欺。孟子道“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等等。由此可见，儒家早就认识到，国家树立权威、凝聚人心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讲诚信，可以说，诚信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美德。“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民族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通，文化差异较大，因此，只有以诚信的理念涵养“一带一路”，以诚信无欺的心态来开展对外交往，说真话，办实事，恪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与沿途交往各国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童叟无欺的官民交往，公平信用的经济往来，诚实守信的文化交流，使中国君子诚信无欺的相处之道，变成“一带一路”沿途交往各国人士共同的行为模式。

三是要传播中国儒家君子和而不同的人生态度。中国传统文化特别主张“中和”。孔子说过，“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君子追求内在的和谐，但却并不追求事物表面的一致性。这就是儒家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博大胸怀。这种人人自持的胸怀，推而广之，便成了国人崇尚热爱和平的文化心理基础。以这种和而不同的人生态度涵养“一带一路”，就会顺应与之交往的沿途各国民众的心态，为沿途各国和民众认同和接受。人作为生命的个体，必有其独特的存在。每个国家由于环境、历史、现实等不同，也必然会有自己的独特国情。要做到“和而不同”，就要充分理解和尊重沿途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和意愿强加给他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在经济上互补短长，在文化宗教上互相学习融合，在人员往来上尊重民族习惯，最终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良好局面。通过传播宣扬中国君子这种互谦互让、理解尊重的博大胸怀，使中国君子和而不同的人生态度变成“一带一路”沿途交往各国人士共同的价值追求。

四是要传播中国儒家君子亲诚惠容的交往方式。《论语》有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治国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秉承了中国儒家文化典籍的精髓，将儒家所述修身为人治国之道升华到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高度。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精神核心融入国家关系的指导观念当中，体现了中国以平等、诚信、相互关爱的兄弟之谊对待一带一路沿途邻国的理念。中国用情黏合、塑造中国同周边在利益、责任和命运三方面的共同体意识，尚义轻利，以诚相待，承诺必践，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中国君子对他人亲诚惠容的外在交往方式，必将变成“一带一路”沿途交往各国共同的外交价值观。[55]

三、“一带一路”中儒家君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共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更是一个建立在历史文化概念影响基础之上的文化影响力范畴。因此，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文化先行可以推动我国与沿线各国的全方位交流与合作。通过文化的涵化、聚化、内化、转化功能，使之可以塑造国家形象，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亲和力。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推动中国儒家君子文化走出去，既需要有宏观层面的深层思考，还需要做出实践和操作层面的合理运作和科学安排。

一要充分挖掘中国儒家君子文化资源。只有全面而准确地表现深厚的传统儒家文化资源和丰硕的当代文化创新成果，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为人类文明做出独特贡献。一是要兼顾沿线各国民族习惯、风土人情、文化渊源、审美趣味等，充分考虑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俗习惯和个性化因素，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接受心理，找到共同的心理基础和审美价值，使儒家君子文化适应并转化成为驻在国民众的关注点和兴趣点，逐步培养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二是要发挥沿途各国文化比较优势。充分挖掘“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让民间力量主动参与文化交流，将中国儒家君子精神、君子观念、君子境界、君子胸怀、君子修养、君子作风以及君子人格教育、君子治国理念等与沿线各国的文化遗产项目相关联，通过互办过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等活动，在坚持其独特价值观和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君子文化内容和载体的创新，让沿途各国发挥自己在文化资源、制造、资本、人力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将各自的潜在优势转化为实际发展成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传播。

二要全面增强中国儒家君子文化产业的竞争能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是国家的主导政策，而儒家君子文化市场主体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关键环节。一是推动儒家君子文化企业“走出去”。国家要把引导和培养儒家君子文化企业上升到国家意志，不断壮大其经济实力，扩展其社会影响，打造其拳头文化产品，充分结合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政局状况、法律规章、风俗人情等，依据国际通行惯例和规则，提高属地化水平，开展个性化推广，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二是推进儒家君子文化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培育一批外向型文化中介机构，提高文化产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通过并购、重组、联合投资、众筹等多种方式，鼓励文化企业创新投资方式，加强文化出口平台和渠道建设，为儒家君子文化产业走出去奠定基础，增强实力。三是提升儒家君子文化产业品牌打造能力。要加强文化传播领域人才队伍建设，探索设立儒家君子文化创意产业基金，直接对接亚投行、丝路基金，创新合作模式、发展本国经济、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儒家君子文化资源配置更有效、生产构成要素更合理、文化市场融合更紧密，努力打造儒家君子文化品牌产品，形成广泛地示范和带动效应，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了新活力。[56]

三要注重中国儒家君子文化推广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创新。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技术引领社会变革，也给文化变革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互联网+”、工业4.0、VR等体现了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创意设计、网络文化、新兴电视媒体、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电影、网络游戏、动漫、流动多媒体以及手机媒体等新兴文化业态，也代表着“一带一路”未来的建设方向。中国儒家君子文化要走向世界，必须加强与科技的融合，利用电子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等核心文化传播技术，借助诸如手机、多功能电子阅读器、DVD、MP3、微信、微博、互联网、3D电影、高清数字电视、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新的载体[57]，来提高君子文化的传播力、表现力，推动君子文化产品数字化、网络化传播，用新技术拓展文化服务空间、增强文化服务效果，从而使中国儒家君子文化更有力地影响世界、造福人类。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机遇。我们只有选择好文化载体，带着儒家君子文化的自信与自觉，主动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之中，始终让中国儒家君子文化的情怀播布沿途各国，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君子之风成为各国的共识，成为国际交往的一个行为准则，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