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德国
中国同德国在历史上发生的文化关系，范围很广，当然并不限于文学。恐怕我们一想到中德文化关系，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一位大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他是第一个对中国发生兴趣的德国大学者。但是倘若论到翻译成德文的书的多少，影响的大小，还是文学占第一位。我们下面就谈谈中国文学在德国。
我想分三期来谈。第一，初期，时间是从18世纪末叶到1850年；第二，中期，时间是从1851年到1900年；第三，近期，时间是从1901年到现在。
一、初期
我们拿歌德（Goethe）作起点。歌德以前的我们就不谈了，事实上也没有多少可谈的。1736年法国人杜赫德（Du Halde）出版了一本书，叫作《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政治、自然之描述》[3]。这部书里面有法文翻译的元曲《赵氏孤儿》，四篇《今古奇观》里的短篇小说和十几首《诗经》里的诗。出版后风靡一时。把一般人的兴趣渐渐从中国哲学和艺术品转移到纯文学上来。但这书却真不高明，翻译得一塌糊涂。影响之所以能够大，只不过因为当时还很少有介绍中国纯文学的书而已。1749年这部书就有了德文译本。歌德大概读过这本书，因为他的剧本《爱尔丕诺尔》（Elpenor）似乎就像从《赵氏孤儿》那里得到了灵感才动手写的。这个剧本虽然永远没完成，但歌德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却一天比一天地浓起来。
1761年英国诗人T.珀西（T.Thomas Percy），就是以刊行《古代英文诗歌珍品》（The 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出名的那一位，刊行了第一本英译的中国小说《好逑传》。原译人叫J.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是一个商人，在广东住过很多年。他的译文四分之三是英文，四分之一是葡萄牙文。珀西把葡萄牙文译成英文，又把原来的英译文润色了一下，就印成了书。1766年穆尔（Murr）把这书译成德文。歌德曾细心读过这书。此外他还读过几部中国小说的译本，像英人托马斯（Thomas）译的《华笺记》（London 1824，1836年库里[Heinrich Kury]译成德文），法人雷慕学（Abel Réemusat）译的《玉娇梨》（Paris 1826，1827年译成德文），法人戴维斯（Davis）选译的《中国故事》（Contes Chinois）（Paris 1827）。这些小说在中国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作品。它们之所以能够被介绍到外国去，有的是由于一种误会，有的是由于机缘。当中国文学作品初介绍到欧洲去的时候，欧洲学者对中国文学作品很难给一个适当的评价。他们往往不能知道一部作品的真价值。歌德可以算是一个例外。他虽然还没读过中国第一流的作品，但他却直觉地知道，当时介绍到欧洲去的作品不会是中国的最好的。然而就从这些不好的作品里面他居然能看出了东西文学的不同，能了解了中国的精神。现在我把爱克曼（Eckermann）记录的他同歌德的谈话译在下面：
除小说戏剧外，歌德对中国诗也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我上面说到他曾读过英人托马斯译的《花笺记》。在这书的附录里有几十首译诗。他就根据这英译，把五首译成德文。
仅次于歌德的德国大文学家席勒（Schiller）对中国文学也一度发生过兴趣。他曾根据高济（Gozzi）的一个剧本改编了一部剧，叫作《图兰多特，中国公主》（Turandot, Prinzessin von China Einiragikomisches Marchen nach Gozzi）。这部剧虽然名之曰中国剧，其实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高济所依据的只是一个阿拉伯的神话。此外席勒对穆尔译的《好逑传》不很满意，他想自己再重写一遍，但只起了一个头，始终没有完成。
歌德以后对中国诗有兴趣的有施提格里兹（Heinrich Stieglitz）和沙米素（Chamisso）。他们对中国都不像歌德那样有清楚的了解，他们向往中国纯粹是一种浪漫情绪，作品也只反映了他们自己的幻想，与中国没有什么关联。
到了吕克特（Rückert），歌德才真正找到一个继承他的精神的人。吕克特是有天才的诗人，又是东方语言学家。他精通很多的东方语言，曾从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其他别的东方语言里译了很多的诗。印度长篇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里有名的爱情故事那罗（Nala）和达摩衍蒂（Damayantī）也是由他译成德文的。他曾根据一个拉丁文译本把《诗经》译成德文。这拉丁文译本很坏，但是吕克特却凭了他的诗人的天才有时候居然能体会到原文的意境。他自己又是诗人，所以他的译文本身就是第一流的诗。1844年克拉末（Kramer）又出过一部《诗经》翻译。同吕克特的翻译一比却相差天渊了。
二、中期
现在我们再来谈19世纪后半中国文学在德国的情形。自从歌德同吕克特以后，德国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渐渐冷淡下来。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自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德国人（当然并不只限于德国人）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发生那样大的兴趣，完全出于一种浪漫情绪。当时浪漫主义正风靡一时。只有对远的、神秘的、异域的东西，人们才发生兴趣。每个诗人都梦想到辽远而神秘的地方。在当时欧洲人眼中，中国就正是这样一个地方。无怪一般人都想介绍中国文学了。但浪漫的情绪照例是不能延续很久的。热情的高潮一过，接着来的就会是理智的冷静。19世纪后半就正是热情的高潮刚退下去的一个时期。
在这五十年以内，只产生了少数的几种翻译。1875年阿恩特（Arendt）把《东周列国志演义》译成德文。1876年威廉·搭·封思迦（Wilheim da Fonseca）把《灰阑记》改编成德文。1880年和1884年格里斯巴哈（Ed.Griesebach）译过几篇《今古奇观》里的小说。这些译文都没有什么影响。这期间最伟大的成就是施特劳斯（Viktor von Strauss）的《诗经》德译。施特劳斯是一个大汉学家，深通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又能写很美的德文诗，所以他的翻译不但对原文忠实，而且本身就是好的文学作品。此外德国大语言学家迦布仑茨（von der Gablentz）曾把《金瓶梅》从满文译成德文。可惜这一部巨著一直到现在还没能出版。除了上面说到的两部大著以外，当然还有些零碎的翻译，但出来不久就被人忘掉，一点影响也没有，我们现在也就不谈了。
三、近代
自从20世纪初以来，德国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又渐渐高涨起来。不但中期的五十年比不了，连初期对中国文学兴趣很浓的时代也不能比。就翻译的书的数量来说，初期当然远逊近代。但这两个时代的主要异点还是在态度方面。我前面说过，在初期，德国人之所以喜爱中国文学完全出自一种浪漫情绪；他们只觉得中国神秘，并不了解中国。他们的翻译也差不多完全是间接的。但到了近代，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已经很进步了。他们知道，虽然肤色语言不同，中国人也同他们一样是人，丝毫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他们之所以翻译中国书籍，并不是由于对中国有什么浪漫的向往，而完全是出于理智。他们觉得中国文化和文学确能带给他们许多他们原来所没有的东西。所以才来研究中国语言。根据这语言的知识，他们才产生了翻译。换句话说，他们的翻译差不多全是直接的。很少有人再从拉丁文、法文或英文翻译中国作品了。从这几点看起来，到了近代，德国人介绍中国文学作品才算真正走上应当走的道路。
在最近几十年里，德国从中国译过去的文学作品很多，我们不能一一论到。现在只选出其中较重要的来谈一谈。1912年格鲁柏（Grube）译的《封神榜》出版了。1914年鲁得尔斯白雷（Hans Rudelsbery）节译了几段《三国演义》。古本白雷（Hans von Gumppenbery）写了一个剧本，叫作《Ying的笔》（Der Pinsel Ying’s），影射江淹在梦里把彩笔还给郭璞的故事，当时颇有点影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几次被译成德文，但只是片段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全译本。丝毫没有文学价值的《平妖传》也译成了德文。1926年有名的汉学家弗克（A.Forke）又把《灰阑记》全部译成德文。弗克精通中文，他的译本当然比以前改编的那个好得多多了。1928年吉巴特（Kibat）又译《金瓶梅》，可惜只译了十章。年轻一代的汉学家在正式的研究工作以外也往往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艾士宏（Werner Eichorn）译过许多熊佛西的剧本：《屠户》《牛》《模特儿》《锄头健儿》《偶像》等他都译成了德文。霍夫曼（Alfred Hoffmann）译过胡适之先生的许多文章，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朱自清先生的《笑的历史》，谢冰心的诗。史坦安（von den Steinen）译过曹操的诗。艾波哈特（Eberhard）对中国神话和短篇小说做过很有系统的研究。他想从这里面窥测中国民俗和社会情形。他写了一部书，到现在还没能出版。
以上大概把近几十年来德国学者介绍中国文学的成绩谈过了。还有三位翻译最多而成绩最大的学者我们留到现在来介绍。第一个是洪涛生（Hundhausen）。严格地说起来，他并不是一个汉学家。我虽然不十分清楚，他的汉学造诣究竟怎样，但据说是不十分高明的。他往往先让他的中国学生把中文译成德文，他再根据这译文写成诗。他的本领就正在写诗。他是一个天生的诗人。所以，他的译文同原文多少都有出入，但他写成的诗却是完整的文艺作品。读过他的译诗的德国人没有一个不赞美他的美丽的词句，和谐的音韵。人们不觉得这是翻译。这是他的译文所以成功的原因。他翻译的多半是戏剧，像《西厢记》（Das Westzimmer 1926），《琵琶记》（Die Laute 1930），《还魂记》（Die Rückkehr der Seele 1937）他都全部译过去。《牡丹亭》也译了一部分。另外他还选译了陶渊明许多诗。
第二个我想介绍的是库恩（Franz Kuhn）。他可以说是一个专门的翻译家。他虽然精通中文，但除了翻译以外，似乎没做过别的工作。他译了很多中文小说，《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二度梅》等，他都有译本。只要喜欢读小说的德国人没有没读过他的翻译的。他对介绍中国文学的功绩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同他比的。但他的翻译删节的地方太多，不能不算是美中不足。在新文学里面，他译过茅盾的《子夜》，但出版后并没有什么反响。
最后一个我们要谈的是查哈（Erwin von Zach）。他的汉文造诣极高，是所谓德国四大金刚之一。这四大金刚第一个是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专门研究经部；第二个是弗兰克（Francke），专门研究史部；第三个是弗克，专门研究子部；第四个就是查哈，专门研究集部。他曾把整个《李白诗集》《杜工部诗集》《韩昌黎诗集》译成德文。《昭明文选》据说他也差不多译完了，他的译文对原文非常忠实，但是正同洪涛生相反，他写出来的不是诗，而是散文，还是非常枯燥的散文。所以他的译文只有汉学家读，一般人是不问津的。他是纯粹的学者，而洪涛生是纯粹的诗人。
四、回顾与前瞻
中国文学在德国将近二百年的情形，我上面粗略地叙述过了。看了以后，我们有什么感觉呢？我想，我们都会感觉到：在初期中期固然不必说了，连在近代，除了少数的例外，他们也还没能够做到有系统的介绍。介绍过去的东西未必有什么价值，多半是一时偶然高兴的结果。这样介绍当然很难希望有什么大影响。事实上中国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也不太大。连洪涛生和库恩的译本也只是供人茶余酒后的消遣品，在德国文艺创作上没留下什么痕迹。仿佛是一片浮云投在水里的影子，风一吹也就消失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人最初还没能把战争的暗影从心头扫去，有点发怔，什么都没能想。以后战争的影子渐渐淡漠下来，他们痛定思痛，才又想到许多东西。有些人发现，他们自己的文化里或者真正有什么缺点，不然为什么总是在苦难里辗转呢？他们于是又把眼光转向东方，想从那里获得点什么去补救自己的文化，我并不赞成这办法，但他们的心情我却非常能了解。这种心情能延续多久，我不能预卜。但不管怎样，在介绍中国文学上，他们也许可以开一线曙光。至于究竟怎样，只有等将来告诉我们了。
1947年10月31日
羡林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