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1948）

我的焦虑与罪疚感的理论，是在几年的时间里一步步发展出来的，现在来看看我是如何获得这些理论的，可能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一

弗洛伊德认为焦虑起源于力比多的直接转化。在《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一书中，他回顾了自己关于焦虑起源的各种理论。他提道：“我提议将我们知道的所有关于焦虑的事实总结起来，不带偏颇，也不要期待能够获得一个新的整合”（S.E.20，第132页）。后来他认为焦虑起源于力比多的直接转化，但是这次他认为焦虑起源的这个经济层面不太重要。他在以下的声明中证实了这点：“我想如果我们认同以下这种明确的说法，整个问题就能得以澄清：作为压抑的结果，原来要发生在本我中的兴奋过程完全没有发生，自我成功地抑制了这个过程或让它转向。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在压抑之下‘情感转化’的问题了”（同上，第91页）。而且，“焦虑的发生是怎么与压抑相关联的，这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正当地坚持这样的观念，即自我是焦虑真正所在的位置，并且放弃我们先前的观念——被压抑的冲动的能量贯注（cathectic energy）自动地变成焦虑”（同上，第93页）。

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焦虑是源于孩子“思念他所爱与渴望的人”（同上，第136页）。在研究女孩最根本的焦虑时，他描述了婴儿对于失去爱的恐惧，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对男婴和女婴都适用。“如果妈妈不在身边或者不爱自己的小孩，婴儿就不能确定自己的需要是否能被满足，而且也许会处于极为痛苦的紧张感之中”（S.E.22，第87页）。

《精神分析新论》（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中有这样的理论：焦虑来自未被满足的力比多转化。弗洛伊德说这个理论已经“在某些相当常见的儿童恐惧症上找到了支持的证据——婴儿期的恐惧症和在焦虑性神经症中对于焦虑的期待，提供给我们两个例子佐证了神经症性焦虑来源的一种方式——力比多直接转换”（S.E.22，第82-83页）。

从弗洛伊德的这些论述中我得到两个结论：一是小孩子身上的力比多兴奋如果不能被满足，它就会转变成焦虑；二是最早期的焦虑是婴儿害怕万一妈妈“不在”，自己的需要将不能被满足的危机感。

二

弗洛伊德罪疚感来源于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曾明确地指出冲突与罪疚感是来自生命更早期的阶段，他说：“……罪疚感是一种冲突的表达，而这种冲突是因为生本能与破坏或死亡本能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所带来的矛盾（ambivalence）状态所致。”他还说：“……由于与生俱来，源于矛盾情感的冲突，以及爱与恨两种倾向之间的永恒斗争所致，产生了逐渐升高的罪疚感”。①

另外，对于某些作者提出的挫折强化了罪疚感的观点，弗洛伊德指出：“我们要如何根据动力与经济因素来说明罪疚感的增加出现在未被实现的情欲需求上呢？这点只有通过绕圈子的方式才有可能。如果我们假设：由于情欲未得到满足，唤起了一些攻击性来对付那个干涉他获得满足的人，而且这种攻击性反过来必须被它自己抑制。但如果真是这样，终究只有攻击性是通过抑制转移给超我而被转化成罪疚感。如果精神分析对于罪疚感是如何发生的发现被限定在攻击本能上，我相信许多过程将具有一个比较简单且清楚的说明。”①

在这里，弗洛伊德明确指出罪疚感来自攻击性，而这一点连同以上所引用的句子（《矛盾情感的固有冲突》），都指向了起源于发展最早期的罪疚感。然而，用整体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的观点时，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的基本假设：罪疚感的开始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个后果。

亚伯拉罕在他对力比多组织②的研究中，阐明了最早期的发展阶段。他在幼儿性欲领域中的发现，得益于探讨焦虑和罪疚感来源的新方法。亚伯拉罕认为：“在带有食人性目标（cannibalistic sexual aim）的自恋阶段，本能被抑制的第一个证据是以病态焦虑的形式来呈现的，克服食人冲动的过程伴随着罪疚感，这个罪疚感会成为一个属于第三阶段（较早期的肛门施虐）典型的抑制现象。”③

三

亚伯拉罕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焦虑与罪疚感的来源，是他第一次指出焦虑、罪疚感与食人欲望之间有关联。后来，我的研究证实了亚伯拉罕关于焦虑与罪疚感的发现，并说明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它，将它们与儿童分析所发现的许多新事实结合在一起。

我的研究发现，施虐冲动和幻想在婴儿期焦虑中有着根本性的重要作用。施虐冲动和幻想涵盖了最早期的发展阶段，并且在这些阶段中达到顶峰。我也看到早期的内射与投射过程，使得极度恐惧及迫害性的客体与极端的“好”客体一起在自我内部建立起来。这些形象（figures）是婴儿自己的攻击冲动与幻想，也就是说，他将自己的攻击性投射到内在客体上，形成了早期超我的一部分。从这些来源中产生的焦虑被附着上了罪疚感，这些罪疚感是婴儿对他爱的第一个客体的攻击冲动（内在与外在都是这样）的结果。①

在我的另一篇文章②中，我用一个极端案例描述了婴儿焦虑如何被他们的破坏冲动所唤起的。我总结得出：最早期的自我防御（不管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发展），是针对攻击冲动与幻想所引发的焦虑而产生的。③

几年后，我将弗洛伊德假设的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斗争，应用于在儿童分析中所获得的临场材料上。这帮助我更充分地理解婴儿的施虐幻想及其起源。弗洛伊德曾说：“个体用各种方法来处理危险的死本能：它们有一部分与情欲成分（erotic components）融合在一起，被认为是无害的；有一部分则被导向外部世界，呈现出攻击的形式。然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继续着其未受阻碍的内部运作。”①

由此，我提出这样的假设②：焦虑是被来自死本能且威胁到有机体的危险所诱发的，这是焦虑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弗洛伊德对于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斗争（导致了一部分死本能转向外部以及生、死本能的融合）的描述，提出的结论是：焦虑的起源在于对死亡的恐惧。

弗洛伊德在一篇关于受虐狂的论文③中，提出了一些关于受虐狂与死本能相互关联的看法，他认为各种焦虑是由死本能之活动转向内部而来④。不过在这些焦虑中，他没有提到对死亡的恐惧。

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写到他不把恐惧死亡视为看成是原始焦虑的理由。他认为：“无意识似乎不含有提供我们生命灭绝概念的内容”（S.E.20，第129页），这是因为人除了可能的晕眩之外，根本无法体验到死亡。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对死亡的恐惧可以看成是与阉割恐惧相类似的体验。”

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我不赞同，因为据我在分析中的观察，我得出：在无意识中存在着对生命灭绝的恐惧。我也认为，如果我们假设死本能是存在的，那么也必须假设，在心灵的最深处存在着一种对这种本能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以恐惧生命被灭绝的形式呈现的。所以，在我看来，死本能的内在运作所产生的危险是焦虑的首要原因。①由于生本能与死本能两者之间的拉锯持续在人的一生，这种焦虑的来源不会消除，而且会成为一个持续的因子，进入所有的焦虑情境。

我根据我在分析儿童的经验得到结论：焦虑起源于对灭绝的恐惧。在我的一些分析案例中，婴儿的早期焦虑情境被唤醒并不断重复，最终被导向自身本能的、与生俱来的力量；甚至内部或外部的挫折还可能在迫害冲动的各种变迁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一点可以用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来佐证。一个5岁的男孩，常常假装他有各种的野兽，例如大象、花豹、鬣狗和狼，来帮助他对付敌人。这些动物代表危险的客体（迫害者），不过他已将它们驯化，可用来保护他对抗敌人。但是分析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动物也代表他自己的施虐性（sadism），每一种动物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施虐来源以及他在这个联系中用到的身体器官：大象是他的肌肉施虐性，想要践踏、跺脚的冲动；花豹代表了他的牙齿与指甲，可以将猎物撕裂；野狼象征了他的排泄物，象征着破坏性。他有时候变得非常恐惧，害怕他已经驯服的野兽会反噬他，这种恐惧感传达了他被自己的破坏性（以及内在的迫害者）威胁的感觉。

对儿童的焦虑所进行的分析，让我们懂得了存在于无意识中的对死亡的恐惧的各种形式，以及这种恐惧在各种焦虑情境中所起的作用。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受虐狂的经济问题》论述的基础就是他对于死本能的新发现。他曾列举了一个焦虑情境②:“害怕被图腾动物（父亲）吃掉”。在我看来，这是害怕自我被完全灭绝的直接表现。怕被父亲吞噬的恐惧，是由婴儿吞噬其客体的那些冲动经过投射而来的。先是母亲的乳房（以及母亲）在婴儿的心中变成了吞噬他的客体①，他感到恐惧，而后这些恐惧很快扩展到父亲的阴茎及父亲身上。同时，由于“吞噬”从一开始就有把被吞噬的客体内化的意思，自我在感觉上就包含着被吞噬且吞噬他的客体。于是，超我从这个会吞噬他的乳房（母亲）和吞噬他的阴茎（父亲）那里建立起来。这些残酷且危险的内部人物形象，变成了死本能的代表。同时，早期超我的另外一面成形了，首先是来自内化的好乳房（加上父亲的好阴茎），它们是哺喂且有帮助的内在客体，是生本能的代表。而害怕灭绝的恐惧，包括了害怕内在好乳房被摧毁的焦虑，因为好乳房是延续生命不可或缺的。在内部运作的死本能对自我造成的威胁，与抑郁被内化的“食人母亲与父亲”的危险息息相关，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

根据这个观点，死亡的恐惧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对超我的恐惧，而且并不是像弗洛伊德认为的是对超我的恐惧的“最终转化”。②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篇关于施虐狂的文章中提到另外一个基本的危险情境，也就是对阉割的恐惧。我要说的是，对死亡的恐惧参与且强化了阉割恐惧，但是并不“类似”于阉割恐惧。③因为生殖器不只是最强烈的力比多满足的唯一来源，也是生本能的表现。而且，由于生育是对抗死亡的基本方式，失去生殖器意味着保持并延续生命创造力的结束。

四

如果我们将原始焦虑（也就是灭绝的恐惧）视觉化，我们要清楚婴儿在面对内部与外部危险时的无助感。因内在死本能的运作而产生的原始危险情境，被个体感受为压倒性的攻击与迫害。让我们在此关联中首先来关注某些随着死本能转向（deflect）外界而发生的过程，和这些过程影响联系于内外情境的焦虑的方式。我们假设，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斗争从刚出生时就开始了，并且增强了因此痛苦经验激发的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y）。似乎这种经验具有一种效果，就是使得外部世界（包括第一个外部客体，也就是母亲的乳房）看起来是有敌意的，自我将破坏冲动转向这个最初的客体，就促使了上述情形的发生。对小婴儿来说，是乳房在报复他对它的破坏冲动，所以他会有受到乳房挫折的体验。另外，他将自己的破坏冲动投射在乳房上，也就是将死本能转向外界，这样，受到攻击的乳房就变成了死本能的外在代表。①“坏”乳房也被内射，并且这一点强化了内部的危险情境，即对死本能在内部运作的恐惧。因为通过内化“坏”乳房，之前被转向外界的死本能，与所有随之而来的危险，又一次被转向内部；而且自我将对自身破坏冲动的恐惧，寄托到这个内化的坏客体上。这些过程可能同时发生，没有先后顺序。我总结得出：令婴儿挫折的（坏的）乳房，由于投射机制而成为死亡的外在代表；通过内射机制，它增强了原始的内部危险情境，这使得自我的一部分更加想将内部危险（主要是死本能的活动）转向（投射）到外部世界。个体一直在对于内部坏客体与外部坏客体的恐惧之间摆荡，并运作于个人内部与转向外部的死本能之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生命初期）投射与内射间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层面，外部危险被感觉为内部危险，并被强化。从另一方面来说，任何从外部威胁着个体的危险，增强了永久的内部危险情境。这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外化（externalized），缓解了焦虑。这种内部危险情境的外化行为，是自我最早的对抗焦虑的防御方式，也是个体发展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防御方式之一。

被转向外界的死本能活动及其内部的运作，和同时发生的生本能活动是不能分开的。生本能紧随着死本能被转向外界，并通过力比多寄托在外部客体（满足他的好乳房）上，于是这个客体成为生本能的外在代表。这时个体内射这个好客体，并增强了生本能的力量。内化的好乳房被认为是生命的不可或缺的资源，形成自我的重要部分，将其保存起来成为一种必要的需求。因此，内射这个最早的好客体，和生本能所引发的所有过程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被内化的好乳房和象征吞噬性的坏乳房一起，形成了超我核心中好与坏的两个方面，它们代表了自我在生、死本能之间的挣扎。

第二个被内射的重要的部分客体是父亲的阴茎，它同样被判别成好与坏。这两个危险的客体（坏乳房与坏阴茎）是内部与外部迫害者的原型。外部与内部的迫害性客体，带来了那些带有痛苦性质的体验，和那些来自内部与外部的挫折。在所有这些经验中，迫害焦虑与攻击彼此增强。婴儿投射出去的攻击冲动，在他建构迫害者形象的过程中发挥了基本而重要的作用。这些迫害者的形象增加了他的迫害恐惧，并随之增强了他的攻击冲动与幻想，以应付这些“危险的”外部与内部客体。

我认为，成人的妄想症紊乱，其根源是在生命早期所感受到的被害焦虑。妄想症病人被害恐惧的本质，是感觉有一种危险的作用力或机构要害他，使他受苦、受伤，并且最终被毁灭。这个迫害的作用力或是机构，可能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甚至是自然力。我认为，妄想症患者被害恐惧的根源，是自我最终被死本能所毁灭的恐惧。

五

下面我将论述罪疚感与焦虑之间的关系。先来看看弗洛伊德与亚伯拉罕关于焦虑与罪疚感的某些观点。弗洛伊德一方面毫无疑问地相信焦虑与罪疚感是紧密联系的；另一方面他认为“罪疚感”这个词只适用于与良心的表现相关的范围，而良心是超我发展的结果。在弗洛伊德看来，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结果，所以，他认为对于四五岁以下的儿童来说，“良心”（conscience）与“罪疚感”这两个词并不适用，而且这个年龄段的焦虑与罪疚感是不同的。①

亚伯拉罕认为，罪疚感源于克服较早的肛门施虐阶段中的食人（也就是攻击）冲动。它发生在一个比上面弗洛伊德所推断的更早阶段，但他并没有给出焦虑与罪疚感之间的区别。费伦齐也没有注意到焦虑与罪疚感之间的区别，他认为罪疚感的本质中有某些部分源于肛门期，他认为有可能存在一种超我的生理预兆（physiological precursor）。他称之为“括约肌道德感”（sphincter-morality）。①

恩斯特·琼斯（1929）曾研究过恨、恐惧与罪疚感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将罪疚感的发展区分成两个阶段，并且称第一个阶段为罪疚感的“前邪恶期”（pre-nefarious stage）。他把这一阶段与超我发展过程中“施虐的前性器期”（sadistic pre-genital stages）相结合，并且认为罪疚感“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恨的冲动”；第二个阶段是“真正罪疚感的阶段，它的功能是要保护个体免于外部的危险”。

我曾在论文《论躁狂抑郁位置的心理成因》中，将焦虑分为两种主要形式：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但这两种焦虑并不容易区分。在这篇论文中，我得出一个结论：被害焦虑主要和自我的毁灭有关，抑郁焦虑则主要和个体自身的破坏冲动对他所爱的内在与外在客体所造成的伤害有关。抑郁焦虑有许多种，例如：好客体受到伤害，它正在受苦，它正在恶化，它变成了坏客体，它被灭绝了、丢失了，而且永远不会再有。我还得出结论：抑郁焦虑与罪疚感及其进行修复的倾向密切相关。

我曾在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抑郁焦虑与罪疚感的发生伴随着完整客体的内射。我在偏执——分裂位置②（这个位置发生在抑郁心理位置之前）方面的研究，引导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个阶段是以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为主，但抑郁焦虑与罪疚感已经在婴儿最早的客体关系（他和母亲乳房之间的关系）中扮演了某些角色。

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期间，也就是生命最初的3～4个月，分裂的过程（包括第一个客体“乳房”的分裂和对它的感觉的分裂）正是最活跃的时候。恨与被害焦虑依附在使个体挫折的（坏）乳房上，爱与抚慰则依附在满足他的（好）乳房上。但即使在这个阶段，这种分裂过程也不是完全有效的；因为从生命刚开始时，自我就想整合它自己，并将客体的不同面加以整合（这种倾向可以被视为生本能的一种表现）。甚至在很小的婴儿身上，都存在着一些朝向整合的过渡状态，这些状态随着发展的进行而变得更为频繁与持久。在过渡状态中，好与坏乳房之间的分裂不太明显。

与部分客体相关的爱与恨，在这种整合状态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整合。这引发了抑郁焦虑、罪疚感和修复他所爱且被他伤害的客体的欲望——第一个要修复的是好乳房①，也就是说，需要将抑郁焦虑的发生与对部分客体的关系联系起来。我一直认为，抑郁焦虑的基础，是对一个（完整）客体的破坏冲动和爱的感觉之间的整合。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修正对于抑郁位置概念的影响有多大。现在我要将这个位置进行如下描述：在婴儿3～6个月时，自我的整合有了非常大的进展，婴儿的客体关系及其内射过程在本质上发生了改变。婴儿知觉到的母亲与内射的母亲越来越接近一个完整的人，这代表更完整的认同以及和母亲有了更稳定的关系。虽然这些过程主要体现在母亲身上，但婴儿与父亲（包括其他周围的人）的关系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于是父亲在他的心中也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同时，分裂过程的强度减弱了，它们现在主要是和完整的客体有关，而在较早的阶段中，它们主要是和部分客体有关。

客体的对立面及与客体相互冲突的感觉、冲动与幻想，在婴儿心里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虽然被害焦虑继续在抑郁位置上扮演它的角色，但是在数量上减少了；而抑郁焦虑则增加并超过了被害焦虑。因为感受到（被内化的与外在的）所爱之人受到攻击冲动的伤害，婴儿会产生强烈的抑郁感。这种情形比他在更早期阶段曾短暂体验到的抑郁焦虑与罪疚感更为持久。现在这个较为整合的自我，需要面对一种非常痛苦的精神现实——即从被内化的受到伤害的父母那里散发的抱怨与责难。这个时候的父母，是完整的客体和完整的人——而且为了应对这种痛苦的精神现实，自我被迫处在更大痛苦的压力之下。这就产生了一种压倒性的想要保存、修复所爱客体的需求：即进行修复的倾向，自我强烈地告诉自己躁狂防御①是一种处理焦虑的替代方法，也有很大可能是一种同时使用的方法。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我对关于较早发生的抑郁焦虑、罪疚感的观点所做的修订，并没有对我关于抑郁位置的概念有任何根本的改变。

现在我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抑郁焦虑、罪疚感及修复冲动的发生过程。之前我指出，抑郁焦虑的基础，是自我朝向某一客体整合破坏冲动与爱的感觉的过程。所爱客体受到伤害的感觉，是个体自身的攻击冲动造成的。我认为这种感受是罪疚感的本质（婴儿的罪疚感可能包括每一种发生在其所爱客体身上的灾祸，甚至包含了他的迫害客体所造成的伤害）。个体认为是自己造成了这种伤害，产生罪疚感，于是产生想要撤销或修复这种伤害的冲动。因此，修复的倾向可以被看作是罪疚感的后果。

现在有一个问题：罪疚感到底是不是抑郁焦虑的一个要素？这两者是否是同一过程的不同层面？或者，是否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结果或表现？我不知道答案，但我仍想说抑郁焦虑、罪疚感和修复冲动，经常是同时被体验到的。

有可能只有当客体的爱的感觉超越了破坏冲动时，抑郁焦虑、罪疚感与修复冲动才会被体验到。或者，我们可以假设：反复体验到“爱”超越“恨”（说到底，是生本能超越了死本能）是让自我能够整合自己并将客体的对立面综合起来的一个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与客体坏的方面的关系（包括被害焦虑）已经减弱了。

但我认为在生命最初的3～4个月里，是抑郁焦虑和罪疚感发生的阶段，也正是分裂过程与被害焦虑最活跃的时候，于是被害焦虑非常快速地影响着整合的进行，而且抑郁焦虑、罪疚感与修复的经验只是短暂过渡。其结果是被爱的受伤客体可能快速地转变为加害者，而修复冲动则可能变成安抚或取悦加害者的需要。但是，即使在下个阶段（抑郁位置），当更加整合的自我内射并建构逐渐完整的人物形象（person）时，被害焦虑还在继续。这期间，婴儿不仅体验到哀伤、抑郁和罪疚感，也体验到与超我的坏层面相联系的被害焦虑。所以，应付被害焦虑的防御机制与应付抑郁焦虑的防御机制是同时存在的。

我认为，抑郁焦虑和被害焦虑之间的区别是建立在一个有限的概念上，但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许多分析师都发现区分这两者意义重大，它有助于了解情绪的状况。下面我举一个分析抑郁病人的案例，它显示了在分析过程中我们遭遇到的典型情况。在一个特定的治疗时段里，病人可能因为无法修复感觉上是他所造成的伤害，而有强烈的罪恶感与沮丧感。随后，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改变：这个病人突然带出了被害的内容，他认为分析师分析这件事除了使她受伤之外，什么帮助也没有，并且抱怨先前受到的挫折。我认为这个改变的过程是因为：被害焦虑已经占了优势，罪疚感消退，同时对客体的爱似乎也已经消失了。在这种情绪下，客体就变成坏的、不能被爱的，所以将破坏冲动朝向它似乎也合理。这表明，为了逃避罪恶感与沮丧感带来的压迫性负担，被害焦虑与防御已经被增强了。当然，在许多其他案例中，患者可能同时显示罪疚感与相当多的被害焦虑，而转变到以被害焦虑为主的过程，并不总是像上面这个案例那么戏剧化。在此类案例中，区分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会帮助我们理解试图分析的一些过程。

对于抑郁焦虑、罪疚感与修复，以及被害焦虑与此焦虑的防御，在这两者之间所做的概念性区别，不仅对分析工作有帮助，还有更深远的作用。它能解释许多与人类情绪及行为有关的问题①，我认为这个概念对于“儿童的观察与了解”这个特殊领域，具有启发作用。

现在我对我在这一节中所提出的焦虑与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简短地总结：罪疚感和焦虑（更确切地说，是与其特定的焦虑形式——抑郁焦虑）是密不可分的，它产生了修复倾向，并且发生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中，它还和最早阶段的超我有关。

六

内在危险与外部危险的相互关系说明了“客观的”与“神经症的”焦虑相对应的问题。弗洛伊德将“客观的焦虑”与“神经症的焦虑”区别为下：“真实的危险是可知的，现实的客观的焦虑是对这种可知危险的焦虑；神经症的焦虑是对未知危险的焦虑，神经症的危险实际上是一种不存在的危险，它是一种本能的危险。”①而且，“真实的危险是来自外在客体并威胁到个体，神经症的危险则是来自本能的要求而威胁到个体”。②

弗洛伊德还提到了这两种焦虑来源之间的相互作用③，客观焦虑与神经症焦虑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弗洛伊德这样描述：焦虑是源于儿童“思念某个他所爱与渴望的人”。④弗洛伊德在描述婴儿的基本失落恐惧时说：“他们还不能够区分‘暂时不在’和‘永久失去’的不同，只要没看见妈妈，就会以为妈妈没有了。重复与此相反的抚慰经验是有用的，这会让婴儿知道妈妈在消失之后通常会再次出现。”①

在另一篇描述失去爱的恐惧的文章里，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恐惧“很显然是一种当婴儿发现妈妈不在时，所引发的焦虑的后期延长。这种焦虑所对应的危险处境是非常真实且强烈的，如果一个母亲不在了，或不再爱她的孩子时，婴儿将不能确认自己的需要是否能被满足，这会使得他暴露在最痛苦的紧张感觉中。”②

然而，在上面这一段文字之前，弗洛伊德从神经症焦虑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特别的危险处境，这说明了他是从两个角度来探讨这个婴儿期处境的。我认为，这两个主要的婴儿期失落恐惧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对母亲的完全依赖，为了满足他的需要与释放紧张，这种来源的焦虑可以理解为客观的焦虑；另外一种焦虑的来源是，婴儿担心他所爱的母亲被他的施虐冲动所摧毁，这种恐惧（可以被称为“神经症的焦虑”）与母亲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外在（与内在的）好客体有关，而且会使婴儿觉得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这两种焦虑的来源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相互作用。

另外，如果外部危险从一开始就和来自死本能的内在危险有所联系的话，那么幼儿就不会体验到来自外面的客观的危险处境。事实上谁都无法做如此清楚的区分，从某种程度来讲，内、外在危险处境之间的互动是持续终生的。③

战时所进行的分析能很好地解释上面这个观点，哪怕是对正常成年人来说，被空袭、轰炸、火灾等客观的危险处境引起的焦虑，只能通过分析各种被唤起的早期焦虑来缓解，分析可以超越真实处境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这些焦虑的来源让人产生了对客观危险处境的强大否定（躁狂防御能力），这让他们不会感到明显的恐惧。这常常可以在儿童的身上观察到，而且无法只以他们未完全认知到实际的危险来加以解释。分析显示，客观的危险处境重新唤醒了孩子早期幻想的焦虑达到某种程度，这让他必须否认客观的危险处境。在一些战时案例中可以看到，同样是身处战火的危险处境，有些孩子就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部分孩子的稳定状态，与其说是由躁狂防御能力所决定，不如说它决定于较为成功地缓解了早期的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躁狂防御能力让孩子对内在与外在世界产生安全感，与父母也可以维持好的关系。对于这些孩子，即使父亲不在身边，来自母亲的“在场”与家庭生活的慰藉，也可以帮助他们抗衡由客观危险所引发的恐惧感。

我们知道，幼儿对外在现实与外在客体的感知，常常被他的幻想所影响，并且这样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持续终身。唤起焦虑的外在处境，甚至会立即启动正常人身上的精神内源性焦虑，介于客观焦虑与神经症焦虑之间的互动（换句话说，就是外源性焦虑与内源性焦虑两者之间的互动），对应着外在现实与精神现实之间的互动。

当我们分析焦虑是否是神经症的性质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弗洛伊德一再强调的一点：内源性焦虑的量有多少。因为这个因素关联着自我进化出适当的防御来应付焦虑的能力，即焦虑强度与自我强度的比例。

七

我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是从一种对攻击性的研究中发展而来的，这和主流的精神分析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弗洛伊德最早发现攻击性的时候，是把它当成儿童性欲的一个元素看待的，他认为它是力比多（施虐性）的附加物。这使得在很长的时间里，精神分析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力比多，攻击性也大致上被认为是力比多的附属物。①1920年，弗洛伊德发现了在破坏冲动中表现出的死本能，并且发现它是和生本能融合在一起运作的。接着，亚伯拉罕在1924年对幼童的分析中，对施虐性有了更深入的探讨。但尽管两位对精神分析有如此大的贡献，精神分析思想也还明显地停留在与力比多和对力比多冲动的防御有关的领域，相对地低估了攻击性的重要性。

我在开始精神分析工作的时候，我把关注点放在了焦虑及其诱因上，这让我可以更容易地去了解攻击性与焦虑之间的关系。②对幼童的分析（为此我发展了游戏的技术）支持了我的这一研究方向，这些分析显示：只有靠分析幼童的施虐幻想与冲动，并且对存在于施虐性与焦虑诱因中的攻击成分有更多的认识，才能真正缓解幼童的焦虑。我较完整地评估了攻击性的重要性，因此获得了一些特定的理论性结论，这些结论曾发表在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1927）上。在这篇论文中我就儿童的正常发展与病理发展提出了假设：在生命第一年出现的焦虑与罪疚感，和内射与投射的过程密切相关，也和超我的发展及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初阶段密切相关。还有，在这些焦虑中，攻击性以及对攻击性的防御机制都值得重视。

大约1927年之后，循着这些方向，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的工作者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在该学会中，许多精神分析师通力合作，为了解攻击性在心理生活中的影响做出了无数的贡献。①然而，在过去10-15年中，这方面的研究很少。

对攻击性的研究，让我们认识到修复倾向的主要功能，也就是生本能对抗死本能的一种表现。至此，我们不仅可以用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破坏冲动，对生本能与死本能的互动也有了更完整的了解，还对力比多有了更多的认识。

综上所述，我的观点是：死本能（破坏冲动）是引发焦虑的主要原因。正是攻击性与力比多的相互作用（基本上，既是两种本能的两极对立，也是两者的融合）引发了焦虑与罪疚感。这种相互作用的另一面是力比多对破坏冲动的缓和作用。力比多与攻击性互动的最佳状态是：虽然死本能的永恒活动而产生的焦虑从不停止，却受到生本能力量的对抗，并且确保这种焦虑不造成威胁。

① 参见《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S.E.21，第132-133页）。

① 同上引文中第138页。在同一本书中（第130页），弗洛伊德接受了我的假设[这个假设发表在我1927年的文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和1930年的《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在某种程度上，超我的严厉源于儿童的攻击性被投射到超我身上。

② 参见《根据心理障碍来看力比多发展简论》。

③ 参见《根据心理障碍来看力比多发展简论》，第496页。

① 参见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7）。

② 参见《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③ 在《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一书的第八、九章中，我从各个角度更加完整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① 《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1923, S.E.19，第54页）。

② 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126-127页。

③ 参见《受虐狂的经济问题》（The Economic Problem in Masochism,1924）。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第一次将新的本能分类应用在临床问题上。“道德受虐狂因而变成了本能融合存在的典型例证之一。”（S.E.19，第170页）

④ 同上，第164页。

① 参见《早期焦虑与俄狄浦斯情结》。在1946年，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原初的焦虑情境在精神分裂疾病中影响重大。

② 参见S.E.19，第165页。

① 参见伊萨克斯（Issacs）1962年的文章中给出的例子：男孩说他母亲的乳房曾经咬过他，女孩认为母亲的鞋子会吃掉她。

② 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S.E.20，第140页）。

③ 对于和阉割恐惧相互作用的焦虑来源的更多讨论，参见我的论文《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克莱因文集，第一卷）。

① 在《儿童精神分析》（第124页及其后）中，我指出婴儿最早的喂食困难是被害恐惧的表现。（我指的是喂食困难，是即使母亲奶水充足且没有外部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还是无法形成令人满意的喂食情境）。我的结论是：当这些被害恐惧过度的时候，会导致对力比多欲望的深远抑制。这点见于我的文章《婴儿的情感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Infant）。

① 关于焦虑与罪疚感之间联系的重要参考，来自：“在此，也许我们可以高兴地指出，罪疚感充其量不过是焦虑的一种地形学变体”（《文明及其缺憾》, S.E.21,第135页）。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明确地区分了焦虑与罪疚感，在讨论罪疚感的发展时，他提到“罪疚感”这个术语的使用和早期“坏良心”的表现有关，并说道：“这种心理状态被称为‘坏良心’，但实际上我们不该这样称呼它。因为在这个阶段，罪疚感明显只是一种对爱的丧失的恐惧，是一种‘社会性’焦虑。对幼童来说，它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在很多成人身上，它也不过是改变到以下程度而已：父亲或双亲的位置被更大的人类社会所取代——一个重大的改变只发生在权威经由超我的建立而被内化的时候，良心的现象于是达到了更高的阶段。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才能谈论良心或罪疚感。”（S.E.21，第124-125页）

① 费伦齐，《性癖好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f Sexual Habits,1925，第267页）。

② 参见《早期焦虑与俄狄浦斯情结》。

① 虽然如此，我们必须记住：就算在这个阶段，母亲的脸、双手和她整个身体的“在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逐渐建构起来的母子关系中，在这个关系里的母亲是完整的。

① 躁狂防御的概念和它在心理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我的两篇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两篇文章皆出自《克莱因文集Ⅰ》。

① 马尼-基尔在他的论文《朝向共同的目标——精神分析对伦理学的贡献》（Towards a Common Aim-a Psycho-Analytical Contribution to Ethics）中，将被害与抑郁两种焦虑的区别，应用在对于一般伦理学的态度上，更特别应用在对于政治信念的态度上，在他的著作《精神分析与政治》（Psycho-Analysis and Politics）中研究并延伸了这些观点。

① 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第165页）。

② 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第167页）。

③ 弗洛伊德提到这种源自外在环境与内在环境的两种焦虑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与某些神经症的焦虑有关。“危险是可知的，但与它有关的焦虑却过度强烈，超过了适当的程度——分析表明，未知的本能危险会依附在一个可知而且真实的危险上。”（同上，第165-166页）

④ 同上，第136页。

① 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第163页。

② 参见《精神分析新论》（1932）, S.E.22，第87页。

③ 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指出：“如果一个正常人被置于严酷的内、外在压力中，或者如果他生病了，或在某些方面失败了，我们可以在他身上观察到其最深层的焦虑处境的完整而直接的运作。但是因为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有可能有一种神经症，所以他永不可能放弃他原有的焦虑处境。”

① 参见宝拉·海曼（1952）的文章，她在文章中讨论到这一理论偏见，即偏重于探讨力比多及它对理论发展的影响。

② 对焦虑的着重强调，在我早期出版的著作中就已经存在了。

① 参见里维埃（1952）的论文附带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