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偷产论”

（1961年6月1日）

古人有话：“衣食足而后知礼义。”又说：“饥饿生贼盗。”俗话是：“没有吃穿了便不顾脸面。为了不饿死只有脸扔下偷吧！”“谁也不会坐着等饿死。”

夏收即到，群众普遍存在“捞一把”的思想。侯章选挖透城墙打通偷产之路；妇女钉了许多缝衣包，准备下藏粮的地方。有人扬言：“去冬低标准把人饿扎了。今麦就是要偷哩。”打击光荣户说：“谁不偷是谁不饿，标准高，家中有粮食。”并认为：“多偷一点，多活一天，少偷虽不如多偷，但总比不偷强的多。”“捉住是他的，捉不住就是我的。工作组和干部再多，绝没有社员多，总不能一人后边跟上一个人。”又认为：“靠提高标准靠不住，靠超产不保险，只有偷到自己家中最稳当。”等等。（西汉贾谊在《论积贮疏》里说，“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

先说吃粮标准为什么会低呢？全年430斤，咋变成270斤。每月36斤，怎能降到每月15斤呢？（每人每天平均半斤粮食，怎么样维持生活啊？）连续两年的百日大旱，使全国粮食普遍减产，少产就不能多吃。那为什么不能战胜大旱呢？要知人力在目前是有条件限制的，虽尽了极大的努力仍未抗拒住灾害。加之公社化后干部“五风”严重蔓延，使人的积极能动性未能充分发挥，因之形成减产。

但按受灾的程度看，如果在旧社会，那一定是逃荒、饿死，十室九空，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富翁们大发横财，穷人们死路一条。新社会就大大不同。干部群众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有灾同抗。吃粮标准低都低，高都高。政府又领导群众大抓“瓜、菜、代”，使大家不至于饿死。同时组织医疗队，成立病人院，使患者提早恢复健康。这样，灾情最严重的路井大队共死了50人，其中因浮肿病而死亡的有新元、喜仓、妙定等6人，占死者总数的12%，占总人口2860人的不到千分之三，与旧社会真不能相比。因此，虽然标准低，人人却都能有吃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的客观记录，珍贵翔实的历史资料。）

那么怎样才能使标准高呢？多产才能多吃粮，打得多了标准才能高。偷产只会降低产量，不会提高产量，标准只会降低不会提高。偷的人能多吃，不偷的人就要少吃，那必然形成“偷的急，吃的肥；吃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样的局面。

是不是干脆放开，让人人都偷好呢？那仍然是本事大的人手多的，偷的快偷的多；没人的不行的，偷不下。既然偷不公道，只有不偷才好，那就把制度订严，人人都不偷，谁偷大家监督，让集体统一收回晒干扬净大家一分省事。

国家今年实行粮食包购包销政策，大队在完成了公购粮任务之后，口粮标准可以多吃。不象以往无论产量多少，口粮标准都是一样的。这样大队不存在瞒产的必要，而能发挥核实产量的积极作用。同时，大队对小队又实行“三包一奖制”，超产队可以奖励粮食，多产就能多吃，小队也就没有瞒产私分的必要，可以调动小队大办粮食的积极性。偷粮，小队是大受损失的，浪费糟蹋的比偷去的更多，经济上减产少分，政治上又不光荣。

说来说去，不论大集体、小集体或社员个人，偷瞒都是不对的，也是不合理的。唯一的办法是抢收抢运，细收细碾，做到颗粒归仓，使粮食多收大家共同多吃。

（民以食为天。西汉晁错《论贵粟疏》记载：“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那样的水旱之灾，竟然没有饿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