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康德哲学体系的争论
康德十分重视哲学的体系问题，而这一重视是以对形而上学的科学性的要求体现出来的。介于《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纲要性读本，就被冠以一个十分冗长却意义鲜明的标题：《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无疑，康德在这里袒露心迹，明确地说明了《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即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建设清理地基、做准备。他甚至说：“形而上学不仅整个必须是科学，而且在它的每一部分上也都必须是科学，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因为形而上学，作为根据的只是一些总的看法。”[1]因为形而上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每一部分的有效性和使用都取决于与其他部分的关系。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康德再次坦言形而上学还没有走上可靠的科学的道路，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一旦达到目的，就陷入僵局”，或者不得不经常走回头路，从头再来。[2]显然，这表明形而上学还没有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界限和本性，没有在这一学科的原理和概念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因而不得不经常返工。
那么，一门学科究竟怎样才算得上达到了科学的程度呢？康德说：“因为系统的统一性就是使普通的知识首次成为科学，亦即使知识的一个单纯的聚集成为一个系统的东西”，因此，科学的标志就是知识的系统统一。而这种系统统一来自于理性，是在一个理念的统辖下，通过这个作为整体形式的理性概念，“杂多的东西的范围还是各部分相互之间的位置都先天地得到了规定”[3]。因此，科学的一切的组成部分都与整体的目的相关，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多余的，所以也就能够借助于与目的的关系，通过其中一个部分想到其他的知识的构成成分。总之，科学应该是一个合目的的系统的知识。或者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像一个生命体一样，每一个部分都是从起点逐步生长出来的，并最终实现了作为整体的理念的要求。后来的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很明显是贯彻了康德的这一要求。但是也并不能说一切看似系统统一的知识体系都可以被称为“科学”。因为，康德这里对于科学的特征的规定，既是基于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对于科学的概念的理解，又是基于对理性的特征的自觉地把握。理性的基本表现是什么呢？是间接推理。康德自己也是在人类间接的逻辑推理能力中界定理性的。[4]那么，间接推理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以一个判断作为条件、前提、规则，借助于另一个判断，进而推出作为结论的第三个判断。然而，理性自身并不提供判断——这是知性的事，理性只是将现有的知识以相互从属的方式连接起来，“并使低级规则从属于高级规则（后者的条件在其范围内包含着前者的条件）”[5]，为已有的判断寻找普遍的条件。按照这一要求，理性就表现为要求用尽可能少的规则或命题统辖杂多的知性知识，形成一个知识体系。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每一部分都与作为前提的普遍性命题有着必然的关联。由于在推理中，结论的真实性取决于大前提的真实性，因此，一个基于理性的要求所形成的科学的体系，不仅要求其中每一部分的判断和概念具有自身的可靠性，要求它们之间具有逻辑意义上的从属因而也就是必然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大前提必须真实可靠。对于经验科学或知性科学来说，检验大前提的真实可靠性最终依赖的还是经验。对于形而上学或哲学而言，问题就复杂了。不过这一问题现在与我们无关，且按下不表。总之，一门学科要成为科学，按照康德的理解，就应该自觉地合乎理性的要求，有着可靠的作为其各部分知识推理起点的原则或原理，而各部分的知识也必须是真实可靠的，同时，各部分的知识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从属的必然关联。当然，一门科学的建构，并不是自然产生出来的，而是人们有意为之的结果，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的结果。而这样的一门科学的建构，就离不开建筑术。
要能够产生出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不是凭借技术，即不是由于杂多东西的类似性，或由于知识具体地在所有各种随意的外部目的上的偶然运用，而是凭借建筑术，是为了亲缘关系，为了从一个惟一而至上的、首次使整体成为可能的内部目的中推导出来，而这样产生的东西，其图型必须合乎理念地、即先天地包含着整体轮廓（monogramma），和一种对整体各环节的划分，并且必须把这个整体确实无疑地依照原则和其他一切整体区别开来。[6]
因此，建筑术并不是康德哲学中可有可无的东西，也不是像康蒲·斯密所言的那样“科学重要性很少”的东西，[7]而是康德基于自身的哲学理解，构建科学体系所必需的。对于理解康德哲学的体系而言，离开建筑术是不可能的。总之，康德在对理性性质及其逻辑运用的把握的基础上，希望借助于建筑术，构建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就此而言，他也是笛卡尔以来哲学传统的继承者，即以理性的确定性为根基，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提供解释和支撑。
吊诡之处就在于，恰恰是自觉地追求严密科学体系的康德，其科学体系问题却又受到严厉的指责和强烈的质疑。
首先，以花亨格尔、康蒲·斯密为代表的意见认为，《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是一部凑合的作品，谈不上什么严密的科学体系。斯密认为，康德为了他所喜爱的建筑术而牺牲了合理的论证。因此，整个结构看似合理，其实往往“没有什么组织可言”。《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整个结构是“煞费推敲极端矫揉的”。[8]尽管他一方面说这是由于康德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试图列出各种问题的解答并寻求中庸的意见而不得所至，这样就不得不牺牲了观点的一贯性。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在康德这些解答中，既包含了晚年成熟的观点，也混杂着早年那些非批判的观点。但是，由于康德忙于与时间相抗衡，忙于写作他的诸如道德、美学之类的著作，因此也就没有腾出时间来细心修改文本。H.J.裴顿（Paton）完全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花亨格尔的“凑合说”无视了两个基本的事实，即康德在先验演绎中清楚地区分了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而且每一种演绎又区分为临时性的阐明和系统性的阐明，因此，花亨格尔只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康德的这些演绎和阐明，再借助于一些当时完全不能确定年代的康德零星的笔记，当然会很容易得出这些论述不是同一时代产物的结论。[9]贝克认为，“凑合说”假定康德在四到五个月的时间内不能写出一个《纯粹理性批判》这样庞大的文本，因而必然是用“剪刀加浆糊”的方式，立足现有的、1870年代写就的文本凑合而成的，因而也就出现了文本中的种种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但是，这种说法要能够成立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a）文本不是一个统一体而的确包含了彻底的不连贯性并且（b）被连接起来的诸部分（层）能够在文本中被辨识出来而且它们的构成能够被归结给不同的材料，以至于（c）这些层次的顺序构成了一个从1770年的立场到1781年立场的历史发展。”[10]但是，贝克认为“凑合说”有一个最为根本的历史文献方面的瑕疵，即没有能够找到支持他们观点的各自独立的多种不同手稿存在的证据。因此，“凑合说”要能够成立，就必须假定文本内不相连贯的每一层或手稿在思想和术语上都是完善的。否则，就无法分辨文本中的不相连贯的各层面。但这样一来，就与条件c相矛盾。因为每一个都是完善的文本之间是不存在什么历史发展的。而且，这样的假定还会产生一个荒唐的结论，即除非我们假设在1780年康德的能力发生了“一个近乎精神分裂症似的损坏”[11]，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在1770年代康德能够在用词和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而在写作《纯粹理性批判》的1780年代却做不到。
当然，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学者们并不否认这本书的艰深晦涩和部分地方存在着模糊之处。但是，他们认为通过深入的阅读和整体把握，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换而言之，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文本各部分的内涵，正是“凑合说”的问题所在。关于这一点，其实康德也早已提到了。他认为人们之所不能理解《纯粹理性批判》，是因为人们没有能够或者说不愿意认真从头到尾反复思考。[12]
不仅《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科学性、系统性受到质疑，甚至康德哲学自身的体系问题也同样受到挑战。这一问题，部分还要归咎于康德自己。因为，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的很明确，自己的批判哲学只是“在一切纯粹先天知识方面检查理性的能力的一种入门（预习）”，并不是“纯粹理性的（科学的）系统”，因而也就“不是出自纯粹理性并系统关联起来的全部（真实的和虚假的）哲学知识”[13]，不是形而上学。既然如此，以批判哲学而著称的康德哲学，其整体就像黑格尔所言，只是哲学的导论，难以称得上是系统的科学知识。事实上，费希特等人也是这样理解的，因此才将完善康德哲学体系的问题看得如此重要。然而，在1799年，康德又指出，自己并不只是想搞一个“先验哲学的初级准备”这样的东西，而是要在此之上做出、应该说已经做出了一个纯粹哲学的完整体系，[14]他将他的这个哲学体系仍称为“批判哲学”。因此，理解康德的哲学除了在一定的知性能力的基础上认真逐字逐句阅读批判哲学之外，并无捷径，决不能以费希特或贝克为中介来认识康德本人的立场。此外，康德还说：“批判哲学必然深信不疑地自觉到，它没有必要进行任何观点的更正、修订，或者体系形式的改变。批判哲学的体系是建立在完全可靠的基础之上的，是永远固定了的、在未来的一切年代里都是人类最高目的所不可缺少的。”[15]
鉴于此时康德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毕生的工作，因此，康德的这个自我评价值得高度重视。之所以着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后人在理解康德哲学时，更多的是在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的视域中来把握的。但是，费希特哲学的开端恰好是《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自我意识，而不是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石。因此，如此得出来的对于康德哲学的理解，难免会有所偏颇。黑格尔哲学之后，德国哲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叔本华哲学自言直接康德，而其后德国的哲学发展恰好是以叔本华哲学为开端的，个中缘由值得深思。当然，这绝不是说叔本华哲学就尽得康德哲学三昧。但这至少从一个方面提示人们，费希特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可能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以至于到最后走进了死胡同。
尽管康德如此强调批判哲学的体系问题，但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能够发现康德对于自身体系的详尽阐明。也许康德认为这样做毫无必要。也许是他认为自己已经指出了纯粹哲学，也就是形而上学的体系究竟是什么。因此，只需按照这样一种理解，将康德自己的著作、思想纳入其中就行了。因为，作为科学的哲学，必定是普遍必然性的，而不可能是私家之见。看来，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康德哲学体系问题，我们就有必要再回到康德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使命及体系问题的理解上来，以期通过阐明康德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发现他对于哲学使命和哲学体系的确切规定及其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