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语言治理的整体视角：宏观分析
语言治理与国家治理[1]
一 引言
本文所说的语言涵盖语言和文字，国家治理则包含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从纵向看，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从横向看，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2]国家能力是“国家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通过与其他行为主体的互动关系而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指的是国家能力在治理议题中的具体体现，它集中表现为国家创造治理绩效，实现国家特定治理目标的能力”。[3]
尽管从20世纪80、9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探讨网络和现实中的语言文字治理问题，比如宋玉川、陈秀梅、杨大方、郑保卫和李文竹等针对新闻语言、语言污染、网络语言等的治理分析[4]，鲁子问首次从国家治理视角分析了语言政策的治理意识和重要作用。[5]张日培从治理视角出发探讨了政府在建设“和谐语言生活”中的作为方式。[6]朱武雄探讨了民间宗教的语言与城镇化农村治理的关系。[7]但是显然，这一时期有关治理的研究基本上是微观地或零星地就事论事，对于治理的认知还未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对于语言治理及其在国家和全球治理中作用的研究还是不自觉、非系统的。
学者们真正自觉地从国家和全球治理的视角系统性探究语言问题和对策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准确地说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才开始的。比如，郭龙生分析了双语教育与中国语言治理现代化的关系[8]；妥洪岩、田兵从社会学的视角解读了美国的语言治理[9]；王春辉提出了“语言全球治理”的理念，李宇明系统阐述了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功用，沈骑和曹新宇从全球治理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范式转型，王辉从全球治理视角简单分析了四类国家语言能力[10]；李思滨、宋晖、周芬芬和罗光强探讨了“微语言”治理相关内容[11]；杨解君和杨素珍、任颖等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国家语言文字治理法治化问题[12]；张日培针对上海市语言治理能力提升提出一些建议[13]；张日培、刘思静从“一带一路”背景出发，指出中国的语言规划和语言事业需要立足全球治理视角，利用这一契机参与全球语言生活治理，刘全国则简单分析了如何建构“一带一路”多语语言生活治理[14]；刘华夏、袁青欢对边疆语言治理的挑战与转型内容进行思考[15]；吕聪、赵世举等分析了网络空间的语言治理问题[16]；文秋芳从国家语言能力的视角系统分析了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共时和历时[17]；向德平阐释了语言扶贫对于贫困治理的重要作用[18]；王春辉简单分析了语言与国家治理的关系[19]；王世凯分析了语言管理理论与国家治理的关系[20]；王辉、王春辉分析了应急语言能力和机制建设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功用[21]。2020年1月20日，首次“语言与国家治理论坛”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22]
语言与国家治理至少包含相互关联的三个维度：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构成；语言因素是助力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国家治理对语言现象和语言发展的影响。本文就是尝试对语言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
二 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构成
语言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语言事务、语言组织和语言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事务有效处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语言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亦须不断提升。
语言是使智人崛起的关键，文字则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启文明所需要的积累非常多，下面四个基本条件是必须具备的：足够多的聚居人口；有效管理大量人口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早期通常是宗教）；大规模建设的技术和物力；冶金技术和金属生产能力。“其中第二个条件和信息有关，特别是需要有书写系统，这样上面的政令才能下达，下面的信息才能收集。”[23]有文字之前的语言文字治理情况已无可考，文字产生之后的语言文字治理则逐渐建构起不同社会和国家的语言文字治理体系。
（一）语言治理主体
语言治理的主体，即语言治理的发起者与实施者。刘华夏和袁青欢在分析边疆语言治理时指出，其治理主体以国家为核心，并有市场、第三部门、公民等的参与；[24]王辉分析了我国语言政策的主体，主要包括官方决策者和非官方决策者（参与者），前者包括执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后者包括压力集团、媒体、语言团体。[25]
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除了政府以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26]在笔者看来，语言治理的主体主要涵盖以下七类：执政党；政府部门（如外交部、民政部、工信部、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国务院侨办等）；司法机关（检察院、法院等）；社群团体（语言团体及与语言文字相关的社会团体）；企业（出版企业、人工智能企业、语言产业相关企业等）；媒体（传统媒体、新媒体等）；个体公民（知名人士、权威学者、普通大众等）。其中，执政党是第一主体和核心，其他主体则是多元辅助主体。[27]（见图1）
图1 语言治理的主体类型
显然，语言治理实践是上述主体间相互作用、相互协作的结果：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强制力与主动性的合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机制的合作等。
（二）语言治理体系
语言治理体系是在执政党领导下治理国家语言及语言生活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制度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语言治理体系是一个以目标体系为追求、以制度体系为支撑、以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结构性功能系统。
目标体系主要有四：保障语言权利，解决语言问题，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助力国家治理提升。语言制度体系主要由七类治理主体以及塑造他们行为的规则和程序等七根制度支柱组成，它们共同支撑着国家治理目标体系，完成国家治理的目标任务，应当均衡发展。现代善治的基本价值构成语言治理的核心价值体系（见图2），即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28]
图2 语言治理体系
（三）语言治理内容
语言治理的内容回答的是治理什么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本体治理和应用治理。
本体治理指的是针对语言文字各子系统的治理，包括语音、词汇、语义、语法、文字等子系统的创制改革、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等工作，如正字法、文字简化、辞典编纂、术语统一、标准语建构等。从某种程度上说，相当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的本体规划一类。[29]
应用治理指的是针对语言文字在使用和应用中各类现象与问题的治理，如语言文字的地位问题、领域语言问题（如教育语言、媒体语言、政务语言、语言服务、语言产业、网络语言、语言文明、应急语言等）、语言的声望问题、语言与社会的界面问题（语言与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等）、语言的传播与国际化、语言技术、语言文字的法制化和信息化等。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语言治理涵盖以下几个层面：（1）口头语和书面语；（2）现实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的语言；（3）国家通用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外语—手语盲文。
上述分析可用图3表示。
图3 语言治理的内容
张日培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的语言事业经历了从‘语言规划’到‘语言管理’，再到‘语言治理’的嬗变。‘语言规划’是少数人发起、大多数人被动参与的，‘语言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语言治理’则要求大多数人主动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良性互动。”[30]本文基本认同这一观点，也认为是适用于中国整体语言事业发展状况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从秦始皇统一文字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从孝文帝“断北语，从正音”到隋文帝科举选拔，从宋代《广韵》、明代《洪武正韵》到清代“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民国时代“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再到新中国的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汉语拼音方案推广、语言文字信息化、语言文字法律法规体系、微语言治理等，一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语言治理的历史波澜壮阔、传承延绵。
三 语言因素是助力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
语言文字助力国家治理，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语言之手”中，体现在语言改革、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发展的共振中，体现在完善“一国两制”制度、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提升全球华人文化认同中，体现在军事语言学的谋划、语言与安全的系统阐释、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国际中文教育中，体现在融媒体的创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职业技能教育的规划、智能社会的培育、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语言能力建设中，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等。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找到语言文字的身影，发现语言文字的力量。[31]限于篇幅，此处仅举几例。
（一）语言因素的政治效应
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只有当群体具有自我意识，即拥有共同语言和共同世界观的时候，他们才变得更加团结，并更有整治作为。”[32]语言因素助力国家治理的正向政治效应体现在许多方面。
1.增强国家认同
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33]语言是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不可或缺的要素，多民族国家都在以各种方式推动语言的一体化、大众化和国际化，并期待其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发挥正向作用。语言文字的创制和传播涉及知识的储存、观念的确立和制度的建构，是建立文化共同体的基础性条件。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语言亦是一个重要甚至关键的因素。多民族国家都会以不同方式制定各类语言政策，实施语言规划，配合语言民族主义或语言爱国主义，以此巩固、发展和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王东杰的研究让人们看到，官话、国语、普通话常被认为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呼，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三个概念在语义上的诸多微妙差别，表征了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界定自己特定经验、预期与行动的努力。[34]通过对标准语的“正名”，人们既可以发动一场政治和社会“革命”，也可以缝合由此带来的历史裂纹，并在此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修正“成文的”“标准的”，同时也是线性的国族叙事。由于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人们希冀从统一语言进而实现再造新国民、消弭地方保护主义和加强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诉求。[35]从欧洲特别是法国、德国、意大利的语言民族主义，将统一民族语言视为一个国家的前提条件[36]，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确立旨在规范全国方言的“标准语”地位以及二战以后卓有成效的“共通语”推广[37]，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精英发起“唯英语运动”并希望解决国家整合和认同的问题[38]，到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意义[39]，古今中外的大量例证无一不表明语言是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对象和核心构成要素。总之，语言是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不可或缺的要素，多民族国家都在以自身独有的方式推动语言的一体化、大众化和国际化，以便为多民族国家认同提供支持。[40]研究显示，1958—1960年中国大陆地区实行的拼音运动有两个长期效应，其中一个就是增强了个体的国家认同和对政府的支持，原因之一是学过拼音的个体会更多地阅读政治新闻。[41]在新时代历史背景下，语言治理与语言规划需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更多力量。[42]
2.助力国家统一
“由于中国在地理空间上幅员辽阔，历史时间漫长，多民族杂居，语言文字的规范问题一直是摆在历朝历代统治者面前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人们早已明白，要彻底消除各地各族语言的差异与个性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是有害的，但同时又必须有一种相对通用的、为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可的语言文字——实际上就是必须在中国大地上，推行标准语（民族或国家的共同语，包括语音规范、语法规范、语词规范和书写规范等）——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语，东南西北的人们将无法畅通交流，上传下达的朝廷诏令亦无法即时有效地得到施行。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43]“春秋—战国时代之后的中国历史表明，虽然是帝国儒教伪精英文化的统一提供了基础，但为这种文化的传布和绵延提供物质基础条件的却是表意性的汉语文字。正因为如此，中国成为古代世界中唯一一个能够借助非常有限的基础性硬件就得以将广土众民抟成一体并绵延悠久的国家。”[44]“象形表意的中国方块字，有利于克服由于地域辽阔所带来的方言繁杂的障碍，成为几千年来始终畅通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只有具备这种重要的交流工具，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跨地域的文化联系。而掌握了这种通信工具的儒生，也变成为组织官僚机构所必须依靠的阶层。”[45]所以，先秦的雅言、汉魏的正音、隋唐的雅韵及字样、宋元而至明清的官话以及近现代的国语和普通话等语言文字治理之策，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罗马帝国来说亦是如此。“拉丁文是当时的通行语言，历史学家都公认罗马官道和拉丁语对维系罗马帝国稳定的重要性。从信息论角度讲，水陆交通、语言文字起着物质与精神的通信交往的通道作用。”[46]
3.争取政治权利
对于一个新建国家来说，写一本语法书，编一部词典，无不宣示出某种政治意图。[47]理论上说，语言可以被概念化为获得市场准入、信息、公共产品和租金的媒介。许多社会利用语言作为政治工具，设置进入壁垒或拒绝某些群体进入市场交易和获得经济资源。[48]一个人只有能以他能理解的语言收到政府官员或公共设施传递的信息，他才能更好地运用他的权利。[49]这也是为什么在高度多样化的社会中说同一种语言的人通常会作为一个种族群体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的竞争中联合起来。因此，少数民族使用语言作为权力工具的能力不仅对经济，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
4.语言民族主义[50]
语言是最重要的民族属性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属性，也非确定民族认同的必要条件。以语言定义民族、以民族组成国家是起源于近代德国的语言民族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历史上起过正面作用，也起过负面影响。这种语言民族主义思想起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它以语言为手段，凝聚和强化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感。语言的民族属性指示功能和民族认同功能在近代德国和法国表现得尤为突出。[51]
5.殖民主义对后殖民国家的负面影响
殖民者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的，以推崇民族身份认同（ethnic identity）的方式来挑拨殖民地民族间的关系并激化社会内部的分裂。在两极化严重的社会中，族群对公共资源、国家机构特别是语言政策控制权的争夺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暴力冲突。这种具有殖民根源的民族分裂会带来长期的影响，导致独立后的殖民地民族间的持续斗争以及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比如，有研究就揭示了殖民经历能够加强斯里兰卡民族语言的两极化，而这恰恰增加了殖民地独立后的民族冲突。[52]鉴于此，后殖民国家在国家治理时需要避免此负面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化被动为主动，将不利因素转化为助力因素。
（二）经济发展背后的“语言之手”
语言与经济的互动已经形成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即“语言经济学”。语言对经济的影响体现在宏观到微观的各个方面。比如宏观方面，有学者对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以及20世纪的军事革命这一老话题从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进行解析，认为在18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中，比起同时代的印度、土耳其、中国等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后续的美国等主要创新型国家的社会主要语言的标准化程度要更高，并将此称为“语言纽结”（language nexus）。[53]与此类似的是著名的“费舍曼—普尔假说”[54]，即认为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种逆相关，语言统一与经济发展则是正相关。微观方面，有学者利用来自印度和11个非洲国家的一组个人大数据，从微观层面进一步考察个人接触官方语言程度和个人母语与官方语言的语言距离这两个变量与教育、健康、职业和财富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即接触程度越深，距离越小，后面的变量越是正向分布。[55]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统一的语言文字有利于降低学习的成本，激励人力资本提升，推动经济增长。比如，在1000—1300年间，标准化的拉丁文给西欧带来了经济决策分散化和人力资本边际收益上升的效果。阿尔古因（Alcuin）的发明使查理曼帝国经济增长持续到16世纪早期。在16世纪早期，欧洲经济发展又受到两种信息技术进步——活字印刷术和方言标准化——的交叉影响。[56]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印发之后，在国家政策引导和扶持、社会经济发展客观需求、人民群众自愿学习、大规模下乡串联等形成的人口流动、广播通信技术长足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普通话的覆盖范围大幅拓展，普及率得到大幅提升，特别是为改革开放之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生产力的更大释放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搭建了坚实的沟通桥梁，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本基础。[57]
王春辉将语言对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称为经济背后的“语言之手”，并在不同的场域发挥着作用。[58]除了上面提到的一点，其他还包括：语言距离在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国际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主要语言与经济体规模呈现规则性对应；作为一种制度形式，语言异质性会成为技术扩散、劳动力流动等的阻力；作为一个常规研究领域，语言能力对于家庭、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影响明显。此外，在后殖民国家、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中，也都展示出了“语言之手”的作用。
（三）语言的社会诸方面效应[59]
语言对社会发展诸方面都发挥着功用，这一点可以从语言学的各分支学科中管窥一二。比如，军事语言学以军语为研究对象，服务于国防语言能力建设和国防事务提升。法律语言学涉及语言与法律的方方面面以及法律背景下的语言学研究，以此助力国家的法制化建设和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专门设立了“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来助力法律文件用语规范化工作，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有语言学家的身影。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活动中心理过程的学科，它对于语言心理抚慰、社会心理揭示、助力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有显著作用。社会语言学从不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在社会阶层、职业、语言政策与规划、教育等方面都有所贡献。计算语言学通过建立形式化的数学模型来分析、处理自然语言，并在计算机上用程序实现分析和处理的过程，从而达到以机器来模拟人的部分乃至全部语言能力的目的，当前的人工智能跃进、智慧城市建设等都与此密切相关。话语语言学探索言语内部构成的规律，基于话语理论、话语修辞等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贡献力量。文化语言学用语言来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过去和将来，而文化无疑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延续与发展的根本。
在其他方面，从白话文运动助力社会转型、简化汉字助力社会扫盲、汉语拼音方案帮助教学和社会应用，到普通话推广方便全国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助力依法治国实践、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传承中华文化支撑文化自信，又到语言文字学习是教育的基础、语言教学为国家培育国内与跨文化交际人才，再到推普助力脱贫攻坚、语言应急体系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贡献力量、国际移民管理中的语言因素、国家安全中的语言力量，语言在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都发挥着它的功能。
四 国家治理对语言的影响
国家治理对语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家治理改变着现实和网络世界的社会与心理，这正是带来语言系统结构本身（语音、词汇、语义、语法、文字）变化的肇因，更是语言社会功能变化的根由。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这方面的现象不胜枚举，兹举几例。
（一）欧化的语言与学术
“自从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种政治思想反映在学术观点上，就是把西洋的学术搬到中国来。具体到语言学上，就是把西洋的语言学搬到中国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除了极少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外，中国语言学始终是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这样，中国语言学就是从封建主义转移到资产阶级的，整个时期可以称为西学东渐的时期。”[60]正如何九盈所说，欧化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关键词。“欧化，导致古今学术大别。故中国古代语言学与中国现代语言学必须分别对待，各自独立成篇。”[61]语言学研究如此，语言本身亦是如此，特别是汉语语法的欧化。
（二）白话取代文言
白话文运动是知识分子作为主体参与的当时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是同当时整个思维观念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的。其背后的历史逻辑是，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动和重组释放的国家治理的新生社会力量对媒介在沟通、表达功能方面的需求，以及在建构民族国家过程中需要塑造均质化的国民。面对这些需求的传统汉语和汉字无法在时代巨变中短期内自我调适，无法满足当时的现实需要和心理预期。[62]
（三）简化的汉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5.4亿人口中文盲总数高达80%以上；在广大农村地区，文盲比例更是超过95%。识字率不高、文化落后的现实，对于当时新中国的国家治理显然是一个不利因素。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加快国家建设和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了一场扫盲运动，扫盲中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识字问题。从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到1956年1月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关于〈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现代使用的简化汉字是响应国家治理的需要而诞生的。
（四）移民改变语言地图
不管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他们必然带来语言的接触或融合，并最终变更着语言地图。或由于戍边之需，或由于开垦，或由于人口填充，或由于工程搬迁，或由于促动人口流动发展经济，或由于城镇化提升，古今中外都有为了国家治理出台各种鼓励甚或强迫移民的政策与措施。这些移民的结果之一就是对于语言地图的改变：或者是在当地语言之外形成了“方言岛”，或者是与当地语言逐渐接触、融合产生了新的语言变异和变体。
五 结语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把国家治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写入党章。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在深刻总结新中国70年制度发展和治理成效的基础上，中国执政党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民族事业发展的全局与长远出发，进一步明确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演进方向与科学规律的纲领性文件，它必将为新时代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提供根本遵循和坚强保障。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中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累积、渐进改善、内生演化的结果。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中国人民、中国实践，以及基于此而生发的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文化。中国的语言治理和语言助力国家治理也应然如此。
语言是一个兼具工具性和象征性二元张力的复杂动态系统，未来针对这一系统的理论和实践应该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语言与国家治理涵盖的诸命题提供其所需的各种、各类、各层次、各视角的答案。加强语言与国家治理三个子系统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对于语言治理和语言发展本身也大有裨益。
[1] 本文为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对外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5AH006）阶段性成果。曾以《论语言与国家治理》为题发表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语言与国家治理”专题，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8期全文转载。
[2] 郁建兴：《辨析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光明日报》2019年8月30日第11版。
[3] 王浦劬、汤彬：《论国家治理能力生产机制的三重维度》，《学术月刊》2019年第4期。
[4] 宋玉川：《“起点”和“重点”——谈治理新闻语言的“脏乱差”》，《新闻业务》1985年第10期；陈秀梅：《语言文字的污染与治理》，《法学论坛》1995年第3期；杨大方：《论语言污染及其治理策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2期；郑保卫、李文竹：《网络语言暴力现象的法律治理与道德规范》，《新闻研究导刊》2013年第5期。
[5] 鲁子问：《国家治理视野的语言政策》，《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
[6] 张日培：《治理理论视角下的语言规划——对“和谐语言生活”建设中政府作为的思考》，《语言文字应用》2009年第3期。
[7] 朱武雄：《民间宗教的语言与城镇化农村治理——以妈祖信仰为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8] 郭龙生：《双语教育与中国语言治理现代化》，《双语教育研究》2015年第2期。
[9] 妥洪岩、田兵：《社会学视域下的美国语言治理解读》，《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0] 王春辉：《当代世界的语言格局》，《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4期；李宇明：《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外语界》2018年第5期；李宇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需要语言助力》，《光明日报》2019年7月27日第12版；沈骑、曹新宇：《全球治理视域下中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范式转型》，《外语界》2019年第6期；王辉：《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家语言能力》，《光明日报》2019年7月27日第12版。
[11] 李思滨：《微博语言暴力现象的成因及治理策略》，《新闻战线》2015年第14期；宋晖：《加强“微语言”治理刻不容缓》，《人民日报》2017年3月16日第7版；周芬芬、罗光强：《青年群体的“微语言”：内涵、特征与治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20期。
[12] 杨解君、杨素珍：《网络语言文字及其法律化治理》，《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任颖：《论国家语言文字治理法治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3] 张日培：《提升语言治理能力》，《语言文字报》2017年1月18日第1版。
[14] 张日培、刘思静：《“一带一路”语言规划与全球语言生活治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刘全国：《构建“一带一路”多语语言生活治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1月23日第4版。
[15] 刘华夏、袁青欢：《边疆语言治理的挑战与转型》，《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16] 吕聪：《集群行为视野下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与治理思考》，《法治与社会》2017年第4期；赵世举：《重视网络空间语言的规划与治理》，《光明日报》2018年1月11日第11版。
[17] 文秋芳：《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再解读——兼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70年的建设与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文秋芳：《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建设70年：回顾与展望》，《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 5期。
[18] 向德平：《语言扶贫助力贫困治理》，《语言文字报》2019年11月27日第2版。
[19] 王春辉：《语言与国家治理》，“语言与治理”微信公众号，2020年1月1日。
[20] 王世凯：《建构中国特色语管论 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月21日第3版。
[21] 王辉：《提升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急语言能力》，光明网（理论频道）2020年2月18日；王春辉：《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语言应急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2020年第3期。
[22] 详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yyx/yc/202001/t20200120_5081349.shtml？COLLCC=17419563&）。
[23] 吴军：《全球科技通史》，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59页。
[24] 刘华夏、袁青欢：《边疆语言治理的挑战与转型》，《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25] 王辉：《我国语言政策主体分析》，载李宏为《问题与研究——国家行政学院第十三期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研究成果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367页。
[26] 俞可平：《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7] 正如王辉（2014）、文秋芳（2019b）、张日培（2019b，《新中国语言规划的行政体制》，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语言政策学术工作坊，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指出的，上述治理主体在发挥功能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主体间的协同不够、政出多门；司法和执法的作用有待提升；媒体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有待加强；地、县两级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建设亟须加强等。
[28] 俞可平：《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9] Heinz Kloss，Research Possibilities on Group Bilingualism：A Report，Quebec：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Bilingualism，1969；冯志伟：《论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中国语文》2000年第4期。
[30] 张日培：《提升语言治理能力》，《语言文字报》2017年1月18日第1版。
[31] 王春辉：《语言与国家治理》，“语言与治理”微信公众号，2020年1月1日。
[32]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3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25页。
[34] 王东杰：《声如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35] 崔海明：《“国语”如何统一——近代国语运动中的国语与方言》，《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
[36] Stephen Barbour and Cathie Carmichael，eds.，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37] 张维佳、崔蒙：《日本20世纪国语政策的嬗变及其背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4年第2期。
[38] Valerie Barker and Howard Giles，“Who Supports the English-Only Movement？：Evidence for Misconceptions about Latino Group Vitality”，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Vol.23，No.5，Sep.2002，pp.353-370.
[39] 王东杰：《声如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40] 殷冬水：《国家认同建构中的语言变革》，载李里峰主编《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现代国家治理，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4—315页。
[41] You Yang，“Language Unification，Labor and Ideology”，Har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2018，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yangyou/files/language_labor_ideology20180327.pdf.
[42] 李宇明：《语言规划与“两个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商务印书馆“2020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主旨发言，北京，2020年1月12日。
[43] 向以鲜：《镜子：语言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透视——以先秦至隋唐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4期。
[44]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7页。
[45]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46]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47] Tony Crowley，Standard English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3，p.56.
[48] Amy H.Liu，Standardizing Diversit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Regime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4；David D.Laitin，Rajesh Ramachandran，“Language Policy and Human Develop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10，No.3，August 2016，pp.457-480.
[49] Alan Patten，“Political Theory and Language Policy”，Political Theory，Vol.29，No.5，October 2001，pp.691-715.
[50] 值得注意的是，十几年来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回潮使得语言民族主义也有回归。
[51] 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
[52] Paul Castaneda Dower，Victor Ginsburgh and Shlomo Weber，“Colonial Legacy，Polarization and Linguistic Disenfranchisement：The Case of the Sri Lankan War”，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127，July 2017，pp.440-448.
[53] Leonard Dudley，The Singularity of Western Innovation：The Language Nexu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7.
[54] 王春辉：《费舍曼—普尔假说——语言越统一，经济越发展？》，载王春辉《语言与社会的界面：宏观与微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7—281页。
[55] David D.Laitin，Rajesh Ramachandran，“Language Policy and Human Develop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10，No.3，August 2016，pp.457-480.
[56] U.Blum & L.Dudley，“Standardised Latin and Medieval Economic Growth”，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Vol.7，No.2，August 2003，pp.213-238.
[57] 王春辉：《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扶贫七十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58] 王春辉：《经济背后的“语言之手”》，“第四届国家语言战略高峰论坛”论文，南京大学，2019年11月19日。
[59] 限于篇幅，此部分不再列举具体参考文献。
[60]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
[61]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61页。
[62] 黄华：《语言革命的社会指向：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传播学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