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2]

一 蒙古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对胡乌仁乌力格尔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1929年蒙古国学者宾·仁钦院士记录了本国罗布桑胡尔奇的《伯帝莫日根汗征服西洲记》，并于1961年在德国《亚洲研究》丛刊第7卷上发表，其内容涉及罗布桑胡尔奇的一部“胡仁乌力格尔”和169种曲调。1959年他在乌兰巴托召开的首届国际蒙古学大会上宣读了《蒙古族民间文学中的本子故事》一文。他发现了汉族书面文学（历史演义故事）在蒙古地区的“口头传承”现象，并认为这种传播形式比书面传播形式还要美。

继宾·仁钦之后，相继出现了策·达木丁苏伦、达·策仁苏德那木等研究者。策·达木丁苏伦在他的《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中辑录了我国蒙古族著名胡尔奇琶杰演唱的汉族《水浒传》第22回，并与《水浒传》旧蒙译文相应内容做了对比研究。达·策仁苏德那木自1962年开始关注和研究胡仁乌力格尔，他曾在《汉文小说在蒙古地区的口头传播》一文中对胡仁乌力格尔的体裁、艺术特色、胡尔奇的不同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他们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人民的乌力格尔奇、胡尔奇、祝颂手》《罗布桑胡尔奇》《呼日勒巴特胡》等诸多作品和研究成果。

苏俄学者谢·尤·涅克留多夫与李福清于1974年、1976年、1978年先后三次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田野调查，搜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发表《蒙古叙事新材料与民间叙事传统问题》《蒙古民间文学新资料》《本子乌力格尔演唱者生平研究》等作品。他们在上述成果中不同程度地分析和阐释了汉文小说、诗歌被译成蒙古文并成为民间说唱艺术的过程，认为蒙古族艺人借鉴远东的文化传统，在本民族英雄史诗传统的启迪下，逐渐形成了蒙古民间文学的新文类“本子故事”，并将胡尔奇所演唱的篇目与原著相应的曲目一一对证，指出了出处。这些研究，资料可靠，富有说服力。

除此而外，阿·罗德涅、纳·鲍陪，德国学者瓦·海西希、G.V.法伊特、匈牙利学者G.卡拉、日本学者阿卡日、莲见治雄等人亦发表过相关调查资料和文章。其中瓦·海西希的成果较为突出。他先后发表了《蒙古本子新故事》《蒙古新好来宝艺术》《达瓦仁钦胡尔奇说唱故事研究》等富有见地的文章，并将“胡仁乌力格尔”与欧洲说唱艺术进行了比较研究。

二 国内学者对胡乌仁乌力格尔的研究

国内研究从1955年开始。皓洁、钱敏在1955年10月25日《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内蒙古民间艺术家——琶杰》一文，嘉其在《内蒙古文艺》1955年11期上发表了《民间艺术家——毛衣罕》一文，介绍了著名胡尔奇琶杰和毛衣罕。之后，李家兴、臧克家、那·阿萨日拉图、托门、朝克图那仁、布日古德、额·巴达拉胡、奎曾、陶阳、白音那、仁钦葛瓦、额尔敦陶克涛、乌·宝音和西格等人相继发表了有关胡仁乌力格尔的资料和研究文章。

这些文章基本上是对蒙古族胡尔奇生平与演唱艺术的介绍，以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态度和个人感悟等。其中那·阿萨日拉图先后发表了《论蒙古人如何融合异族故事丰富了自己的故事》（1958）、《著名胡尔奇琶杰介绍》（1958）、《论民间文学的人民性》（1958）、《对 〈内蒙古民间说唱家——毛衣罕〉 一文的商榷》（1959）4篇文章；托门用蒙汉两种文字发表了《内蒙古民间说唱家——毛衣罕》（1959）、《蒙古族民间艺人琶杰及其创作》（1959）、《要正确评价蒙古族胡尔奇》（蒙古文，1959）、《琶杰的诗歌艺术》（1962）、《蒙古族民间歌手毛衣罕的诗》（1962）5篇文章。他们二人在“如何评价民间艺人”这一问题上看法不一，为此进行了友善的讨论。从总体上看，由于对胡仁乌力格尔的认识不足，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理论基础不厚实，因此未能达到学术意义上的研究高度。

直至1978年才陆续出现了查干巴日、额尔敦巴雅尔、白音那、特·嘎达斯、阿拉坦巴根等人的相关文章。这些文章大体上都是关于胡仁乌力格尔和胡尔奇的介绍，并带有一定的资料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仁乌力格尔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论者蜂起，成果卓著。乌·苏古拉、尼玛、白音那、斯琴孟和等人陆续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论文。从此，对胡仁乌力格尔研究全面展开。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研究人员。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许多高质量的专著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相继问世，将胡仁乌力格尔研究提升到学术研究领域，并逐步脱离了书面文学研究的模式，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纵观八十多年的胡仁乌力格尔研究，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或时期。

（一）发端和发展期

该项研究在1929年发端于蒙古国。由宾·仁钦院士的学术报告和文章作为起点，经策·达木丁苏伦院士的研究，直至达·策仁苏德那木院士等人的一系列探索，为胡仁乌力格尔研究开掘了先河。苏俄学者谢·尤·涅克留多夫、李福清等人辛勤的田野调查工作，拓宽了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德国著名蒙古学专家瓦·海西希先生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全部投入蒙古学研究之中，并发表了多篇研究胡仁乌力格尔的论文，把这些研究工作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

（二）国内“17年文学”时期的研究

国外的研究启动了国内的研究。1955—1964年是国内研究的开端。其间，那·阿萨日拉图、托门等人先后发表了20多篇有关胡尔奇、胡仁乌力格尔、蒙古族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艺人等方面（包括新好来宝、新诗歌、新故事等）的评价文章，为今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1964—1977年为中断期。

（三）国内“新时期”的研究

进入“新时期”之后，胡仁乌力格尔研究迈进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发展阶段。自1978年开始，恢复并发展了胡仁乌力格尔研究，逐渐形成了由老中青三代人组成的一支富有生命力的研究队伍。许多研究人员到农村牧区去，并逐步提高和改善了研究手段，迅速从一般性的探索飞跃到学科和学理层次上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三 中蒙俄等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

“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已成为一种学科意义上的系统研究。可以说，在蒙古族文学研究园地确立了“胡仁乌力格尔研究”这一国际性的学科。

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从介绍蒙古族民间说唱艺人的艺术生涯和演唱道路开始，对其才华和演艺表示欣赏或肯定的个人态度。随之引起“如何看待民间艺人和民间文学”的探讨。这里已被提到的艺人有蒙古国的罗布桑胡尔奇，中国的琶杰、毛衣罕二位胡尔奇。由此展开，整理发表了一些他们所演唱的“本子故事”片段和自行创作的新“好来宝”等，受到了学界的欢迎和关注。

然而，由于国内的研究刚刚起步，其学术性较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缺少精神和物质准备，有些文章误将书面文学的理论方法套用到“胡仁乌力格尔”研究上，模糊了文体或文类界限。但作为第一步，其拓荒意义不可漠视。比起国内研究，蒙古国的研究起点较高，除资料价值外还涉及理论定位（定名）、艺人、艺术、曲谱等项内容，为这项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开掘了先河。

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学者涅克留多夫、李福清二人的三次田野调查，延续和深入了这一项研究。他们发表了《蒙古叙事诗新材料与发展民间叙事传统问题》《本子乌力格尔演唱者生平研究》和《蒙古民间文学新资料》等多篇研究论文以及相关调查材料。瓦·海西希的研究贯穿了第二、第三这两个研究阶段，先后发表和出版了《蒙古本子新故事》《蒙古新好来宝艺术》《达瓦仁钦胡尔奇说唱故事研究》等成果，进一步推动了胡仁乌力格尔研究。

达·策仁苏德那木院士在《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汉文书面文学以口承传统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一文，指出：“本子故事的发生和发展，是与汉族经典作品蒙译有关，到了18—19世纪，蒙古族说唱艺人、胡尔奇等已经广泛说唱了汉族的汉、唐、宋朝的古典历史故事（长篇历史小说）。本子故事在蒙古地区的盛行，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

第二阶段的胡仁乌力格尔研究工作，主要是由上述学者在国外开展的。其中蒙古国达·策仁苏德那木院士的研究，在中国持续了多年。

第三阶段的研究，重在国内。从1978年起，查干巴日、额尔敦巴雅尔、白音那、特·嘎达斯、阿拉坦巴干、翁根素、荪其木格等人所发表的《胡仁乌力格尔新生》《关于胡仁乌力格尔改革的新趋势》《四胡的新韶音——读胡仁乌力格尔 〈雄鹰峰〉》《试论胡仁乌力格尔的发生与发展》《值得褒扬的一部胡仁乌力格尔——读白音那创作的胡仁乌力格尔 〈雄鹰峰〉》等文章，宣告了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复苏。随之有乌·苏古拉、尼玛、白音那、特·达日巴、诺·松布尔、仁钦道尔吉、扎拉嘎、那日苏（李青松）、道荣尕、乌·新巴雅尔、叁布拉诺日布、劳斯尔、斯琴孟和、朝格图、包金刚、陈岗龙、乌·纳钦、白翠英、博特乐图、白玉荣、额尔很白乙拉、斯琴托雅、苏尤格等诸多研究人员加入这一队伍，形成了近百人的规模可观的研究队伍，对胡仁乌力格尔进行了多学科、多视角、多种方法的交叉整合研究，成果卓著。

（1）资料建设。迄今为止，搜集、整理、录音和出版了《伯帝莫日根汗征服西洲记》 《罗布桑胡尔奇传略》 《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其中有《水浒传》第22回译文）、《第十二代唐王朝演义》《夏周演义》（录音）、《大钟国母》《琶杰传》《毛衣罕传》《胡仁乌力格尔曲目》《蒙古族文学资料集》（第7卷）、《琶杰作品集》《乌斯胡宝音作品集》《乌斯胡宝音乌力格尔好来宝集》《琶杰、毛衣罕好来宝选集》《蒙古族胡仁乌力格尔的套语》《蒙古族说书艺人小传》《乌力格尔曲目300首》《中国说唱艺术歌曲集·内蒙古卷》《胡尔沁说书》《凤凰传》《唐朝演义十五卷》《程咬金的故事》等书目；另外，哲理木电视台存有6000余小时的胡仁乌力格尔说唱录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和其他盟市的广播电视台亦有相当数量的录音资料。所有这些，都为胡仁乌力格尔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近年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的相关研究部门以及研究单位都在着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同时加强了人才队伍建设和资料建设。其中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建立了胡仁乌力格尔研究数据库。

（2）从介绍性的文字、单篇论文到整合研究。第一阶段的研究以介绍民间艺人的传略、艺术道路和说唱的作品为主，亦有胡仁乌力格尔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地位表示了肯定和颂扬。从第二阶段开始，探讨了胡仁乌力格尔的起源、发展、分布情况以及语言、曲调、艺术特色、流派、改革创新等问题。

在“起源”探求上，宾·仁钦的“本子故事说”具有原创意义；达·策仁苏德那木的“汉唐宋古典历史小说论”、扎拉嘎研究员的明末清初“汉族历史演义小说论”和“说书艺术说”等成果，细化和发展了这一观点。从朝克图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开始，胡仁乌力格尔研究进入了交叉整合研究阶段。

（3）出现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在综合研究上，扎拉嘎研究员的“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中指出：本子故事“五传”是蒙古族史诗传统与汉族演义小说的结合；《紫金镯》源自汉文“杨家将故事”等。作者阐述了这些本子故事借鉴汉族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艺术技巧和情节安排等方面的具体做法。这是对胡仁乌力格尔“探源说”的深入研究。

（4）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增多。近年来，有更多的年轻力量投入胡仁乌力格尔研究队伍，充实和壮大了研究队伍，其中硕士生、博士生的人数逐年递增。黛莉、满全的《胡仁乌力格尔与鼓词比较研究》一文，将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的鼓词相比较，在说唱、题材、流行时间和地域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李彩花在《从蒙古族本子故事看蒙汉文化关系》一文中，在表演的布局结构、故事题材、选用词语等层面上进行了比较，探寻了胡仁乌力格尔所体现的汉文化印记。同时，作者又针对胡仁乌力格尔与蒙古族英雄史诗、民歌、好来宝的共性和关联，揭示了胡仁乌力格尔所具有的蒙古族口传艺术的特征。

进入21世纪以后，出现了不少有关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除上述几部富有影响力的著作外，博士学位论文还有何红艳的《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研究》 （2004）、白玉荣的《“五传”比较文学研究》（2007）、额尔很白乙拉的《胡仁乌力格尔传播学研究》（2010）、李彩花的《胡仁乌力格尔 〈封神演义〉 文本与汉文小说 〈封神演义〉 比较研究》（2012）、聚宝的《〈三国演义〉 蒙译本研究》 （2012）、斯琴托雅的《从胡仁乌力格尔发展过程探析蒙古“故事本子”的含义》（2013）等。他们从不同视域和不同的方法专题或整合研究胡仁乌力格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5）成绩与不足。目前，对于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厘清了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错综复杂的诸多疑问，理顺了蒙古族传统说书艺术——好来宝、英雄史诗、民歌（包括抒情民歌和叙事民歌）与胡仁乌力格尔之间的渊源关系和平行发展关系，并勾勒出了与汉族民间“说书艺术”“大鼓书”“戏曲表演艺术”和“历史演义小说”之间的碰撞、吸纳、改革、交融、认同以及历史性演化的轨迹。对胡仁乌力格尔进行美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民间文学、民俗学、音乐学、曲艺学、比较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亦已初见成效，在发表数量可观的论文的同时也出版了不少研究专著。这是主流。

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专家学者改变了研究方式和工作作风，走出工作室，积极进行田野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抢救和研究并举，活跃了研究气氛。

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不足。总体来看，个别文章因欠缺理论功底和把握全局的概括能力，往往陷入“以点带面”“挂一漏万”的困境，把胡仁乌力格尔、胡尔奇艺术共性（亦可说是民间艺术的共性）牵强附会地套用到单篇胡仁乌力格尔和个别胡尔奇身上，将其共性误认为个性、类型曲解为典型、普遍性当作特殊性。此外，因缺乏“母题”“程式”“音乐”“比较文学”和文化学理论常识，在其阐释和论证上用词含混，研究范畴模糊，罗列现象较多，理论化水平不高。有些硕士学位论文题目过大，言之无物，分析阐释不到位。同时，由于对胡尔奇的术语（熟语）、套语、典故和古词的文化内涵不甚了解，误读、错读和标音不准等现象屡见不鲜。

值得强调的是，对于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研究、汉族的“说书”艺术等对胡仁乌力格尔的影响研究，至今还未产生富有说服力，且从整体把握、历史性地比较研究的专著；对胡尔奇的研究仅停留在表面上，只有赞美之词，而无学术研究上的公平评价；对革命故事系列、自编创作系列等，基本上还没有着手研究；尤其对于先进技术和现代手段的利用率并不高，还没有形成交叉整合、立体研究的科研团队。到目前为止，只有内蒙古大学组织了研究团队。从整体上看，研究队伍和科研力量零星分散，缺少近期和长期的研究规划和实施细则。因此，研究速度缓慢，缺少系统性、整一性、标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