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948年
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

栗居精神病院成立于1910年，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的乡下，是一栋朴素的四层砖房。这里曾经是旅馆，四周绿树环绕。在最初的25年里，有很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在这里接受治疗，主要是休养和作业疗法。医院的创始人住楼下，病人住楼上。人们对这里评价不高，不过情况在1935年发生了改变，医院新来了一位治疗专家，名叫弗里达·弗洛姆-赖克曼（Frieda Fromm-Reichmann）。

弗洛姆-赖克曼是犹太难民，刚从战争阴云笼罩的德国逃到美国。她虽然身形矮小，但做事雷厉风行，才过40岁的她在战前就已是一位自信的精神治疗医生了。不可否认，她带来的理念非常新颖。同栗居精神病院的老古董们不同，弗洛姆-赖克曼属于新一派的分析师，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想要在病人身上做大胆的尝试。没多久，弗洛姆-赖克曼创造的奇迹就流传开了。

有一次，赖克曼试图跟一个年轻人交谈，却遭到他的攻击。她每天晚上都守在他门口为他祈福，守了3个月，终于被他请进了屋里。

有个男病人在接受她的治疗期间，好多个星期都一言不发。但有一天，他在赖克曼要落座的地方铺了张报纸。他对赖克曼说的第一句话是，不想让她把裙子弄脏。

有一个女病人曾一边向她扔石头一边叫喊：“上帝诅咒你的灵魂下地狱！”几个月后，弗洛姆-赖克曼对那个女病人说，她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这样对她自己没什么好处。“干吗不消停消停？”女病人便消停下来了。

这样的医生完美得难以置信？或许是吧。在弗洛姆-赖克曼看来，精神分裂症是可以治愈的，她认为持相反观点的人只是对病人不够关心。加尔文一家没见过她。但她改变了当时美国所有对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患者的看法，这可以说既是进步，也是灾难。

弗洛姆-赖克曼来美国时，精神病学界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主流方法并没有效果，也很不人道。精神病院里满是受试对象，他们被迫服用可卡因、含锰药物和蓖麻油，被迫注射动物血液和松节油，被迫吸入二氧化碳或高浓度的氧气（这是所谓的“气体疗法”）。20世纪30年代，治疗方法是胰岛素休克疗法：病人被注射胰岛素，从而进入短暂的昏迷状态。这种方法的理论认为，只要每天进行一次，精神病症状就可能慢慢减弱。后来有了额叶切除术，将病人的额叶神经切断——英国精神病学家W. F.麦考利（W. F. McAuley）曾措辞微妙地称，额叶切除术“能消除病人某些使他们无法适应环境的特质”。

研究精神分裂症生物学病因的医生在治疗方面同样毫无进展。德国的埃米尔·克雷佩林是研究早发性痴呆的先驱，他建立了一所机构，研究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关联，也没有结果。他的研究所有一位名叫恩斯特·鲁丁（Ernst Rüdin）的研究人员是优生学运动的主要人物，也是首批叫嚷着要给精神病患者绝育的人之一。在鲁丁的学生中，有个叫弗朗茨·约瑟夫·卡尔曼（Franz Josef Kallmann）的人更为极端。他战后在美国宣扬优生学，呼吁找到精神分裂症基因后，也对这种基因的“未感染携带者”实施绝育。生物精神病学界的领军人物似乎认定精神病患者已经不是人了。

社会上各种理论异军突起，像弗洛姆-赖克曼这样受弗洛伊德影响的精神分析师完全拒绝承认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学病因，倒也并不奇怪。为什么要将精神病学变成把人当马来繁育的学科？弗洛姆-赖克曼认为，病人的内心深处企盼被治愈——他们等待着帮助，就像受伤的鸟儿或脆弱的孩童渴望理解一样。“每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都隐约有一种非现实感和孤独感。”她写道。治疗专家的工作——在这个领域领跑的美国精神分析师们很快就承担起的高尚事业——是攻破病人筑起的壁垒，把他们从那个虚妄的世界中拯救出来。

1948年，栗居精神病院接收了一位名叫乔安妮·葛林柏（Joanne Greenberg）的少女，她将给弗洛姆-赖克曼带来不朽的名声。葛林柏1964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书名是《我从未许诺你玫瑰花园》（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她之后称其为一本虚构的回忆录。书写了一个名叫黛博拉·布鲁（Deborah Blau）的少女，受困于一个叫作Yr的虚幻国度。黛博拉认为自己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就像半个世纪前的丹尼尔·保罗·施瑞伯那样。“还有其他的力量想要操纵她。”葛林柏写道。黛博拉似乎被永远地挡在了真实世界之外，直到她的治疗师弗里德医生突破重围拯救了她。很容易看出来，医生是弗洛姆-赖克曼的化身，而他的名字无疑是在影射弗洛伊德。弗里德医生理解小黛博拉身边的恶魔是什么，知道它们的根源和存在的原因。“病人们都非常害怕他们自身难以自控的力量！”小说中的弗里德医生思索道，“他们不知何故，不认为自己也是人，脾气还不小！”

书中弗里德医生对黛博拉的治疗影响了一代精神病治疗师。同《奇迹缔造者》（The Miracle Worker）中的安妮·沙利文一样，弗里德医生有洞察力和同情心，干劲十足，耐心又热情地与病人共克难关。他总结说，关键之一在于要意识到，是黛博拉的父母无意中在女儿身上扇动了精神疾病的火苗。“很多父母说——甚至真这么想——他们想为孩子寻求帮助，却又有意无意地表示，其实孩子也不知不觉毁掉了父母自己的人生。”弗里德医生表示，“孩子的独立对于某些心理状态不稳定的父母来说是一项很大的风险”。

精神分裂症的谜团表面上像是解开了：优生学家们错了。人不是生来就有精神分裂，他们的父母才是罪魁祸首。

早在1940年，弗洛姆-赖克曼就曾发出过警告，称“严厉专制的母亲对于孩子的发展会产生危险的影响”，她把这样的母亲称作“家庭的主要问题”。8年后，乔安妮·葛林柏成了她的病人，弗洛姆-赖克曼发明了“精神分裂症妈妈”这个术语，它将成为咪咪·加尔文这样的女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都无法摆脱的阴影。赖克曼写道，“主要”是因为这样的母亲，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幼年遭到了严重的冷落，性情受到了严重的扭曲，这使他们“痛苦地怀疑和厌恶他人”。

赖克曼不是第一个把责任归咎于病患母亲的精神分析专家。事实上，弗洛伊德将每一种神秘的冲动都解释为童年经历对潜意识的影响。战后，在美国繁荣的新时代到来之际，很多治疗专家担心起了新问题：那些拒绝像自己母亲的母亲们。弗洛姆-赖克曼提出“精神分裂症妈妈”概念一年后，费城一位名叫约翰·罗森的精神病学家写道：“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母亲具有反常的母性。”

弗洛姆-赖克曼在自己的书中担忧地表示，“美国女性往往是家中的领导者，受到男性的服侍，就像欧洲家庭的丈夫受到妻子服侍那样”“妻子和母亲往往是家族中的权威”。她尤其不喜欢多恩和咪咪夫妇这样的角色分配：多恩·加尔文成了孩子的知心伙伴，而咪咪则负责严格管教子女。自从弗洛姆-赖克曼给这样的母亲取了“精神分裂症妈妈”这个名字后，这个概念便流行开来。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约翰·克劳森（John Clausen）和梅尔文·科恩（Melvin Kohn）将精神分裂症妈妈描述为“冷酷”“完美主义”“焦虑”“控制狂”“爱限制别人”。心理学家苏珊娜·雷查德（Suzanne Reichard）和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卡尔·蒂尔曼（Carl Tillman）对精神分裂症妈妈的描述是，“她们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盎格鲁-撒克逊女性：不苟言笑，举止得体，但完全缺乏真实情感”。

这些描述似乎有点前后矛盾。这样的母亲到底对自己的孩子做过什么？她们究竟是专制还是软弱，是对孩子咄咄相逼还是疏忽不管，是虐待狂还是情感冷漠？1956年，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丈夫——将精神分裂症妈妈各种所谓的罪行整理成了一套理论，称之为“双重束缚”（double-bind）。他解释说，双重束缚是某些母亲为孩子设置的两难困境。母亲说，“把袜子拉上去”，她说话的语气却表达了相反的含义——“别这么听话”。于是，即使孩子照做，母亲也会表示不满。孩子会感到无所适从、害怕、受挫、焦虑，乃至进退两难，无路可走。根据双重束缚理论，如果孩子经常陷入这种境地，就会发展出精神病来应付困境。在受到母亲的折磨后，他们会退缩进自己的世界中。

贝特森提出这套理论的依据并不是临床的精神病诊疗经验，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传播。双重束缚理论和精神分裂症妈妈概念一起，将怪罪母亲变成了精神病学的业内标准，其影响甚至延伸到了精神分裂症研究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精神病治疗师都会或多或少把情感或精神障碍归因于患者母亲的作为。自闭症被指责为“冰箱妈妈”（refrigerator mother）的罪过，因为她们对幼儿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关爱；强迫症被认为是孩子两三岁接受母亲如厕教导时抵触母亲产生的问题。公众无可救药地将“精神失常”同“恶母”的概念联系到了一起。1960年，在电影《惊魂记》中，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将有名的妄想型杀人狂诺曼·贝茨的责任一概推到他已逝的母亲身上，这在世人看来合情合理。

加尔文家的男孩们开始发病时面对的状况便是如此。一群大胆的专业人士占据着道德高地，打压着邪恶的优生学以及外科和化学实验，并试图为这种疾病寻找一种新的解释——一种与家庭相关的解释。1965年，因为将精神分裂症归因于家庭关系而知名的耶鲁大学精神病学家西奥多·利兹（Theodore Lidz）指出，精神分裂症妈妈“是男性的大敌”，“阉割”了自己与丈夫的良好关系。作为一种通用的诊疗方法，利兹会建议精神分裂症病人与自己的家庭彻底脱离关系。

多恩和咪咪那个年代的父母无须知晓双重束缚理论或精神分裂症妈妈，也可以预料到孩子身上的不对劲会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怀疑。他们照顾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的？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父母？那个时代的经验非常简单，孩子有什么不正常，千万别告诉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