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72年
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一对兄妹从家中厨房通往露台的门里走出来，一起来到后院。两人有些古怪。唐纳德·加尔文（Donald Galvin）27岁，双眼深陷，头发剃得精光，下巴上的胡子邋里邋遢，像是从《圣经》里走出来的人物。玛丽·加尔文（Mary Galvin）7岁，只有唐纳德一半高，长着淡得发白的金色头发和塌鼻子。

加尔文一家住在樵夫谷，那里是一片广阔的森林和农场，位于科罗拉多州中部，依偎在险峻的小山丘和砂岩平顶山之间。他们家的院子散发出松木香甜的气味，带着泥土的清新。灯草雀和蓝松鸦在露台附近的石头花园周围飞来飞去。家里的宠物，一只叫作阿瑟尔（Atholl）的苍鹰，待在他们的父亲多年前搭的鹰舍里，站岗放哨。小姑娘走在前面，兄妹两人从鹰舍边经过，爬上一座小山。他俩对脚下长满地衣的石头路再熟悉不过了。

加尔文一家总共有12个孩子，除了老大唐纳德和老幺玛丽，还有10个年龄各不相同的孩子。他们的父亲总爱开玩笑说，这么多孩子，足够组个橄榄球队了。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尽可能找理由离唐纳德远远的：那几个年纪还没到搬出去住的孩子会去打冰球、棒球，或者橄榄球；家里的另一个女孩，年纪跟玛丽最近的姐姐玛格丽特（Margaret）要么跟邻居家的斯卡克姐妹在一块儿，要么就在路那边的肖普托夫家。二年级的玛丽放学后没处可去，只能待在家里，况且除了唐纳德也没人照顾她。

唐纳德身上所有的事都让玛丽弄不明白，无论是他的光头还是他的衣服。所谓的衣服其实只是一条红棕色的床单，唐纳德把它披在身上，仿佛一个修道士。有时候，他会拿弟弟们玩的塑料弓箭给衣服加点装饰。无论什么天气，唐纳德都穿成这样在家附近几英里几英里地走，走上一整天，直到夜幕降临。他一般会沿着这条名叫“隐谷路”的土路走下去，经过樵夫谷的修道院和乳牛场，顺着路肩走上公路的分隔带。他常在父亲工作过的美国空军学院前面停下来，这儿的很多人现在都假装不认识他。快到家时，唐纳德会看着本地小学操场上玩耍的孩子，把身子挺得笔直，用爱尔兰人的欢快语调，拖着音，宣布自己是这里新来的老师，直到学校的校长叫他走开。每当这种时候，二年级的玛丽总是为这个世界如此狭小而难过万分，大家都知道，她是唐纳德的妹妹。

玛丽的母亲对这种情况则已经司空见惯，一笑了之，不会大惊小怪。与其补救，不如承认自己对此束手无策。她不知道家里到底怎么回事，更不懂如何阻止这一切。玛丽除了暗自难过，别无他法，只能也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她注意到父母现在密切监视着所有孩子的危险信号：彼得（Peter）生性叛逆，布莱恩（Brian）毒瘾缠身，理查德（Richard）被学校开除，吉姆（Jim）打架生事，而迈克尔（Michael）则干脆离家出走了。玛丽知道，抱怨、哭泣，或者流露出任何情感，都会让人觉得她也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其实在玛丽看来，穿着床单的唐纳德已经比其他时候要好得多了。有时放学回家，玛丽会发现唐纳德正做着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的事。比如把家具一件接着一件全搬到后院，或者向鱼缸里倒盐，毒死所有的鱼。有时候在浴室里，唐纳德会把吃下的药都吐出来：三氟拉嗪、氯丙嗪、氟哌啶醇、氟奋乃静、苯海索。有时候，他则会一丝不挂地安静地坐在客厅中间。而另一些时候，母亲则不得不把警察叫来，制止唐纳德和兄弟之间的冲突。

然而大多数时候，唐纳德都沉浸在宗教事务中。他向别人解释说，圣依格那修赋予了他某种“精神修炼和信仰”。几乎每一个白天，以及大多数的夜晚，他都会花大量时间高声诵读《使徒信经》和《主祷文》，以及他自己想出的一长串祷词，他称之为《神父圣职》，里面的逻辑只有他自个儿明白：

在玛丽看来，这些祷词就像水龙头，滴滴答答没个完。“别说了！”可玛丽的尖叫从来没办法阻止唐纳德的诵读，他只是稍稍停下吸口气，然后继续。玛丽觉得唐纳德的行为像是对整个家庭的控诉，主要是针对他们的父亲——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玛丽很崇拜父亲，加尔文家其他孩子也是如此，甚至包括生病之前的唐纳德。玛丽甚至有些嫉妒父亲可以随心所欲地出入家中。通过整天拼命工作，父亲获得了对自己活动的掌控权，她能想象那种享受感。拼命就能跳脱出去。

最令玛丽受不了的，是唐纳德对她与众不同的态度。这倒不是说他凶狠，实际上他对玛丽很和善，甚至温柔。玛丽的全名是玛丽·克莉丝汀（Mary Christine），因此唐纳德常常称呼玛丽为“圣洁的处女，耶稣的母亲”。“我才不是！”玛丽非常讨厌这个称呼，她的其他哥哥也常常用这个称呼寻她开心，相比之下，唐纳德这样说的时候却是一本正经，热切又毕恭毕敬。但这只会让玛丽更为恼火。唐纳德把玛丽作为他祷告的崇高对象，仿佛在邀请玛丽进入他的世界，而这却是玛丽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玛丽最终想到了一个对付唐纳德的办法，就是直接抒发自己的怒火。玛丽发泄的计划，其灵感来自她母亲有时在电视上看的魔幻史诗电影。她对唐纳德说：“我们去山上吧！”他同意了，对于“圣母”他总是有求必应。玛丽提议去山上搭个秋千，“我们带上绳子吧”。唐纳德照做了。到达山顶后，玛丽挑了一棵树，一棵高高的松树，说想把唐纳德绑在树上。唐纳德也同意了，还把绳子递给了她。

就算玛丽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要像电影里烧死异教徒那样，把唐纳德绑在树桩上烧死，大概他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唐纳德紧贴着树干，沉浸在自言自语中，玛丽则拿绳子绕着树，一圈接着一圈，直到确认他无法挣脱为止。唐纳德依旧没有反抗。

玛丽告诉自己，如果唐纳德突然不见了，也没人会想他，更不会有人怀疑是她做了什么。她抱来一堆树枝，作为柴火丢到他的赤脚边。

唐纳德准备好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抗拒自己心中的“圣母”。他现在安静、平和，耐心地等待着。

他崇拜她。

其实玛丽那天并不算太当真，她没带火柴，也就没法点火。更重要的是，她跟她哥哥不同。她是理智的，她的思想扎根在现实世界里，或者至少她需要证明这一点，不仅向她的母亲，也向自己证明这一点。

玛丽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她把唐纳德丢在山上，让他一个人在蝇虫和白头翁花的围绕中独自祷告。玛丽终于可以长时间一个人待着了，但这也不会太久，因为唐纳德最终还是下山回家了。

想起这些过去，玛丽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我和玛格丽特会觉得这些往事好笑，”她说，“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也觉得如此。”

往事如烟。那一天整整45年后，2017年冬日一个清冷的下午，这个曾经名叫玛丽·加尔文的妇女在科罗拉多泉市的松尖园护理院门口走下车，去看望那个她曾幻想着要活活烧死的哥哥。50多岁的她，眼睛还像小时候那样碧蓝，不过如今的她有了另一个名字：琳赛（Lindsay）。成年离家后，玛丽想要跟过去一刀两断，于是她改了名字，寻求一个崭新的开始。

琳赛如今的家在科罗拉多州特柳莱德镇外，距离护理院6小时车程。她自己开了一家策划企业活动的公司。跟父亲一样，她拼命工作，在家和丹佛之间来回奔波。琳赛揽到的大部分活动都分布在这条路线上，还有些在科罗拉多泉市市内。这样她就可以在工作之余，兼顾唐纳德和家里其他人。她的丈夫，里克（Rick），在特柳莱德镇的滑雪训练学校当教练。里克与琳赛育有两个孩子，一个在上高中，另一个已经上大学了。如今见到琳赛的人，很难看穿她一贯挂在脸上的笑容，看见那沉稳自信背后的自制。多年的历练使她哪怕在极糟糕的情况下，也能巧妙地假装一切如常。但她偶尔会冒出一两句尖刻的言论，透露出平静表面下正涌动着的忧郁而无法改变的暗流。

唐纳德正在一楼的休息室等她。他随意地套着一件皱巴巴的牛津纺衬衫，衣角露在裤子外面，下身是一条齐膝的棉短裤。这个最年长的哥哥现在已经70多岁了。他两鬓斑白，下巴中间有条美人凹，眉毛浓密黝黑，看起来别扭又显眼。要是他的声音不这么轻柔，步态不这么僵硬，倒可以去演警匪片。“从他走路的步子中还能看出一点氯丙嗪留下的后遗症。”护理院的经理克丽丝·普拉多告诉琳赛。唐纳德现在服用的是氯氮平，这是精神病治疗中最后的选择，效果极佳，伴随的风险也极高。这些极端的副作用包括心肌炎、白细胞数量降低，甚至癫痫。与精神分裂症斗争50年的结局之一是，治疗迟早会变得和疾病本身一样摧残健康。

唐纳德看见了妹妹，他站起身，抬脚就要往外走。因为平时琳赛来访时，都会带他出去看望其他家人。琳赛笑吟吟地说，今天不出去。她这回来，就是为了看看他身体怎么样，还要跟他的医生谈谈。唐纳德也干笑一下，坐了回去。除了琳赛，没有其他家人到这儿来看过他。

琳赛已经花了几十年时间，试图理解自己的童年。而从各个方面而言，这项工程仍在继续。事到如今，她已然明白，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尽管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但仍然在这一疾病的门口打转。人们或许可以列出一个症状清单——幻觉、妄想、幻听、类似昏迷的神志不清，以及一些具体的表现，比如无法理解最基本的语言修辞，乃至用精神病学家的话来说“联想松弛”和“思维瓦解”。但医生们仍然难以解释，是什么导致唐纳德时而兴致勃勃，甚至安然自足，时而又沮丧不安，让琳赛驾车带他到普韦布洛的州立精神病医院去。在过去的50年里，唐纳德经常说想要住在那里，而事实上也不得不如此。每次逛超市的时候，唐纳德总要买两瓶万能牌衣物洗涤液，并兴高采烈地表示：“这是最好的沐浴液！”50年后，唐纳德依旧会背诵那些宗教祷文：“本笃会、耶稣会士、圣心圣职……”多年来，他始终坚信自己是章鱼的后代。为什么这样？对于这些，琳赛只能自行揣测。

或许这才是精神分裂症最可怕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其他脑部疾病，比如自闭症或者阿尔茨海默病，往往会削弱和消磨一个人最具有辨识性的个性特征。相比之下，精神分裂症导致病人过于情绪化，使病人的个性更为突出。而此时，病人根本无法觉察自己的激烈表现。对于病人的亲朋来说，这种疾病是难于理性地去面对的，而这会引来恐惧。精神分裂病人对家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感情的转移上，仿佛家庭的重心永远地倾向了病人。哪怕只有一个孩子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个家庭内部的秩序也会彻底发生改变。

但加尔文一家可不是普通的家庭。在12个孩子中，唐纳德只是第一个出现明显症状的。在他之后，另外5个弟弟也无声无息地“垮掉”了。

彼得，家中最小的儿子，叛逆、狂躁、好斗，多年来拒绝一切帮助。

马修（Matthew），擅长制陶，一会儿认为自己是保罗·麦卡特尼，一会儿又觉得自己的情绪可以左右天气。

约瑟夫（Joseph），家里性情最温和的孩子，痛苦地觉察到兄弟们的病态，但自己也难逃这一宿命。他的耳畔时常响起虚幻的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

吉姆，特立独行的次子，与唐纳德长期不和，一直欺凌家中最没有反抗能力的成员，尤其是他的两个妹妹玛丽和玛格丽特。

还有布莱恩，完美的布莱恩，家里的明星，把自己的恐惧深藏心中，直到一次莫名其妙的爆发，永远地改变了所有家人的人生。

加尔文家12个孩子的出生贯穿了整个婴儿潮时期。最大的唐纳德生于1945年，最小的玛丽生于1965年。他们这一代人成长的时代是属于美国的时代。他们的父母“咪咪”（Mimi）和“多恩”（Don）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人于大萧条时期相识，二战期间结婚，冷战时期生子。那些年，咪咪和多恩身上似乎具备着他们那一代人所有的美好品质：富有冒险精神、勤奋、责任感强、乐观。对于最后一点，最好的例证就是他们的12个孩子，最小的几个还是违抗医生的建议生下来的，这样的人绝对是乐观主义者。随着家庭的不断壮大，咪咪和多恩见证了整个反文化运动的开端和结束。从某种角度来说，加尔文一家也为这种文化做出了“贡献”：对他们的病例研究成了人类疑难杂症史上富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

在加尔文家六个男孩开始发病的年代，人们对精神分裂症并不了解，层出不穷的理论彼此相悖，这使他们的一切从此完全被对病因的探寻所笼罩。他们经历了被关进精神病院和电休克治疗的年代，经历了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论战的年代，大海捞针般地寻找过这种疾病的遗传标记物，也听说过关于病因的多种深刻见解。唐纳德、吉姆、布莱恩、约瑟夫、马修和彼得，每个人的发病特点各不相同，遭受的痛苦也都不一样，因此也就需要不同的治疗手段。他们每个人都接受过各式各样的诊疗，催生过很多有关精神分裂症本质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常常彼此冲突。其中的一些理论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非常残酷，因为他们常常要承受指责，好像是他们的言行导致孩子患了精神疾病似的。这整个家庭遭受的苦难也是一部朦胧的精神分裂症科学史，一部几十年来追溯精神分裂症病因和本质的历史。

在很多方面，家中没有患精神病的其他孩子跟他们的兄弟一样，也受到了影响。在有着12个孩子的家庭里想要与众不同就很不容易，但在这个家中，成员间的互动与别的家庭都不一样，出现精神问题是家庭生活的常态，一切都要以此为出发点。对于玛丽和玛格丽特，还有其他兄弟约翰、理查德、迈克尔和马克（Mark）来说，身为加尔文家的一员意味着要么自己变成疯子，要么看着家人变成疯子。他们在一种永不消逝的精神病氛围中长大。他们即使没有陷入妄想、幻觉或偏执——比如相信房子正受到袭击，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来搜查，或者有魔鬼藏在床下面——也会觉得内心深处有某种不安定的因素在蠢蠢欲动。他们会想，还有多久就会轮到自己？

作为最小的孩子，玛丽的经历最糟，处境也最危险，受到来自挚爱亲朋的伤害也最直接。儿时，玛丽希望自己能变成别人。成年后的她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远走他乡，改名换姓，告别过去。她原本可以变成另一个人。

而此刻，琳赛却在松尖园护理院里，为这个自己曾经畏惧的哥哥操心：了解他是否需要做心脏检查，该填的表是否都填了，医生是否给予了他足够的关注。她也在为其他患病但还活着的哥哥做着同样的事。探望期间，唐纳德在大厅里溜达，她还时时留意着他的行动，担心他无法照顾自己。她希望他一切都好好的。

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她还是爱他的。这份爱怎么可能变呢？

这种一个家庭多人患病的情况出现的概率似乎很难估计，像加尔文一家这样长久维系完整的就更是如此了。精神分裂症的准确遗传模式还未被摸清，但只要发病，这些模式就如同洞穴墙壁上跳跃的影子那样不证自明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专家们已经发现，精神分裂症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是遗传。但矛盾的是，精神分裂症似乎并不是通过父母直接遗传给孩子的。精神病学家、神经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都认为，一定存在破解这种疾病的密码，只是这种密码目前尚未被发现。与加尔文一家相似的病例数量极少，几乎从来没有专家遇到过同父同母的六兄弟共同患病的情况，六兄弟处于相同的遗传谱系中，这让专家们得以切入精神分裂的遗传过程中一探究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专家们就开始研究加尔文一家，以求找到理解精神分裂症的关键。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以及多家大型制药公司分析了加尔文家的遗传物质。同所有其他受试对象一样，他们的参与也都是保密的。在经过近40年的研究后，加尔文一家对理解精神分裂症所做出的贡献如今已经明晰可见。他们的遗传物质样本是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疾病的基石。通过分析这家人的DNA，并将其与普通人群的基因样本进行比较，专家们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预测，甚至预防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进展。

直到最近，加尔文一家才意识到他们的情况会给这一领域的专家们带来帮助与希望。加尔文一家的故事始于咪咪和多恩，他们的人生起初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自信，之后却在悲剧、混乱和绝望中分崩离析。相比之下，从他们身上获得的科学成果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小部分。

对于琳赛和她的姐姐以及十个哥哥来说，这个故事的意义则完全不同。如果将他们的童年比作哈哈镜中的美国梦，那后来的事就如同哈哈镜碎裂后的残影。

故事中的孩子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他们还在调查自己童年的谜，同时也尝试着复原父母美梦的碎片，重塑新的梦境。

这还是一个努力重新发现自己兄弟身上的人性的故事，尽管他们被大多数人视为毫无价值的废物。

这个故事说的是，在一切可以想象的坏事发生后，一家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苦难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