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尚书》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长期被奉为经典而备受推崇。刘知几《史通》尊《尚书》为“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并称“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1)。然而《尚书》向称文辞古奥，在群经中最为难读。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就曾在其《进学解》中感叹“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也称自己“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2)。实际上，与文本的艰涩难治相比，《尚书》本身成书与流传的复杂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经历了秦代挟书令的焚禁、两汉今古文的争锋、东晋伪古文的纷扰以及唐宋以降的改窜等一系列浩劫之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早已面目全非，而《尚书》这类典籍在其形成的源头——先秦时期的面貌更是无迹可寻。

历代学者研究《尚书》在先秦的流传情况时都不得不面临资料匮乏的窘境。目前得见的所有研究《尚书》文献学与《尚书》学史的著作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只能从其他先秦文献对《尚书》的引用与称述中寻找蛛丝马迹。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囿于研究资料的缺失，时至今日学界对《尚书》一类文献在先秦的流传情况都没有取得很好的认识。

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简帛的大量发现，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相继出土问世的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以及上博楚简中都有引“书”、论“书”的内容，而清华大学新近入藏的战国竹简中甚至有多篇完整的“书”类文献文本。清华简中的这批“书”类文献，有的见于今传《尚书》、《逸周书》，另一些则是前所未见的佚篇。特别是其文本未经扰动，保留着先秦时期的原貌，对于研究“书”类文献的早期流传情况尤其宝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现在占有的研究资料，甚至不比汉代人逊色。本书即根据清华简所提供的启示，对“书”类文献在先秦时期的流传情况进行尝试性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