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腋窝夹烤红薯
张艳丽说：
“我那时管三四百人，就有不少吊儿郎当的、偷懒耍滑的、打架斗殴的、小病大养的落后员工。”
“大白天在公园打扑克的青壮年一堆一堆的，就因为能拿到转劳保发的60%工资。”
“厂区厕所经常堵塞，都是有人拿棉纱刷饭盒、用棉布当草纸和卫生巾后，投进蹲便池造成的。为躲避质量检查，有人把成匹的残疵布剪断扔到厂房顶上……”
“有人去职工医院想开啥药开啥药，吃不完就扔掉，甚至拿回老家给生病的家禽家畜吃。”
“有人为蹭病假条，腋窝夹一个烤红薯……”
“夹烤红薯干嘛？”
张艳丽解释：“把体温计插进烤红薯里，医生误以为他发高烧，就给他开病假条。持病假条休息不扣工资。”
“这么奇葩？”
“这样的种种浪费，”张艳丽说，“加一起相当于我们那家万人企业，一年中有三十三天没有生产！这是1990年的统计。”
“这么严重？”
“张艳丽接着说：
“那时也没少组织开会学习，下了班我经常家访谈心。厂里有工会，专门维护员工权益，还救助困难家庭。”
“九十年代初按上级要求，分批分期进行了‘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的教育，每批每期全脱产15天，历时一年多，才把全厂七千多名35岁以下青年员工培训完。本市另外六家纺织厂也都进行了同样的培训。”
“效果如何？”王博问。
张艳丽鼻子哼了一声，轻蔑地说：
“没有一点效果，甚至在课堂上员工和讲课的老师顶上牛了。老师都是厂党政领导，非常有水平，口才很好，但大多员工都不认真听课。在一个教室，有人说‘别讲大道理，我就问问为啥奖金这么低’，领导说‘因为你们没有干好’……”
“课堂立马炸了锅，有人把发的作业本撕下来做纸飞机扔到讲台上，有人敲桌子砸板凳，课就根本上不下去。”
“现在想想，那时的许多培训和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其实管理没那么复杂，只要上级对下属有处罚开除的权利，奖惩分明，不需要太多的思想政治工作。”
“比如现在咱仓库的李美英，”张艳丽说，“你有印象吧？”
“有印象，”王博说，“那个大姐啥时候都很和气。”
“和气？”张艳丽冷笑，“从前可不是善茬，谁都管不了她。一次在澡堂里与一个姑娘发生矛盾，硬是把人家推到暖气包上，造成烫伤。现在她老实了，就因为我随时可以砸她的饭碗。”
“现在我妹妹在管理上的简单粗暴，我是支持的。你要对她多理解。”
“多理解？”王博没听明白
“老板压力大，”张艳丽说，“她想的最多的是让企业如何活下去，竞争太激烈了，不，是太惨烈了。”
她顿了顿，“打个比方，你现在背二十公斤的东西，出去跑二十公里回来，给我讲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心平气和了。老板每天何止是背二十公斤的东西跑二十公里？所以她好发脾气……”
王博想说什么，张张嘴没说出来。
张艳丽继续说：
“春节前不发工资，我还是同意的。原来工资发放日都是每月的20号，今年这一天逢大年初一，自然顺延到春节后。”
“管理不能太顺着员工，谁受不了走人，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凡留下的，都是适应我们的，企业需要听话的员工，队伍就应该这样带！”
“工程部程师傅，上月找我要求涨工资，他说有三个孩子，老婆没工作还有病，岳母身体也不好，跟他们住一起，生活特别困难。我说工资高低，取决于你干什么岗位，而不取决于你有几个孩子。如果从前在我们厂要救助他，自然要增加企业负担。”
“一个入职三个月的员工，工资4000元不低了，但他每月房贷5000元，拿几张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
“春节前不发工资，他俩肯定受不了，离职了不是坏事，就是要被淘汰的。本来就不应该被招进来，靳雪这个人力资源经理，不知道像他俩这样的人在企业里，总嫌收入低而没积极性。靳雪不懂经营。”她突然话题一转，“说你也不懂……”
“我也不懂经营？”王博懵了。
“上月你找我，”张艳丽说，“你要申请100元，一大早去医院看望豪盛店刷碗工老王的住院老婆，我没批准，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第一，下午二三点能不能去？上午刚上班各店正餐前准备，你要多下店，尤其关注验菜，这是降低成本的五个关卡之一。”
“第二，你应该和女店长一起去，你一男士去看望人家的老婆不合适。再说女店长天天和老王打交道，你不直接领导老王。这份人情要留给店长。”
“第三，能不能不去？就是在国营企业，员工的老婆住院了也不是一定要去看望，见老王问候一下就可以代，把精力用在工作上，企业效益搞上去，让员工都能领到工资，这才是你一个总监要干的事。”
“再说你今天去看望老王的老婆了，明天老李的老婆生病了，你也要看望，后天……还干不干正事儿啦？”
“最后再说说你申请的这100元不算多，但我给你算算账。全国餐饮业平均毛利率55%，大多数店利润率不到5%，咱们算是好的，利润率按5%计，100元的利润需要有2000元的营业收入支撑，而在周一至周三，咱们许多店一天的营业额才四五千元……”
王博感到言之有理，但心里不服气，主要是今天来的目的没达到。看来让这姐妹俩春节前发工资，是说服不了了，并且她们还有一堆理由……
他还想较较真，说：“南建老师给我们描绘的那时国营企业很美好，人都单纯、真诚和朴实……”
“的确是这样，”张艳丽说：
“那时人与人之间是比较平等，但员工仍然有意见，我多次参加过厂里组织的基层员工思想状况调查，抱怨、责备和牢骚总是一大堆，没有一次不开成了控诉会的。那时最突出矛盾是干群关系有些紧张。总有领导走后门安排亲属干轻活，但绝对没有贫富悬殊。最大的问题是没效率，这是最要命的。”
“南建老师有点书生气，他从来没有在基层带过兵，亲自搞过管理，不了解人性真有恶的一面。他先后在团委、宣传部工作，以后又去职工大学教书。”
“那时我们在一个厂就认识，总觉得他是一个理想化的人。他在宣传部时，还组织过工人业余学哲学小组，现在想想很可笑。
“你发现没有，他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总是从观念出发。”
“如果真像他给你们描绘的国营企业如何好，我厂和另外六家同等规模的国营纺织企业，就不会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