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契诃夫于7月5日抵达尼古拉耶夫斯克，因市内没有旅馆而在贝加尔号轮船上住了两夜，8号乘该船横渡鞑靼海峡，11日登上萨哈林岛。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他先后寄居在当地医生Б. A. 彼尔林和岛区长官公署司库Л. A.布尔加列维奇的寓所。7月12日，契诃夫拜会萨哈林岛区长官弗·奥·科诺诺维奇将军，一周后参加欢迎阿穆尔边区督军安·尼·考尔夫男爵视察萨哈林的活动。这位督军于22和23日两次接见契诃夫，准许他在岛上进行各种调查活动，但不准接触政治犯。7月30日，岛区长官公署发给契诃夫“证明”，准许他为文学写作搜集素材，访问监狱和屯村，采访居民和犯人，查阅有关文件。但与此同时，岛区长官又给其下属下了一道秘令：“密切监视，务使契诃夫先生不得与因犯有叛国罪而被流放和服苦役的人以及受警察监管的行政流放犯有任何接触。”

契诃夫在萨哈林滞留了三个多月，工作紧张而繁重，主要方式是挨门串户地进行人口调查，从监狱到屯村，几乎走遍岛上一切有人烟的地方。他专门印制了一种卡片式的表格，分为十二项调查内容，调查时逐项填写。这种办法使他有可能走进每一个家庭和监狱号房，和每一个苦役犯、流放犯和强制移民谈话，亲眼看到他们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历史，得到有关他们的法律地位、家庭情况、思想情绪等各方面的资料。这些调查卡片的内容丰富而准确，是作家了解社会的有效方式。虽然有些卡片已经散失，但至今仍保留有七千六百多张，由此可以看出契诃夫当年工作量之大。此外，他在萨哈林还研究了从岛区长官到公署办事员，从监狱看守到普通士兵的生活。岛上的农业生产、商店、建筑工地、学校、医院、娱乐场所等等，以及居民的饮食、服装、居住条件、卫生状况、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等，甚至岛上的自然环境、气候、物产、自然生态等等，以及土著居民基里亚克和爱奴人的生活习俗等等，所有这些都无一不是他考察的内容。

契诃夫不顾当局的禁止，想方设法接触政治犯。前苏联学者在档案中发现，契诃夫访问萨哈林期间，当地共有四十余名政治犯，其中有俄国民意党人，有波兰的社会革命党“无产者”的成员，有波兰立陶宛社会革命党“秘密委员会”的成员。在现存的人口调查卡片中，契诃夫亲手登记的政治犯有二十多人，还有他们的家属，只不过是没有注明其政治犯的身份。这些卡片证明，契诃夫起码与岛上一半以上的政治犯有过直接交往。

9月10日，契诃夫乘贝加尔号轮船离开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前往科尔萨科夫哨所。他在南萨哈林又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调查，10月13日乘志愿商船队的彼得堡号轮船启程回国。他原计划归途中访问日本和中国，但不巧的是当时远东一带正流行霍乱，因此他没有可能访问上海和汉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停留了五天，然后经日本海和中国海直达香港。这是契诃夫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只不过香港当时正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他在12月9日给苏沃林的信中写道：“我们经过日本，没有停留，因为日本正流行霍乱……在我们的旅途中第一个外国港口，就是香港。海湾非常美丽，海面上的交通情景，我甚至在绘画上都从来没有看到过。”

1890年12月5日，契诃夫乘彼得堡号轮船抵达敖德萨，经过八个多月的长途旅行之后于12月8日返回莫斯科。他此行最直接的收获，便是《萨哈林旅行记》和《寄自西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