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站着就生产

温蒂·赖医生已经见惯了妇女在不寻常的地方生产。自二〇〇八年九月抵达太子港以来，这位三十三岁的家庭医生见过孕妇在楼梯间、浴室、茱迪安妇幼医院外的空地分娩——茱迪安是MSF荷兰分部经营的医院。然而，当十月下旬的某个星期五，守卫来找她，说有名妇女在“十字路口”分娩时，就连赖医生都感到惊讶。

在路人的招手催促下，赖医生和守卫匆忙走上了德马斯街。这里是海地首都最热闹的街道，他们尽力闪避那些用于大众运输的彩绘鲜艳的出租汽车和巴士。忽然间，他们看到那名产妇在一辆旧休旅车后座，它就直接停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由于婴儿看起来强壮健康，赖医生夹住并剪断脐带，用毯子包住婴儿，和咧嘴笑着的孩子父亲一同走回茱迪安医院，后面尾随的休旅车则载着太子港最新升任母亲的女子。

大约五个月后，赖医生和MSF的同僚在太子港近郊佩蒂翁维尔市唯一的意大利餐厅吃着一顿迟来的正餐时，酒保带着大大的笑容和一张女婴的照片来到桌边。他给赖医生看那张照片，问她是否记得那个孩子。这名男子显然认出赖医生来自孩子出生的医院，赖医生不想失礼，但每个月有上千名婴儿诞生于茱迪安医院，她怎么可能记得那个孩子？但这个父亲不罢休，他说，你一定记得，她在一辆车上出生，“在十字路口”。回忆浮现时，赖医生脸上露出微笑，这件事深刻提醒她MSF在这个受灾国家贡献的价值。“看到茱迪安医院的宝宝后来活得好好的，真让人开心，”她在日志中写道，“十月时，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完全处于生产线的状态。因为没在一旁追踪，有时我们忘了孩子会成长发育、拥有未来；但不消说，孩子会长大，而孩子的父母不会忘记。”

前往海地之前，温蒂·赖在多伦多一间医院从事低风险的接生工作，那意味着在设施完备的机构处理不复杂的阴道分娩，随时有妇科医生的支援及许多经验丰富的助产士协助；她在海地的工作则有着天壤之别。那名在十字路口分娩的母亲算是幸运的，至少她与免费的优质医疗照护只隔着短短的步行可达的距离，在这个九百万人口的加勒比海国家中实属稀罕。不论怎么看，海地的医疗照护都是一场灾难，尤其对于妇女和孩童而言。这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为西半球最高，在这里出生的宝宝，每一千个中就有六十个活不到一岁（美国、加拿大、英国则只有五六个），而每一千个产妇中约有五个会死亡，比例是发达国家的五十倍以上。少数富人负担得起太子港众多私人诊所、医院的优质照护，而多达百分七十的人口却完全无法获得医疗照护。可想而知，现今出生在海地的婴儿平均寿命不到六十一岁，在全球二百二十四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百八十一。这些都是MSF希望改善的数据。

海地的产妇照护应该是免费的。二〇〇八年三月，这个国家的保健部门实施了名为“免费产科照护”的计划，提供每名孕妇四次产前检查、在公立医院生产（必要时也包含剖腹产）的服务、一次产后回诊及所有必需用药。根据这个计划，公立医院应该提供免费照护，然后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补助。计划实施一年后，MSF发现许多妇女确实可以免费生产，但院方仍要求她们支付药费，而在如海地这么贫困的国家中，她们连五美元的月子餐都远远难以负担。

于是，当二〇〇六年三月茱迪安医院一开张便涌入大量孕妇，也就不怎么让人意外了。两年半后，赖医生报到时，这间拥有六十五张病床的医院，平均每天处理超过五十次分娩，最忙碌的日子则接近八十次。这种人满为患的情况在二〇〇八年十月尤其严重；在那个要命的月份，五间政府设立的医院有三间罢工，其中包括伊萨耶让蒂公立妇幼医院。“有一天，在我去工作的途中，司机开着收音机，”赖医生说，“我听见卫生部部长告诉民众不要前往公立医院，因为基本上医院里没人上班。我还记得自己发现妇幼医院也罢工的那一刻，我们其中一位妇科医生来找我，因为他那天在为病患的优先处理等级做分类。他说：‘伊萨耶让蒂医院罢工了，我有病患要转院，但没地方可以收容她们，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说感觉自己快要心脏病发作了，真可怕。”

造成十月分娩大幅增加的另一个原因，和罢工相比显得比较不那么平淡无奇。海地和许多加勒比海国家一样，会在二月或三月庆祝狂欢节，整整三天纵情于音乐、游行、扮装、跳舞、无拘无束的性爱。九个月过后，就会有狂欢节宝宝蜂拥到来。赖医生第一次听说海地的生产高峰时，还以为那是都会奇谈。但当她用孕期转盘（根据妇女最后一次月经周期来研判宝宝预产期的工具）来验证时，却发现那说得通。“狂欢节期间排卵的女性最后一次月经会落在二月第一周左右，我拨弄孕期转盘，查看胎儿足月的预产期，瞧，刚好落在十月。二、三月时医院里相当安静，四、五月时，我们开始看见自发性流产和尝试引流的人，也会有出现怀孕初期并发症的妇女就诊，如宫外孕。大约夏季期间，我们开始看见早产儿，然后到了十月，医院四处都有人在分娩。”

海地之行是温蒂·赖在“无国界医生”接到的第二项任务。她出生于纽芬兰，拥有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的学士学位，二〇〇三年自西安大略大学医学院毕业，成为家庭医生。尽管在麦基尔大学念的是理科，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当医生。“大多数人相当早就决定行医，许多医生会说自己从小就想当医生，但我绝对不是那样。”赖医生高中时热衷于社会正义和人权，身为校报的编辑也让她领悟到借由广泛传播人们的故事来替人发声的力量。“虽然大学时主修生物化学，我却认为自己会成为人权律师，不过在读期间，我想到自己可以利用医学达到同样的结果。成为医生不代表非得到郊区执业、治疗高血压等，我认为行医可以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给人提供真实具体的东西，真正彻底了解他们的故事。”

赖医生知道MSF的工作核心包含了医学专才、对社会公义的热情、公开诉求的意愿，出于好奇，她决定向极为了解MSF的人寻求建议。詹姆斯·欧宾斯基是MSF国际理事会前主席，曾代表该组织领取一九九九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在赖医生实习的多伦多医院工作。欧宾斯基也是位家庭医生，于一九九二年加入MSF，亲赴过世界上最严重的几处人道主义危机现场：索马里的饥荒及内战、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及在邻国扎伊尔酿成的难民危机、纽约的“九一一”恐怖袭击。“认真考虑是否要这么做时，”赖医生说，“我跑去问他：‘詹姆斯，那到底是什么感觉？’他很达观，所以给了我一个好答案。我不确定那是不是我要找的答案，但那样的回答很精确。他说：‘那和你过往所做的完全不同，你会发现自己在做从前不知道自己能办到的事情。’”

MSF通常要求医生实习之后具备两年的行医经验，但征募人员对赖医生很欣赏，接纳了仅有一年行医经验的她。二〇〇六年八月，她搭船前往隶属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南基伍省的沙本达。约有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人住在这个森林茂密的偏远地区，要到达这里只能搭乘小飞机降落到小小的临时跑道上。一如欧宾斯基所警告的，赖医生经历了从来不曾有过的体验。有些MSF任务需要极为专业的技巧，比如对抗营养不良、应付霍乱爆发或在战地提供外伤手术；而在沙本达，样样都要做。“镇上有间综合医院，我们在那里做产科医疗、内外科诊疗，我们有儿童病房，治疗结核病、营养不良、艾滋病。我在那里的时候，发生了麻疹疫情，所以我们也宣导接种疫苗。由于同时支援六个主要的医疗诊所，所以我们需要派遣行动小组骑着摩托车跋涉数小时深入丛林。”

如同MSF大多数的项目，这个组织在沙本达扮演的角色，不是一手包办所有事务，而是支援当地官方医疗机构。大众对人道主义医疗援助的一大误解，就是以为组织工作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医护人员执行。西方人士对这些外国人（或称外地人）最感兴趣，然而实际上，现场工作大多由在当地聘用的医疗专业人士或非专业人士完成，他们被称作“地方雇员”（二〇〇八年，将近两万两千名全职地方雇员投入MSF的项目，而外地人仅有两千名左右）。在某些情况下，外地医护人员鲜少亲自动手诊疗，而是专注于监督、训练、管理。

的确，项目会成功通常源于地方雇员的素质；即使在医疗训练令人存疑的国家，当地的医疗人员也是组织最大的资产。“地方雇员不只知道当地政治如何运作，也懂得怎么开展医疗业务。”赖医生说，“我确实从刚果的地方雇员身上学到很多。在世界的那个角落，疟疾盛行，而我对疟疾有什么认识？不多。我有基本概念，但碰上疟疾可能显现的各种症状，我完全没经验。结核病、伤寒、麻疹也是一样，地方雇员比我更擅长诊断、治疗这些疾病。”

许多MSF成员也承认，文化程度、技术等级、态度的差异可能导致外地医生和地方雇员之间产生嫌隙，有时甚至危及整个项目。在非洲和海地，漫长的殖民历史使民众对外地人存疑，因为他们表现得好像自己最懂一切，想要改变当地的传统。“刚果也很明显存在这种紧张状态。我常觉得不能太强势或意见太多，因为他们不想听，不愿重视我的观点。”赖医生说。

在她的沙本达项目中，大多数医院雇员是由刚果卫生部聘用，MSF另外再提供薪水。“这其中存在着权力不平衡，因为我们带来药物，努力坚守规章，而且当地还有新殖民主义的问题。我能体谅，但这让工作变得窒碍难行。其中一项难题就是，我得设法让护士完整地测量病人的生命体征，一天两到三次。他们会量体温，但其他什么都不量——脉搏、血压、呼吸频率，一概免谈。我知道血压比较难量，因为你得要有血压袖带，但是脉搏呢？我束手无策，在那里待了九个月，依旧拿不到完整的生命体征测量值。离开时，我没什么成就感，觉得既疲惫又紧绷，好像经历了这辈子最困难的事，却不知道那里到底有什么改变。”

她在太子港工作期间，外地人和当地雇员的互动状态则大不相同。赖医生发现海地的医疗人员受过良好教育，充分接纳西方医学。“如果我对海地的医生提到‘循证治疗’，他们会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们可以谈论医学研究，虽然有点障碍，但我们可以沟通。”

二〇〇八年时，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茱迪安医院实在太混乱了，无法发挥妇幼医院的功能。不仅由于这里太过拥挤，更因为海地最常见的怀孕并发症是先兆子痫，而院内约有四分之一的产妇有这种症状。医治这种可能危害母亲与婴儿的症状，需要在安详、宁静的环境休养。这间医院坐落在繁忙的街道上，周围的汽车喇叭声络绎不绝，又要靠隆隆作响的发电机供电，很难符合静养的条件。MSF显然需要一间新医院，于是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了莱斯莉·贝尔身上。

MSF的驻地工作人员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是医生，有将近半数不具备医疗背景，其中包括项目协调、财务协调及管理人员。然后得有后勤专家（logistician）——温蒂·赖指出，在英文中这个词与“魔术师”一词韵脚相同——这些人习惯于被交托不可能的任务。在一天之中，大家可能期待他们修理发电机、安装卫星电话、搜寻罕见用药，或者，对莱斯莉·贝尔来说，要将空荡荡的仓库变成功能完备的医院。

贝尔是海地项目的后勤协调员，对于医院的建设有所了解，不过她的职业生涯和大多数MSF后勤专家不同。她在百慕大出生、成长，在美国和加拿大待过，后来搬到了澳洲，目前她就住在那里（贝尔在MSF老手中显得特殊的原因，还包括她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出任务期间，她通过电子邮件和Skype与他们保持联络）。她拥有美术学位，当过十年专业摄影师，是位杰出的野生动物画家，曾与守望地球协会（Earthwatch）、绿色和平组织签约合作。“我在澳洲为绿色和平组织完成一项绘画工作时，开始接触后勤工作，并且意识到自己真有两下子。”也曾为乐施会工作的贝尔说。她第一次出MSF任务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包括监督兴建新的医疗中心，也曾在刚果的布拉柴维尔市设立一个霍乱治疗中心，来到海地之前，才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协助启动一个家庭与性暴力项目。不过，启动新项目是一回事，要迁移挤满孱弱病人的现有医院则是另一回事；后者实在困难得多。

“他们告诉我这次是一间紧急产科医院的项目，那里非常拥挤，而我需要找地方多容纳二十张病床。”贝尔在太子港的MSF房舍趁抽烟的空当回忆道，“所以，从机场到这儿的路上，我在医院停下来，只为了看一眼。刚开始，我无法穿过大门，因为有数百名病患和家属站在外头。然后我进入候诊室，那其实是架了铁皮屋顶的户外空间，那里完全是一团糟——正在分娩的产妇尖叫嘶吼着。就在我面前，有个女人用手接住刚出生的婴儿；她本来坐在长凳上，然后她站了起来，接着她手中就有了小孩，真不敢相信！地上，楼梯间，到处都有婴儿诞生，我甚至没办法走上楼梯去看看其他楼层。护士四处奔走，病床全都紧紧靠在一起，护士伸长身子越过三张病床喂墙边的病患吃药。我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在那栋建筑物里找到地方多容纳二十张病床，所以决定朝其他建筑物下手。”

起初，没什么人支持这个从零开始的点子。“每个人都说根本不用白费力气，”贝尔说，“大家已经找合适的建筑找了很多年，从来没找到过。但我无论如何还是想试试，于是在报纸上登广告，告诉所有人我们组织在找地方。后来有一天，一名男子来到我们办公室，说自己有一栋建筑，之前用来当联合国的仓库，他认为那里可以开设医院。”当MSF团队前往勘查时，他们的第一个念头是那栋建筑太大了。“但是温蒂·赖和我带着试算表坐下来开始模拟，想象将各个不同部门安置到各楼层，等所有该有的都排进去后，也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而且感觉有人性多了。”

一月时，建筑完成翻修，接下来就要想办法迁移整家医院。“我说让茱迪安医院关闭四十八小时，把所有东西搬上卡车运到新医院——两地车程只有六分钟左右，然后启用新建筑。”贝尔回忆道，“医疗团队却说：‘你知道有多少人会在那四十八小时中死去吗？’我们的急诊病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转送，所以在开过许多次会议之后，我们拟出时间表及进行方式。”整个计划是在搬迁前几天大幅减少医院收容的病患。“我们从严把关，所以病人比平常少，而且我们只收状况最危急的转院病人，慢慢将空下的病床搬到新医院。”

在此过程中无可避免会有挫折：五台冰箱中一度有四台坏了，造成储藏的药品失效，但相对而言，搬迁过程出奇地平顺。二〇〇九年二月的前两周，MSF团队穿梭于两家医院之间，十三日星期五（可能不太吉利），最后一位病人离开茱迪安医院。第二天，团队人员正式打开命名为“产妇之家”的新建筑大门。“各位先生女士，”温蒂·赖在日志中写道，“我想我们成功地造出了一间医院。”

茱迪安医院的人满为患突显出MSF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个组织必须小心一点以免复制其进驻国家的医疗照护系统。MSF认为茱迪安医院连状况最正常的产妇都收容，有可能会破坏太子港公立医院的服务。二〇〇九年三月，正值“产妇之家”全力运作时，MSF决定增加限制，只收容状况紧急和高风险的产妇。结果，这间新医院如今每个月约有四百名婴儿诞生，不到茱迪安医院在生产高峰期处理的分娩次数的四分之一。“如果产妇没有马上分娩，我们认为可以把她送到五分钟路程外的公立妇幼医院。”温蒂·赖说，“即使是来自贫民窟的产妇，我们也会转送，除非状况复杂。我常对工作人员说：‘听好，她需要医疗照护，但不是由我们来做。’”

赖医生承认，病人和家属不喜欢这种决定。“有些人会生气、发飙。有时我们转送病人后，他们会自己回来，因为他们真的想待下来。但那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我们进驻当地的长期目标。我知道，假如我们什么病人都收，很快就又会每个月处理一千两百次分娩，而那不是我们进驻当地的原因。MSF一直受到批评——我认为所有从事援助工作的人都有义务接受批评——因为我们的做法有可能妨碍一个差强人意的系统继续发展。不过这可能是一个艰难的权衡。”

两个月之后，在五月的某个早晨，时间刚过七点，“产妇之家”的铁丝网围墙外还有公鸡在打鸣，维罗妮卡·赛班卡顿医生才刚问候过她的海地同事，其中有些人刚值完夜班。赛班卡顿是出生于德国的妇科专家，这是她在MSF接的第二次任务，她接替了温蒂·赖的职位，而这天早上的工作，让她稍微了解了团队人员每天处理的是怎样高风险的孕妇。

赛班卡顿走近一名妇女，她的血压异常高，收缩压两百四十，舒张压一百六十，是典型的先兆子痫。不知何故，几乎没有其他地方像海地这么普遍且严重地出现这种病症。先兆子痫发生于怀孕晚期，可能造成严重头痛、视力模糊、水肿、血压危险地飙高。如果放任不管，有可能引发惊厥（子痫症），或称为HELPP症候群的另一种危险状况，影响肝脏、肾脏的血液凝固；这两种并发症都可能致命。处理先兆子痫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尽速取出胎儿，不论是催生或施行剖腹产。医疗团队向赛班卡顿解释，胎儿已死（那一夜稍晚时候会产下死胎），产妇口齿不清，无法移动双腿，两项症状都显示她可能中风了。“我们见过几名妇女已经看不见东西好几天了，甚至一个礼拜了，你会认为可能是高血压造成的，而且永远不会好转。”然而，赛班卡顿知道，神经症状有时会在几天后改善。但是如果情况没有好转，海地妇女根本不可能接受专家的治疗和长期追踪，只有富人会这么做。“医生有时要我们将这些病患转给眼科医生，可是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如果做出诊断却不能做任何治疗，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

几张病床之外，有位前一晚流产的妇女在疗养。医疗团队相信她是部分性葡萄胎妊娠，胚胎组织无法发展成可存活的胎儿。在大多数案例中，葡萄胎虽然不会立即危害生命，却可能导致并发症，继而产生癌症。“未来她需要随访，因为我们需要检查她两年。我们必须做刮宫术，确保清干净一切。”赛班卡顿解释道。但状况还是一样，手头资源如此稀少的妇女似乎不太可能走完这些步骤。“她会回诊吗？她知道自己的状况吗？如果肿瘤转变成恶性的，谁来负担医药费？能够及时发现吗？”

赛班卡顿循着一名婴儿的轻柔哭声转头去看，发现一对看起来很健康的母子。结果，其实这名母亲是艾滋病毒阳性。MSF没在“产妇之家”开办艾滋病疗程，而是把这些携带病毒的母亲都集中在新的加强管理区内。“让这些母亲有机会安全分娩，将降低婴儿受母亲垂直感染的概率。我们在分娩前或期间给予母亲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也可以给新生儿用药，至少是第一剂，并尽力确保母亲会参加一项还有名额的后续疗程。”赛班卡顿说，最糟的情况下，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艾滋妈妈会将病毒传给孩子，但她估计在“产妇之家”，比率不到百分之十。

严重贫血是这间医院的另一个长期问题。血红蛋白富含铁，负责运送血液中的氧气，女性每公升血液中的血红蛋白正常值约为一百二十到一百六十克；相较之下，血红蛋白四十几克以下的病患在“产妇之家”并不罕见。赛班卡顿由此得知，自己原先认为孕妇无法承受的积极性治疗，例如打大剂量的利尿剂以避免心脏衰竭、肺水肿，有时在血源不足的医院是必要的。

赛班卡顿接下来探视的妇女已经怀孕二十七周，因为前置胎盘导致严重出血。当胎盘在子宫下段形成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还会堵住子宫颈；随着怀孕周数增加，胎盘会剥离，造成出血。“如果这名妇女在德国，我们会要她在医院待几个月。”赛班卡顿说，“在这里，如果出血停止，而且再发生的概率不高，我们会交代她们休息，别做粗重活。但她们究竟要怎么办到？谁来替她们提水或做其他家务事？我不知道。”

在现代的西方医院，有前置胎盘的孕妇可以接受紧急剖腹产，即使提早了几周出世，宝宝通常也不会有什么大碍。但在太子港，大部分的妇女无法用上新生儿保温箱或得到加强照护，即使是在“产妇之家”，那里的小儿科病房也小得令人心碎，护士能为小病人做的很少。“他们给孩子吸氧、静脉注射，但这些孩子受到感染，无法应付，因为他们的器官还太不成熟。最后，只有最强壮的孩子会活下来。这成了父母亲的大问题：他们拒绝接受这些孩子。父母亲不想带孩子回家，因为他们每两个小时就必须花二十分钟注射喂食，而许多妇女没有能力那样做；为了生存，她们必须为其他事情奋斗。”赛班卡顿说，这些母亲往往不替宝宝取名，直到确定孩子真的脱离险境；她在非洲工作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小儿科病房是医院内最冷清的地方。“有时我会想走进病房，坐到那些宝宝身旁陪陪他们，但是不行，你必须让自己保持距离。”

每个月有数百名婴儿在“产妇之家”吸进人生的第一口气，也有许多婴儿在这里咽下最后一口气。MSF的工作并没有在产房结束，他们还通过心理保健计划支持悲痛的妇女，地点就在门上用克里奥语写着“心理”的一楼小办公室。

心理社会计划相当晚近才被纳入MSF的系列活动中。九〇年代中期，这个组织的医疗团队中开始出现心理学家和咨询师。在太子港，心理保健计划由莫妮卡·奥斯瓦德森负责，这是她第一次出MSF的任务。在祖国瑞典念完心理学后，二〇〇〇年，她去了南非工作。“当规则与价值彻底改变后，从心理学上讲，我对那个社会发生的事感兴趣。”奥斯瓦德森的英语完美无瑕，带有瑞典口音和受到前男友影响的令人愉快的爱尔兰腔。她在瑞典的工作着重于意外事故受害者、自杀未遂者及其他长期咨询事务，而在“产妇之家”，她的角色是监督两位年轻的海地咨询员洁内·让-夏尔和迪兰诺·让，帮助刚失去宝宝或经历分娩创伤的妇女。

“在这里，我们带领这些妇女谈谈她们的经历及对那段经历的想法、感觉；将事情经过说出来往往带给人很大的安慰。有些事情她们完全不知道，例如先兆子痫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解释给她们听，增进她们的理解。”奥斯瓦德森坦言，这对许多病患来说并不顺利。“我们照顾的人教育水准低下；她们住在贫民窟，不习惯受照顾，不习惯有人问她们一堆私人问题，尤其还是白人。所以很多妇女不愿吐露自己的感觉，即使在其他方面很放得开；她们友善、愉快地和你交谈，分享许多事情，但明显有防备，我们必须努力营造安全、信赖的感觉。这与尊重病人的限度有关，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复杂过程；如果她们认为我对她们说的话有很好的回应，就会觉得可以信任我、多冒点险。”

有些病患会说法语，但克里奥语才是她们的母语，因而奥斯瓦德森在此地需要仰赖她的海地同僚。“我非常倚重迪兰诺和洁内，因为她们能读懂所有我不明白的细微信号。咨询过程中会出现某些信号，代表我们应该略过或者施压。”她也意识到批评当地习惯的风险，即使这些习惯可能带来危险后果。例如，许多妇女在怀孕期间服用的草药可能危及胎儿。“我不是非常精通海地文化，所以需要迪兰诺和洁内帮忙，用不会冒犯她们的方式说明。如果你是外地人，讨论起来会很困难，因为她们把你视为外来者，不属于这里，现在你却告诉她们不应该这么做，可这是她们的文化。”

其他文化差异更加棘手。“我遇过有妇女说丈夫对自己开枪，还告诉我们她们要怎么做才能维系婚姻；我不认为在瑞典遭到丈夫枪击的妇女，还会把心思放在该如何改善关系上。”有时候妇女会在宝宝死后遭丈夫抛弃，任由她们为同时失去孩子和婚姻而痛心。奥斯瓦德森的病人还包括孩子的孩子：她提供过咨询的最年轻的母亲是十一岁。

奥斯瓦德森坦言，这些女孩和妇女需要的不只是咨询。“我想要给身处贫民窟的她们干净的水、污水处理系统、住的地方、工作，跟她们说话能做什么呢？但我明白我们在帮助这里的人，我明白我们给了她们某些东西，纾解某些伤痛。你可以与病人建立关系。”

茱迪安医院在太子港开张时，MSF已经在这个当时充满暴力的城市的其他地方工作。二〇〇四年的军事政变后，总统阿里斯蒂德流亡海外，联合国派遣巴西领军的维和部队稳定海地局势，于当地部署了七千名军人和两千名警察。这个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简称MINUSTAH）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海地民众指控有军人于镇压集会活动时大量屠杀平民，尤其是在太子港恶名昭彰的贫民窟太阳城。二〇〇四年十二月至二〇〇五年四月之间，首都三个MSF医疗中心收容的病患，有将近三分之一是来接受枪击或刀伤治疗的。

两年后，海地终于举行选举，要决定阿里斯蒂德的继任者。二〇〇六年二月，投票者选择普雷瓦尔担任新总统，局势暂时冷却。但那年夏天，首都暴力再起，七月时，MSF医治了超过两百名枪伤患者。到了二〇〇七年初，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和海地警方终究设法控制住了局势，同年十二月，MSF将自己位于太阳城的医院交由当地政府机构经营，组织内部开始讨论是否该逐步结束其他海地项目，转往他处。

然而，一连串事件导致MSF留了下来。二〇〇八年初，豆类、稻米、水果及其他主要食物价格暴涨，绝望的饥民吃起太阳烘烤的泥饼。粮食危机在四月到了严重关头，数千名海地人在街头暴动，焚烧轮胎、洗劫商家、与联合国部队交火。MSF比利时分部在首都贫民区马蒂斯桑经营了一家紧急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当时不论去哪里都很难避免被愤怒的暴民丢石头。九月时，飓风古斯塔夫、汉娜、伊奇重创了西北部的滨海城市戈纳伊夫，引发洪水和泥石流，超过八百人罹难。接着在十一月七日，佩蒂翁维尔市一间三层楼的学校崩塌，压死了至少九十人，其中许多都是孩童，约半数生还者于马蒂斯桑及首都另一家MSF医院圣三一创伤中心接受治疗。

戈纳伊夫的水患让MSF有机会参与其中的工作，令组织中那些喜爱追求刺激者热血沸腾。灾难发生时，马西米兰诺·柯西才刚开始担任MSF比利时分部的负责人，当时比利时分部经营的马蒂斯桑医院每个月处理八千名左右的病患。柯西是意大利人，在MSF已有九年工作经验，身陷过好几次高压环境，包括第二次利比里亚内战及南苏丹，曾被困在叛军以卡拉什尼科夫机枪胁迫飞行员的小飞机中。而在太子港，他发现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是MSF最高阶的现场管理工作，确实比较缺乏刺激。“我在办公室写报告、打电话……”他越说越小声，摇了摇头，“接着，三周之后，我来到这里。戈纳伊夫情况紧急，我跳上直升机，再度置身混乱中。太好了，我就喜欢这样。”

柯西和另外七个人组成的团队抵达后，发现城内百分之八十的地方水深达数米。“那些民众住在屋顶上。大部分地区我们都到不了，因为到处是水，我们无法开车过去，所以改搭直升机。”MSF规划出三种介入方式：首先，派流动医院（巡回各地的小型轻装备医疗队）过去到达受困洪水的民众中间；然后为超过十五万人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协助防范霍乱等水患相关疾病；最后，他们着手设立新医院，替代完全损毁的旧医院。“我们使用占地六千平方米左右的老工厂，用木头和塑料布架设内墙，将它变成有手术室、小儿科、门诊部、急诊室的医院。”城内的洪水数周后才完全消退，留下了大量泥巴，但二〇〇八年年底，MSF便将医院交予了该国卫生部。

柯西对进驻地区的民众无疑深感同情，但他也坦承自己喜欢置身于行动中心。“如今当我回到意大利，我的朋友全都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和他们的烦恼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们会说：‘小马，你尽做些刺激的事，我却一直做着同样的工作，生活完全一成不变。’而我会说：‘没错，你们的生活一成不变，但你们建立了家庭，安定了下来，这是我所缺少的。’不过我不嫉妒他们，否则就不会来做这个工作了。我的生活不需要安定——我受不了安定，那比炮轰还令我害怕。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待在MSF，因为它正好满足了我的需求。”

和大多数MSF老手一样，柯西对组织有许多挑剔，不过即使九年过去，他仍坚持MSF是最“清廉诚实”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谈到重大支出时。在介入戈纳伊夫的那五个月，组织编制了两百六十万欧元的预算交由他掌管，当他制作财务报表时，只有九千五百欧元去向不明——占总预算的百分之零点三六。柯西说，短少几乎都是因为团队单纯忘了记录完全合法的开支，但位于布鲁塞尔的总部为这个过失而对他发飙。“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子，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MSF。”

身为专注于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团体，MSF从不希望项目长久延续下去。当然，有些项目持续数年，因为若是MSF离开了，当地民众将无依无靠。但饥荒会结束、战争会平息，局势通常会恢复正常，此时国家就需要开始运作，由当地来管理医疗体系，而MSF根本无法提供这样的进程。举例来说，随着太子港的残酷暴行获得控制，MSF的圣三一创伤中心进入援助团体所称的“过渡期”。虽然状况不再紧急，但海地政府显然没有意愿或能力维持MSF所提供的医护质量。病患继续来到圣三一创伤中心，不去应该要有能力照料他们的公立医院，让MSF成了实质上的卫生部。然而若是这个组织离去，将资源用到世界其他地方，是不是等于抛下这里不管？

回想二〇〇九年春天的情况，布莱恩·菲力普·穆勒坦言自己感到沮丧。窗外的发电机隆隆作响，在圣三一创伤中心的办公室中，这位MSF法国分部的负责人神情疲惫，他说那一连串的真切灾难似乎还在继续。他希望在二〇一〇年年底将医院移交给政府或其他非政府组织，但不指望移交过程会平顺。“总有状况会发生。我发现今年的太子港充斥着各种危言耸听，尤其是在我们宣布要结束这里的项目之后。你会听到像是‘狂欢节向来暴力，将有数千人涌上街头，有人会带着刀枪，会造成六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结果刚结束的狂欢节情况如何呢？一人死亡，所有伤者都当场获得了治疗，不成问题。然后到了四月，谣言换成了：‘参议院选举，会是一场灾难！’于是我们做好准备，实际上却什么都没发生。首都以外的地区是有些状况，但完全没有出现民众预期的大灾难和暴力事件。现在民众又开始谈论飓风季节。一旦我们开始为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做准备，我就认为是时候该质疑我们的适切性和影响力了。”

穆勒并非暗示太子港的医疗需求不再迫切；走一趟圣三一创伤中心，很快就会让人打消这种想法。术后照护区内，一群严重骨折的伤患正在疗养，其中一位以装满沙子的漂白剂瓶当作重物做收缩复健训练；烧烫伤病房中，一个小男孩脸朝下趴着，露出臀部触目惊心的伤口。这些场景令人不安，却是任何创伤医院常见的景象而非严重危机的标志。穆勒来自新西兰，是受过训练的创伤护士。二〇〇六年暴力最猖獗的时期，他在海地执行过初期任务，状况截然不同。“当时真的很紧迫，我们面对的状况其实就是内战。医疗团队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连续工作，不眠不休。但现在情势和缓了许多，所以我们的工作也变了。如今我们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业务是因暴力所致，大部分的外科手术都是因为家庭矛盾、劳动意外，再来就是道路事故。我们在做许多必要的事情，却不是我们真正的使命。我们的急诊室有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病患都无须住院治疗，伤口经缝合、包扎后，人就离开了。所以这些工作内容多半不是拯救性命，任何小诊所都做得来，但这些病人来找我们是基于两个理由：因为品质好，也因为免费。”

“产妇之家”也有类似的考量；免费产科照护计划原本打算让MSF逐步缩减业务，将事情移交给当地政府。如果公立医院水准提升，有能力应付这些状况，该组织希望首都未来不需要一间医院处理紧急产科病例，但团队人员知道必须逐步移交责任。如同其中一位成员所说：“就这么在二〇一〇年年底结束项目等于是犯罪。”

穆勒也有相同的担忧。“比利时、荷兰、法国这三个进驻太子港的MSF分部，每年合计编制了一千五百万欧元的预算投注在这里，把所有经费合起来，已经可以运作一间公立大型综合医院了。对我们来说，这种做法不再站得住脚。”但民众显然不希望MSF离开。“当我们宣布项目结束时，有人威胁要阻断通往机场的道路：他们说会制造混乱，那样我们就得留下来。在这里，MSF赫赫有名、广受喜爱，而且备受尊敬，我们离开后，一定会出现真空状态。如果我们明年离开，该怎么处置这些病人？他们要去哪里？”

谈到自家医疗中心的病患，穆勒的语气激动起来。“她二十六岁，四肢瘫痪，需要有人每两个小时替她翻次身、料理大小便、长期照护。唯一可以照顾她的七十五岁的阿姨，刚被诊断出有肝癌，预估只能活到年底；阿姨过世后，就没有其他人能照顾这名年轻女子了。她目前住在贫民窟的破旧小屋，待在一个纸箱上，悲哀啊！我希望我们能为这些人找到出路。”

后记

无论MSF在分阶段终结海地项目上有哪些计划，一切都在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下午四点五十三分消失了。那一刻，整个岛屿遭受了毁灭性的地震冲击，死亡人数永远无从确认，最保守的估计数字是超过二十二万人罹难——堪比二〇〇四年的南亚海啸——另有三十万人受伤，约一千三百万人无家可归。

这场地震是MSF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当然，这个组织经常驰援自然灾害的受难者，往往一两天内就到达当地，但他们从未在已经进驻执行重大项目的地区遭受此等规模的灾难袭击。

早在数个月前，莱斯莉·贝尔就已经完成她在太子港担任后勤协调员的任务。到了一月时，她已经在肯尼亚拉姆的海滩上啜着饮料，直到数天后进入市区才得知有地震发生。“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上面写着：‘你明天搭得上飞机吗？’”贝尔立刻中断假期，在地震后一周左右抵达了海地。

温蒂·赖于二〇〇九年年中离开海地，听闻这场灾难时，她正在多伦多一间医院的急诊部门工作，也觉得自己必须回去。二〇〇八年佩蒂翁维尔市的学校倒塌时，赖医生正在太子港，那场意外夺走了大约九十条人命。她只能想象城内必然损毁，那里有数千栋建筑物，其中许多还是粗制滥造。抵达的第一天，她开车穿过瓦砾堆时得到了答案。“有些建筑物就像凭空消失了，有些建筑物还看得到楼板，但如今看起来是平的。”

贝尔和赖医生来到“产妇之家”，一年前两人和同僚才刚费尽心力设立了这所医院；如今，她们发现它依然矗立，但已经无法使用。“地震发生时有些人员在建筑物内，他们说可以感觉到建筑物摇摇晃晃，周围的墙壁四分五裂。”赖医生说，“没有人受重伤，很神奇，因为从某些照片中我看到大石头压在病人的床上。窗户爆裂，原本的混凝土外墙如今裂开一个洞，无法遮风挡雨。”许多病患被移到院子里，等待安全时机才能撤离。“我认为那些病人真的想赶快回到自己的家，和家人在一起。”

沿着德马斯街过去不远处，MSF圣三一创伤中心的灾情就严重多了：建筑物坍塌，数名病患及两名当地雇员罹难。MSF团队人员将幸存的病患移往户外，尽己所能医治他们，但很快就开始有大量伤者涌入。作为太子港唯一的紧急外科医院，挤压伤、骨折的伤患终究应该前往圣三一创伤中心。院内人员尽力处置，在灾难发生的头两天，露天治疗了四百位左右的病人。

没有外地来的MSF成员死于地震中，那是个小奇迹。地震开始时，赖医生执行第一次任务期间居住的房子里有三个人，其中两个身处一楼，他们设法在墙壁碎裂前逃了出去，但加拿大籍的后勤专家丹妮尔·崔帕尼尔在自己位于二楼的房间休息。随着建筑物坍塌，她跌落到地下室，被成堆的瓦砾掩埋。数小时过去，同僚都以为崔帕尼尔死了，但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听见她时有时无的求救声。在一名司机的带领下，四位当地雇员冒着生命危险徒手在数米厚的混凝土和变形金属中挖掘。等他们终于救她脱身时，浑身是伤且饱受惊吓的她已经受困将近二十四小时，但好在她没有大碍。

贝尔的职责包括为MSF寻觅落脚地点，要在太子港及邻近社区设立医疗中心。这项工作在灾难发生前就已经够难了，如今更是几乎不可能，不仅由于市内大多数建筑物已经不稳固。“最大的挑战是找到场地，因为有太多非政府组织进驻了。”即使当他们找到完好无缺的建筑物时，病患和工作人员也都害怕待在室内。恐怕这不能算是非理性的恐惧：一月十二日之后那几周，那个城市历经数十次大大小小的余震，每次都逼得受惊的居民逃到了街上。最初的地震过后八天，一场规模为六点一级的余震扩大了损害程度，也造成两个MSF医疗中心无法使用。

MSF的震后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属圣路易斯医院，这间充气帐篷医院填补了圣三一留下的空洞。自二〇〇五年十月的克什米尔地震之后，MSF也曾创造过这类工程奇迹，但圣路易斯是他们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野外医院。灾难发生后三天内，法国和比利时的MSF后勤中心派遣一架飞机前往海地，上面装载了四十五吨的设备。不幸的是，由于太子港机场仍然一片混乱，飞机必须降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然后在那里不辞辛劳地将货板装上卡车。MSF团队人员日夜赶工，终于将医院配备送达一所损毁中学的足球场上。数百名当地雇员摊开塑料地砖，将帐篷零件搬至地头，挂起发电机和空气压缩机。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随着空气注入，九个白色帐篷自地面缓缓立起，每个帐篷占地约一千平方英尺。MSF在地震损坏了市内所有自家医疗中心后几乎不满一周，便经营起了一间设备完善的医院，里面有两百张病床，还有两间无菌手术室、一间加护病房，由自己的电力系统供电。

到了三月中，MSF已经设立二十六个据点，提供超过一千三百张病床，还有四个流动诊所。来自国外的工作人员从三十位左右增加到了三百五十位以上，由三千名本地人员支援。医疗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头几天是治疗可怕的挤压伤、施行紧急外科手术，接着是对抗未获妥善照料的伤口感染。术后照护持续数周，包括更换敷料、清洁伤口、移植皮肤、安装假肢。到了地震过后八周温蒂·赖返家时，许多伤患的断骨已经愈合，医疗团队也可以拆除石膏和外固定器。对于那些还有希望完全复原的人而言，恢复正常生活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于是MSF准备长期安顿下来。“我们计划搬进能维持得比较久的建筑物，但选择不多。”赖医生说，“我们已经确认某些建筑物可以利用，但这取决于很多事情，对于置身水泥建筑物内的恐惧占了很大因素，工作人员和病患都一样害怕。”

由于太多民众无家可归，MSF注意到这些城市居民中开始出现新的疾病。“城市里有大约一百五十万人流离失所，在各处搭帐篷栖身。”赖医生说，“那提高了民众罹患传染病的风险：疟疾病例越来越多，我们还看到严重的急性营养不良。过去我们发现许多慢性营养不良，但没有营养急症，现在却有了。”虽然较大型的营地有茅坑或流动厕所，但城市四周的临时收容所很多都缺乏卫生设备，到处飘着污物的恶臭。随着雨季逼近，情况只会越来越糟。MSF尽其所能，至少是建立基本卫生设施，分发厨房用品、简易油桶、塑料布、蚊帐、毯子。

莫妮卡·奥斯瓦德森回到了太子港，继续执行MSF的心理保健计划，头两个月治疗了超过两万两千人。有别于辅导怀孕期间经历困难的母亲，如今她协助民众处理自身见证的可怕事件、失去所爱、肢体残缺或受了其他令人衰弱的伤之后对未来的期望。

“对MSF来说，这场地震改变了一切。”温蒂·赖说，“一月十二日之前，这个国家比过去稳定许多，暴力等级降低，政治更加安定，我们甚至在思索是否还应该待在这里。但如今民众脆弱多了，在可预见的未来，MSF将继续在这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