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黄埔村中

——他走进人生的午夜。他在现实面前开始睁开眼睛。虽然没有看见他的明天的晨光，但是他看见了昨天的残星。

5. 此黄埔非彼黄埔，邱行湘竟得他乡遇故知

黄埔村坐落于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之处的偏僻地带。村前是银白如练的漳河，村后是翠绿如染得群山。村里的一座座方块形的旧时房屋，包围着一个宁谧的天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漳河训练班就设在这里。

邱行湘在傍晚时分走进黄埔村，走进一座朱色大门的四合院里。东厢房门打开了，屋里没有人，却亮着油灯。他和衣倒在铺位上，鞋未脱，双脚伸出床外，随便将棉被往肚子上一拉，便不愿意动弹了。洛阳一仗，他有七个昼夜没有合眼，这十几个晚上，他又常常失眠。现在，是他一个人安静地偿还他瞌睡账的时候了。据说晚上睡觉也是需要力气的，邱行湘只觉得他连睡觉的力气也没有了。他暗想，即使要死，也得等睡醒了再死。

邱行湘睡觉有打鼾的习惯。现在他的鼾声起来了，却远远没有先前响亮，且愈到后来，愈没有声音了。他闭着眼睛，却看到外面火光熊熊，狼烟滚滚，夜空出现了带马达的流星，战机像老鹰逐小鸡一般俯冲下来……邱行湘翻身跃起，一个箭步蹿到门前，现在援军已到，是他收拾残局的时候啦！当他看见窗外一动不动的岗哨，方才发觉是噩梦一场。他抹去额上的冷汗，不敢再睡，双手托住腮，坐回床沿上，望着壁上的影子发愣。可谓“梦里乾坤大，醒时日月长”。邱行湘捂住怦怦乱跳的胸口，真不知如何打发从现在开始的寂寞长夜。他站起身，背着手，在屋子里匆匆来回，像一只性急的麻雀最初被捉进笼子一样，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烦躁与恐惧。

他第二次想到死。自杀，现在有条件了，此间正是时候。黄河水软，墙头砖硬。笼中麻雀常常碰壁而亡。然而他又想到国民党还有半壁江山，军事上亦占一定优势，敉平“匪”乱，统一民国，未必不能实现。小小洛阳城，只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区区邱行湘，只不过是蒋介石的一个兵，国民党将领中，比自己高明者比比皆是。更何况胜败乃兵家常事，自古从不以胜败论英雄，又何苦鼠目寸光，轻菲此生呢？而且死于僻壤，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无异，又怎能发泄失败的仇恨呢？想到这里，邱行湘自谑道：谁教你变成人的呢？你要是猪就好了，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这里倒是你的福地……不，不！猪关在圈里也不会服气的，也要拱翻木槛的。邱行湘冲到房门，一阵浑打乱踢，高声吼道：“要杀就杀，软禁干什么！”

门外走进一个人来。来人没有说话，笑眯眯地走到邱行湘面前，双手一叉，仰面大笑起来。邱行湘疑惑了，借着昏暗的灯光，将来人一番打量：披一件灰色军袄，高大魁梧，红头花色。他以为又是哪位解放军长官。

“我是蒋铁雄呵！”

“……！”

蒋铁雄是邱行湘的同乡同学。黄埔六期生，留学德国，官至国民党快速纵队副司令。1947年上半年，晋冀鲁豫解放军在豫北攻克汤阴，蒋铁雄随他的长官、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被俘。

邱行湘看见蒋铁雄，半晌说不出话来。千头万绪，他不知从何说起。他来不及回顾在溧阳乡间私塾里的同窗之情，也来不及追忆在国民党官场里的莫逆之交，更来不及倾吐分别三年来的思念之苦，他此刻唯一的言语，是为着今日竟相逢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为着上帝为他们安排了这么一个好地方而长叹不已的那一口气。

蒋铁雄倒没有这般繁琐的感伤，他流露出来的神情，除了有同乡人异地重逢的欣喜，还有旧时代大年初一的祝福。蒋铁雄话长，每每扬起眉毛：“既来之则安之。我被俘三百多天了，一天比一天安心。共产党的事情，我比你晓得的多啦！解放军是正义之师，训练班是仁义之地……”邱行湘话短，每每皱起眉头，他突然感到蒋铁雄不像他印象中的那个狷介倔强的伙伴，更不像当年那个硬骨铮铮的快速纵队副司令。尽管蒋铁雄说一口纯正的溧阳乡音，邱行湘听来也甚为反感。但是，不管怎么说，当邱行湘落进人生的枯井的时候，他对井底的蛤蟆也不会讨厌，何况现在是看见了自己的老相识呢？！单从自此便可从寂寞中解脱出来这一点着想，他也深感蒋铁雄是上天有意掉在他身旁的一颗福星。在福星面前，受福者是没有理由计较什么的。哪怕这是一颗失去光芒的陨石，邱行湘也感到要比墙上那盏油灯明亮得多，温柔得多。

第二天，解放军二野漳河训练班李主任和姚科长设宴款待邱行湘，并邀蒋铁雄作陪。李主任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穿一身灰色粗布军装，扎着绑腿，和北方农民一样，蓄着大圆头。他憨厚地笑了笑，将筷子在桌上齐了齐，指点着菜肴对邱行湘道：“条件差，不要客气。”邱行湘望了望面前这两个解放军干部军服上的补丁，又望了望桌上大大小小的碗碟，心里思忖道：共产党人生活之艰苦，是惊人的，可是一旦奢侈起来，也是惊人的。席上，除了少数的本地的山珍，大半是山东滨海的海味。李主任笑道：“看起来我们在深山里，实际上我们和住在海边一样，因为我们的广大解放区，基本上是连成一片的。”席间，姚科长向邱行湘介绍了解放区生产自给的情形，李主任则告诉了他当前的战场局势

军人的每一根神经都连着战场，战场的每一丝硝烟都刺激着邱行湘的神经。解放军就在攻克洛阳的同年同月同日，收复了四平街。这位参加过四平街战役并且以四平街勇将自居的将军，承受着外人不可体察的隐痛。胜利之日，四平街的战功是属于主将陈明仁的，蒋介石为陈明仁挂上了青天白日勋章。待到他首次出任战场主将，期待着蒋介石为他挂上青天白日勋章的时候，他反而失败了。于是，失败之时，那往日的胜利则变作今日的失败的讽刺。那讽刺的意味，只有他一个人知晓：你邱行湘跑过了初一，跑不过十五！

李主任似乎觉察出邱行湘心底的颓唐，把话题转向了3月2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大”。却不料这更是打在邱行湘的痛处。正是在这次“行宪国大”上，蒋介石出任总统，桂系头目李宗仁当上了副总统。这使得包括邱行湘在内的陈诚系将领极为反感的美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8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象征国民党统治之蒋介石氏，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以过去的人物者。……李宗仁之资望日高，彼对国民政府无好感的宣传，似不足置信。”这些无稽之谈，竟得以势所必然的如愿以偿，邱行湘此间只有恨地无缝了。他没有点燃“行宪国大”大门上的红灯，反而打熄了蒋介石宝座上方的绿灯，从而促成了一桩在昏暗的光线下进行的中途换马的买卖。

黄埔村里难得的佳肴，他一点儿没吃出味来。

6. 以蒋介石“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保不变”的哲学为武器，他气宇轩昂地走进了崭新的战场

漳河三月，桃汛滚滚。李花给村后的山峰戴上了顶顶白帽，麦苗为村前的土地铺下张张绿毯。

邱行湘不会追求感官刺激的享受，他甚至因为心境和时令的失调，常冒无名鬼火而最终导致恶性循环。然而，大自然偏偏有这种魔力：她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使忧心忡忡者在某一个顷刻之间茅塞顿开，赏心悦目。邱行湘不知在哪一叶花瓣上发现了万物的生机，亦不知在哪一缕阳光里排去了死神的阴影，他现在思维的首要命题是活下去的可能。共产党优待俘虏，是真是假？他是未卜未知。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的兵士、下级军官、军医、军需等等，经过共产党“洗脑”，有可能放生。但是，对国民党高级军官呢？他想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俘虏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高级军官，送到黄埔军校，成立训练班，中共方面的韩麟符任训练班政治部主任，将这批人短期教育后，同样送出去参加革命军。但是，物换星移，时过境迁，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誓不两立，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漳河训练班不是军校是监狱，要想在这里得到共产党的优待，是万万不可能的！且慢——邱行湘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干什么要指望共产党呢？将来鹿死谁手，目下还是一个谜。单为了指望这个，重要的依然是活下去。至于活下去的条件，他自有铁一般的原则。如果共产党要他以变节来保全性命，那么他是决意不受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相信他的人格，相信他的意志，相信他的信仰。他现在依旧穿着国民党的军装，他依旧为自己保留着国民党将领的军衔，与过去唯一不同的是，他被迫离开了他那可爱的战壕，被迫来到了这块陌生的土地。但是，邱行湘以为，这仅仅是战场的转移，如果说，他在炮火的战场上，是一个永恒的失败者，那么，他在灵魂的战场上，将成为一个不朽的胜利者。邱行湘就是这样，以蒋介石的“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保不变”的哲学为武器，气宇轩昂地走进了他的崭新的战场。

4月初，邱行湘被编进班组学习。

他进入了一个年轻人居多的小组。组长是一个叫安惠林的小伙子。邱行湘估计这几十个人都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上与下，自有法定的礼仪、他虽然不奢望在这里能接受下级的室内军礼，却也等待着众人对他的仰视。事与愿违，他刚跨进门槛、组长就用严厉的语调命令他坐在“被告席”上交代问题、邱行湘本指望在这里如鱼得水、殊不料落得个鱼进油锅，竟然成了囚徒的囚徒。事到如今，他也不得不启口了。

“委员长令我……”

“什么！”

“是委员长令我去洛阳的嘛！”

“什么委员长，是蒋光头！说下去。”

“……陈总长当时……”

“什么陈总长，是陈癞子！说下去。”

邱行湘不再说下去了。关于蒋介石的绰号，老百姓取得五花八门，他听腻了。对于陈诚的绰号、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公开喊叫。陈诚头上有几处疮疤、终生蓄长发，除了他的老家浙江青田高市人多以陈癞子称之外，绰号并未远扬。现在，邱行湘觉得实在刺耳，辱骂他人，他犯不着与人一般见识；辱骂陈诚，辱骂他跟随了半辈子的他从心底钦佩的总长，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你们怎么骂人！”

“骂人？你他妈满手血腥，还嫌俺口臭！”

邱行湘霍然起身，径直出门。一个青年人挡道说：“想溜？可以。请从我的胯下过去。”满屋哄堂大笑。邱行湘气得方脸变作长脸，他捏紧拳头，高吼一声：

“你们要干什么！”

“要揍你！”一个青年人上前对准他的胸脯就是一拳。邱行湘身材不高，稳力极好，力气颇大。他乘来人脚跟未站定，猛一挥拳，将对方打在地上。几个青年人一起朝他扑来，他躲闪不及，一脚将木桌踢翻……正当他寡不敌众，被年轻人按在地上时，解放军看守人员闻讯赶来，制止了这场行将炽烈的混战。

邱行湘事后知道，这些年轻人并不是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他们是解放区里犯了错误的基层干部。他暗笑道：蒋介石爱我，我自然爱蒋介石；共产党不爱他们，他们却爱共产党、岂不怪哉！但是，他回过头来想，这些人虽然是囚徒。但毕竟是大婆子生的、纵然他们把自己打死、共产党也不会吱声的。可是，就在当天中午，他听人说，训练班的李主任把组长安惠林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通，并且令其写检查、在小组内宣读。邱行湘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他准备把安惠林的宣读当作京剧唱腔来听。邱行湘最后感到的，却是伤心。解放军没有打他、解放军的犯人倒打了他，这使他很不服气。他找到李主任，哭丧着脸诉苦说：“君子可杀不可辱，打人是奴隶时代的产物，希望贵军羁绊害群之马！”但使他感到意外的是，李主任当着他的面，却肯定了这些年轻人的思想感情，表示对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邱行湘急了，摊开双手说：

“要是贵军公平的话，为什么不体察体察我的心情？”李主任来个所答非所问：

“已经研究了，你明天到蒋铁雄那个小组去。”

邱行湘打从呱呱落地，此时是第一次从内心感激他的敌人。

7. 训练班教唱《蒋介石，你这个坏东西》，他又一次面临生存危机

同是一个村庄，对于邱行湘来说，不同的四合院有不同的空气。在清一色的国民党被俘军官组成的小组里，他感到连众人的汗水也是香的。

这里，他结识了新的朋友：孙殿英部队的两个师长刘月亭和杨明轩，庞炳勋部队的参谋长贺一吾……蒋铁雄为他收拾铺位，刘月亭为他打水盛饭，五十多岁的贺一吾平日不多言谈，却常在他跟前一口一个“邱老弟”。如果说，邱行湘在漫长的官僚生活中，从未感到什么是满足的话，那么，现在他领受了“知足常乐”的快意，懂得了“能忍自安”的哲理。白天，他在学习会上大口地呼吸；夜晚，他在大通铺上大声地打鼾，他为自己规定的在近期唯一的任务是，消灭腮部因骨骼突出形成的直角，让直角隐蔽在弧形的脂肪里。

奈何在邱行湘的路上，一厢情愿的好事并不多。现在，他又到了濒于窒息的地步。

在早晨集合会上，训练班教唱《蒋介石，你这个坏东西》。各组人员整整齐齐站在村头的操场上，用各种神情，各种音调，但基本整齐地唱着：

蒋介石，你这个坏东西……
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扰乱金融、破坏抗战都是你。
你的罪名和汉奸一样的……
你这个坏东西，
真是该枪毙！唉，
你这个坏东西，唉，
真是该枪毙！

邱行湘没有唱。他站在前排中间，低着头，面红耳赤。感情这东西，真是不通自融。蒋介石受骂，邱行湘害臊。他刚刚抬起头，正碰上李主任的目光，不得不把脚移动一下，用以遮蔽内心的恐慌，躲避对方目光的进攻。而后终于重新低着头，像截木桩呆呆地立在那里，一动不动。歌声越来越大，他发现有人在撞他的肩头，睨时，原来是身旁的蒋铁雄已经唱得摇头晃脑，脚也站不稳了。蒋铁雄也瞟他一眼，口里唱道：“就是你、就是你。”节奏愈来愈密，队列里左一声“坏东西”，右一声“该枪毙”，连他这个没有张口的人，也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他濒于窒息的边缘，其痛苦并不亚于被包围在弹如雨下的洛阳中学核心阵地。冷飕飕的山风之中，他的额头竟渗出滴滴热汗。

一声“解散”，人们四下离去。邱行湘正想抬腿，见李主任朝他走来，他又不敢动弹了。这位永远以正眼看人的身材高大的李主任，由于有着与他二十多岁年龄很不相称的老练，使邱行湘有几分畏惧他。尽管李主任不止一次对他声称，他们不是法官，这里也不是法庭，但是，邱行湘认为，若是共产党现在开始审讯他，他是没有理由拒绝出庭的。李主任说话了，还是老习惯，微微一笑：“老邱哇。早上要多穿一点儿、北方不比南方。”待邱行湘抬起头来、李主任已经走远了。邱行湘仍在原地没有动——他现在不想动。一次准备接受的审讯，就这样像晨风一样，轻轻地从他面前拂去。共产党对俘虏不杀不辱到这种程度，若不是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他是绝对难以置信的。

邱行湘带着一丝暖意回到小组，却受到人们的冷淡。有人警告他、共产党释放俘虏时，是以小组为单位的，既然如此，就不允许一粒老鼠屎搅浑一锅汤，害群之马应该根除；有人奚落他，要充英雄回洛阳去，这里蒋介石没有派视察小组；有人威胁他，要把他退还给那个年轻人的小组去，安惠林是治肿瘤的好手。邱行湘想对蒋铁雄说明，李主任并没有责难他，并准备就“没有责难”一事，发表自己的一得之愚。可是，他发现这位几乎是自己精神支柱的老友，表情也不是那么自然了。

邱行湘又一次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不过这一次他多少有些感触：人世间有许多烦恼是可以避免的。口里的苦果，是他自己塞进去的——只要他张张嘴，苦果就会吐出来。张张嘴有什么困难呢？只要吐出来的是苦果，而不是自己那颗灵魂！邱行湘这样想时，贺一吾朝他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叹道：“《人生指津》云：身为囚徒，两望朝下，欲望淡泊，布衣粗粝，怡然自得，除了逆来顺受，就是随人骥尾。你我应该将此话置之座右。”

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人们，动植物为着生存斗争，对于环境有着惊人的适应性。邱行湘作为人，作为有着生存目的的人，同样不愿意把自己永远摆在被动的挨打的地位。他吸取了《人生指津》的积极因素，排除了先前的消极心理，决定也来个“哪匹山上唱哪首歌”。不出三天，他终于板着面孔唱了起来。久而久之，他竟发现这首歌并不是那么刺耳，甚至有时觉得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的节拍，与“扰乱金融、破坏抗战”的旋律一样落地有声。

只不过他在第一次启口时，把“蒋介石”唱成了“锵锵吱”。

8. 又是一场战役——孙殿英部的鸦片枪被解放军缴了械

刘月亭告诉邱行湘，孙殿英也押在黄埔村，就在村头南面的四合院里。不过他一个人住单间，没有资格参加训练班班组学习。对于孙殿英，邱行湘虽然没见过面，却早闻大名。这个已满六旬的骨瘦如柴的老头，小时家贫，因赌输了钱，投到大军阀张宗昌部下当马伕，以巴结贿赂升到迫击炮连长、旅长、师长、军长，曾拉出他当时的一连人当土匪，当过土匪总司令、大汉奸。1927年孙殿英受蒋介石改编，任四十一军军长。几十年来纵横华北，罪恶满盈，真是妇孺皆知。1928年，他以举行军事演习为名、率部到蓟县、马兰峪一带，封锁交通，用了三个夜晚的时间，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财宝，搜罗尽净。这就是全国闻名的东陵事件。孙殿英盗掘东陵，对于清末皇帝溥仪的刺激，甚至比冯玉祥对他“逼宫”还要厉害，以至于溥仪神魂颠倒地走到阴森的灵堂前，咬牙切齿地对宗室和遗老们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溥仪对孙殿英的恨，应该是私仇。人民对孙殿英的恨，无疑是公愤了。1947年5月27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上，李普为孙殿英画了一幅绝妙的漫画：这个鸦片烟鬼头上还戴着那顶美式帽，手中拿着可笑的龙泉剑，再以那“告徒红吉”和“保守党宣言”做背景，点缀着冈村宁次和蒋介石的委任状和嘉奖令，那半封建的特点也有了，半殖民地的特点也有了，作为这个社会没落阶级的一个代表，他正在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收容所里哀吟着，这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镜头吗？至于国民党对孙殿英的青睐，那就完全是一种利用了。像他那样的土匪头子、杂牌部队司令，莫说蒋介石，就连稍有资历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将领，也看他不起。邱行湘暗想，孙殿英与国民党不同，不管怎么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过两次合作，而孙殿英是共产党的死对头了。现在共产党俘获了孙殿英，孙殿英何日在黄埔村头碎尸万段，他是拭目以待了。

然而，孙殿英并没有哀吟多久。黄埔村的秘密，他终于发现了。

这是杨明轩告诉邱行湘的。孙殿英被俘以后，不怕杀头，不怕坐监，怕只怕断了鸦片烟。刚到黄埔村，他就呼天抢地了。没隔几天，断了鸦片的孙殿英，屙肚子，发高烧，胃痛，腰胀，什么毛病都出来了，脸色惨白，风来人倒。最后终于在号啕大哭之余，瘫痪不起，形同僵尸。漳河训练班看到这种非常情况，为了救孙殿英的命，火速派出人员扮作便衣，带着黄金去国统区的黑市市场，在贩毒犯手中买回鸦片。当解放军拿着鸦片走进孙殿英的房间时，孙殿英在奄奄一息中嗅到了天外的仙香，猛地翻身下床，跪在解放军脚下，磕头拱手，迭声惊呼：“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解放军是我救命恩人！”以后，漳河训练班采用发烟包的办法，逐渐减少供应量，最终把孙殿英几十年的鸦片老瘾断掉了。

“这又是一个战役呵。我们的鸦片枪，就是这样被解放军缴械的。”杨明轩在结束娓娓动听的故事时，对邱行湘这样感叹道。

原来，孙殿英部队的军长师长，几乎人人吸鸦片烟，刘月亭、杨明轩都有二十多年的老瘾。邱行湘不能想象脸上有个大伤疤的刘月亭，在当年的吞云吐雾中，究竟是个什么鬼样子，仅能从杨明轩对刘月亭当年“眼窝盛得下一个鸡蛋”的形容里，去嘲笑这些杂牌部队的军人的气质。而现在，刘月亭白里透红，神采飞扬；杨明轩肌肉结实，力气惊人。邱行湘以为，这才像军人的风度——哪怕是被俘军人的风度。

邱行湘对鸦片是深恶痛绝的。陈诚更是严禁烟、赌、娼。1931年，他随陈诚进驻吉安，时陈诚任命他为十八军特务营营长，叫他负责卫戍，一抓散兵游勇，二禁烟、赌、娼。一次，特务营巡查队就在烟馆当场抓住了十八军干部补习所一个姓覃的教官。据他明察暗访，十八军军法处处长咎右禾，副官处处长唐耀疆……甚至陈诚的参谋长郭忏，都是大烟鬼。又据他明察暗访，国民党对此明禁暗纵，陈诚的“三禁”，亦不过是沽名钓誉。

邱行湘知道，共产党是严禁烟毒的。万不想在共产党的黄埔村里，还有这么一桩为禁而纵的趣事。他不愿意赞美共产党，却愿意赞美共产党做的这桩好事。尤其是他看见杨明轩腰上挂着的那只玉蝉（刘月亭、杨明轩，作为孙殿英手下的师长，都领到孙殿英盗掘东陵的赏物。他们身上各有一件小玩意。杨明轩的是一只黛色的玉蝉，造型逼真，令人爱不释手。杨明轩更是不分昼夜，时时将玉蝉挂在腰上）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时，他在心里说，解放军虽不算正义之师，训练班可谓仁义之地呵。

9. 生平第一次劳动，扁担将他压矮的同时，一个从未有过的意识的形体却产生并长高了

这天，邱行湘生平第一次劳动。

训练班对犯人的劳动，是具有强制性的。他在以下意义上，对劳动并不感到被动：他感到他精神上的负担重了些，而体力上的消耗几乎等于零。他希望来个负担的转移，把心上的重量移一半到肩上来，以求得自身的平衡。李主任递给他一把锥子，叫他纳鞋底，他却去保管室领了一根扁担。他认为挑担子只需要力气，而他有的是力气；纳鞋底需要伤脑筋，而他再不愿意伤脑筋了。

黄埔村口东侧，是漳河训练班的劳动基地。初春时分，几十亩肥沃的土地上，麦苗墨绿，菜花金黄。仿佛大自然着意扮作妙龄女郎，吸引一切男性去追求生活。

邱行湘参加挑粪，为麦苗追肥。他挑起八十来斤的担子，开始起步了。作为军人，他在夜间也能笔直朝前走，可是一旦肩上挂着两个小小的木桶，他就形同醉汉了。身边走过李主任，邱行湘不愿意抬头，只听见他的扁担在肩上一嘎一嘎地打着拍子，他的布鞋在地下一嚓一嚓地合着节拍，百斤重的担子使他走得愈发悠然自得了。邱行湘望着人们一个个擦肩而去，心里好生恼火。他诅咒他那根扁担比擀面杖还会滚动，在他军人特有的平肩上，居然放不稳。好在他胳膊粗大，肩不中用手中用，他索性任其扁担从肩头滑到背上，一手拎一桶，咬着牙齿把粪送到麦地。蒋铁雄跟他开玩笑说，他这是在“横枪跃马走天涯”，他却鼓起眼睛，对他的同乡发牢骚说，北方的扁担做得太长太圆，根本没有溧阳的扁担好使。

来回几趟，手上的力气使完了，他不得不重新把扁担放在肩上，伸手将扁担按住。这下他又陷入新的苦恼：那粪桶不是前重就是后沉，走在二尺高的土埂上，那身子不是东倒就是西歪，腰被扭得酸痛作胀。莫看他已满四十岁了，肩上的皮肤却白如凝脂，嫩如豆腐（其实他的手先前也是如同柔荑一般，只不过摸了半辈子的枪，磨出一手老茧）。扁担一磨，那肩头刚开始发红，便已经破皮了。汗水渗进肉里，扁担又不敢丢开，他只觉得有千根钢针，一齐朝他心里钻，痛得冷汗跟着热汗流了。

邱行湘本是为着打发光阴来到黄埔村口的，现在他手搭凉棚，朝天望去，却发现太阳没有往日肯动。就在精神的、体力的压力将本来就不高的邱行湘压得更矮的时候，一个从未有过的意识的形体产生并长高了——他不是从口里而是从心里吟出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句。他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但这于他的新的意识的启蒙，似乎并无害处。他珍惜他的一切，自然包括他身上流下的汗水。现在，当他的汗水滴到麦苗上时，他发誓要尝尝由这几根麦苗尔后长出的麦穗所做成的馒头，究竟是什么味道。在这以后，如果说他感到每日三餐的小米、高粱，并不比他过去的中餐、西餐难吃，除了环境所迫以外，不能说与他今日的汗水无关。

劳动是第一课。休息时，李主任单独给他上了第二课——一个以后才编入课本的故事。

解放军中央警卫连有一个小八路，当兵时只有十二岁。有天劳动时，这个小八路坚决不参加。他的道理是：当兵为吃粮，要劳动，出来当兵干什么！连长说，你不劳动也行，跟我到那边玩玩去。走到那边，小八路看见一个老同志在劳动。连长问小八路，你认识他吗？小八路走近一看，是朱总司令。他惊奇了，忙问朱总司令为什么要劳动。总司令笑着说，共产党的军队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吃粮吃自己的粮。共产党的军队不为老百姓着想，又何必打仗呢？小八路听了很受感动，二话没说，跑回去劳动了。

这在现在有人认为是过时的故事，在当时却是对邱行湘的理智的一大冲击。在他看来，共产党军队又打仗又种庄稼，已经是举世罕见了。当官的也要劳动，连总司令也不例外，他感到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神话。按照这种逻辑，那么蒋介石也要劳动——邱行湘这样想时，只有谴责自己荒诞不经的推理了——哪一个国民党军政人员是吃自己种的五谷！拿自己作比就已经够了，怎么能随便惊动蒋总统呢！

邱行湘问李主任：“你们月薪多少？”李主任笑道：“我们没有月薪。蒋介石不发呀。”“你们怎样过日子？”“从生产里按照规定标准给生活费。这个生活费不是大洋，是小米。用小米折算成金额，如果生产超过了自己的生活规定标准，那么就要缴公。”倘若不是亲眼所见，身临其境，关于“小米加步枪”的奇迹，邱行湘是永远不会相信的。共产党贫贱不慑于饥寒，国民党富贵则流于逸乐，他无法解释这个现象。

李主任叫他在劳动中兼顾身体，并说劳动改造也就像戒烟一样，中间有一个过程。邱行湘自然明白李主任的好意，不过他没有戒烟的体会，他感到这个“过程”是太苦太苦了！他感到这个“过程”不应该是他的人生应该经历的。尽管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也在庄稼地里，但是他对农民的土地没有半点兴趣，他的全部兴趣集中在军人的土地上。

10. 胡琏究竟何时进入了洛阳阵地？洛阳失守到底怪谁？康泽这个无兵司令怎会被推到第一线？

在军人的土地上，寄托着邱行湘多少个梦呵。他把炮火连天的战场，当作尚存在心底的一块圣地。他把他的青春献给了他亲爱的国民党，他希望国民党亦能恢复青春，把冲锋的信号弹打亮在黄埔村的夜空。

然而，他永远听不见枪声了。他现在坐在四合院地坝里，听见的是令他烦躁的蝉鸣以及比蝉鸣更令他烦躁的战场消息。

——解放军再克洛阳。毛主席亲拟《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解放军攻克山东潍县，活捉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

——解放军攻克临汾，活捉阎锡山部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

——解放军攻克襄阳，活捉国民党中央常委、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特务头子康泽。

……

在训练班举行的形势讲座会上，邱行湘随着李主任语调的抑扬，产生了坐态的变化。先前他是正襟危坐，竖起了耳朵，现在他是弯腰驼背，垂下了脑袋。于是，他心底的那块圣地，也就发生了三十度的倾斜。

解放军对洛阳的再克，意味着在他失守洛阳之后，国民党军队对洛阳有一次重新占领。也就是说，胡琏的十八军确实进了洛阳城。他现在急于知道的是，胡琏究竟何时进入洛阳阵地？难道偃师和洛阳边上的枪声果真是胡琏打的？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他失守洛阳真是太不值得了！

邱行湘把解围洛阳的希望寄托在胡琏身上，是基于对胡琏本人的能力与十八军的实力的充分信任。胡琏在邱行湘眼里，堪称乱世里的一位冷静者。一方面，他对共产党军队的战略战术进行过精心的研究。面对共产党在全国战场上的空前胜利，他认为共产党现在不仅与江西时代大不相同，亦与由防御转入进攻的初级阶段大不相同，实在需要重新估计。在政治上，他认为共产党有打土豪、分田地一整套收买人心的办法；在军事上，他认为共产党学会了攻坚战术。解放军已经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仅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另一方面，胡琏充分信赖国民党军队的装备。他认为国民党军队美械装备的一个团可以打解放军的两个团，以后又认为对解放军精锐部队如二野的三、六纵队，三野的第一、第八师，则只能一个团对一个团。

对陈诚军事集团的后起之秀、所谓“知已知彼”的胡琏，邱行湘现在只能折服他的见地的一半。对于前者，邱行湘的洛阳之战，已经成为胡琏高明的佐证；对于后者，邱行湘的全副美械装备的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的惨败，又已经成为胡琏浅陋的注释。

至于国民党十八军，则是陈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一手经营起来的最大的本钱。在整个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它是一支装备比较优良、结合比较巩固的军队，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十八军没有保住洛阳，邱行湘竟感到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意：迟来也好，早来也好，迟早都是一回事，这就是自保实力的下场。转念他又想到了洛阳城内的滂沱大雨，洛阳失守怪谁呢？不怪天时，不怪地利，只怪国民党人心不齐。

对于襄阳失守，邱行湘并不特别吃惊。他特别吃惊的是，康泽这个无兵司令，怎么会被推到第一线？当然，凭邱行湘在国民党的地位和职务，他是不可能知道以下内幕的：尽管康泽作为蒋介石的学生中最大的亲信，曾与蒋经国、郑介民一道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以后，蒋介石一直把他摆在身边，当人事参谋，也曾任过两次复兴社书记，担任《中国日报》的主编，但是他最终被蒋经国挤开，又一度到美国考察。在国民党内部争夺三民主义青年团最高宝座的权力斗争中，尽管他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但是蒋介石不允许任何人从他的儿子手中把权夺过去。于是，就在康泽的政治命运和国民党的军事命运同时发生危机的时候，他这个从不带兵的特务首脑人物，成了襄阳战场指挥官的最好人选。

邱行湘对于康泽率领区区两万人马，主战小小襄阳之地的唯一的理解是，蒋介石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记起在蒋介石第二次召见他时，他在南京国防部一厅一处处长苏时和二厅少将参谋邱希贺那里看到表册，知道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军或整编师，即是说，几乎每一个军都被解放军吃掉了一部分。战至今日，他哀叹他的日子过得太慢了，而蒋介石的日子过得太快了！他对1946年亲耳听见的陈诚在军事大会上“两个月内消灭苏北共军，五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的海口和此时听到的1948年4月9日，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上“我必定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肃清在黄河以南集结的匪部”的保证，只有啼笑皆非了。

天气火热，战场热火。后方大批解放军干部南下赴战。刚作完形势报告的李主任奉命离开了黄埔村，姚科长留在了同是战场的漳河训练班。

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自1947年3月撤出延安之后，继续留在陕北，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后，于1948年初春迁至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这意味着作为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的国民党被俘将领，也随即向北转移。盛夏7月，姚科长率训练班离开武安，经过邯郸、邢台，来到石家庄附近的井陉河边的一个村子里。

转移那天，邱行湘与姚科长同坐在一辆大卡车上。村口的麦子黄了，他望着消失在滚滚尘埃中的黄埔村，心里顿生惜别之情。他虽然没有意识到这里是他的明天的开始，却明白这里是他的昨天的结束，因此，不管好歹，这里是他人生的一站，黄埔村的山光水色将在他的记忆里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