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本批判理论中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4]

资本批判是一个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领域。国内理论界经过多年的研究，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果。资本批判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新变化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关系；需要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与资本的内在要求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国内学者以更客观、更开放的心态来认识和评价资本。

中国理论界对资本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有利用资本来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很快就被“消灭资本主义”这样的口号取代。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人们的意识仍然受到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因而对资本抱有敌视态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资本、只有资金，形成了简单否定资本的认识模式。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得以确立，资本也顺其自然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根发芽。学者们纷纷开始重新认识和反思过去对资本的理解，自觉地摒弃了教条主义僵化的理解模式，不再对资本及其历史地位做简单的否定评价，而是以更为开放的心态来审视资本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加之新的全球化历史进程，学界对资本的认识也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围绕这一主题的译著、译文大量涌现，针对国外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而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出发，根据不同的理论视角对资本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许多特点鲜明的理论和学术观点。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批判研究的进一步推进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和阻碍，下面几个问题就值得我们关注并着力解决。

一 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

资本主义自产生以来，经历了原始积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毋庸置疑，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在生产力领域表现为“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特别是信息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极大发展，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产业结构也朝着信息化、高科技化的方向发展；在生产关系领域主要体现在资本的社会化趋势、允许工人参与的多元管理模式，以及在财富分配上实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在上层建筑领域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方式更加完善，意识形态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在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有的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或者认为这些变化部分地改变了这一基本矛盾的本质，甚至还形成了“趋同论”的错误理论倾向，这种理论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为依据，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同”特征展开研究。笔者认为，造成这种认识分歧和错误倾向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首先，重新认识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研究工作是对教条主义僵化的资本认识模式的反制，这一过程难免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其次，由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长期受到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新变化，以及大量引介国外的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时，理论界还不能自如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范式运用到资本批判的理论工作中。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新情况、新变化并不难理解。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是资本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5]这就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与发展是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资本家作为资本的占有者，承担着资本的内在要求和这一阶级的根本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6]因此，资本家所表现出的贪婪本质只是资本无限地追求价值增殖的要求在这一阶级的体现。而资本要想实现价值增殖，就必须不断地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于是资本借助科技革命而推出了大量新型商品和服务，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地球村”效应拓展了资本在世界的发展空间；资本的逻辑不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且越来越普遍地渗透到政治和文化中，它不仅使文化商品化，使政治逻辑为资本逻辑服务，而且给政治和经济赋予了文化的意蕴，这种文化意蕴就是资本逻辑的普遍化；资本的逻辑反映在社会意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观念。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变化是资本为了实现自身的扩张而不断创造出来的条件。资本以自身为目的的本质追求绝不是资本家们有意识的共谋，而是资本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具备的必然结果。

二 资本的逻辑及其限制

与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和资本及其逻辑自身的限制。在西方左派思想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失败的制度，这种制度之所以失败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德里达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正“病态”地向前发展，经济领域中的竞争、民族战争、宗教和文化的冲突、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泛滥，这些正在撕裂号称民主的欧洲和今天的世界。[7]詹姆逊对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不能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来断言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趋于完美，实际上“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8]。资本无限制地扩张仍然是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危机无法根除的原因。吉登斯和皮尔森认为，以资本的世界性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经济使整个世界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绝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使整个世界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因此，他们不断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失控的世界上。”[9]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左派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正愈演愈烈，就连吉登斯和皮尔森这样的学者也不得不客观而全面地反思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全球性恶果。正是因为他们，“全球化”这一概念才被推向学术研究和公共探讨的领域。另外，对资本的认识和理解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入。起初，人们仅从经济学的视域讨论资本。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资本”是指为了生产而积累起来的物质财产，是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投入生产劳动中并获得利润的物化劳动。

马克思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物化”的资本理解模式，在他看来，资本不仅是物化的劳动，它背后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他指出，“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10]。如今，国外学者对资本的理解更为丰富多样，给资本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例如，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资本是破坏生态环境的力量。因为资本在不断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中必须鼓励消费，人们的消费欲望不断膨胀，必然导致社会的消费过度、资源滥用，其结果就是自然的异化。还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资本、资本主义精神、资本逻辑是当代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人被赚钱的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经济上的获利已经远远超出人们满足生活需要的目的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条首要原则。[11]因而，对利润和资本的追逐也成为当代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原则的本质内容。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在过去几百年中所发生的变化归结为资本为了实现价值增殖而必须满足的条件，那么根据同样的道理，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下所表现出来的“病态”和局限性，是这种制度对资本及其逻辑的约束效力不断衰减的结果。实际上，当资本的全球运动不断向前推进时，它自身的限制和矛盾也将随之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恰恰证明了资本自身的矛盾和困境已经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限制而向整个世界蔓延。这也预示着，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的缓解作用将发挥到极致。于是，资本自身的矛盾在全球化的催化下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是巨大的灾难和难以估量的风险。例如，资本的积累过程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有限性的矛盾；资本逻辑的轴心地位对生存逻辑的遮蔽；“现代化”名义下的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全球化经济下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性问题；资本理性背后的道德缺乏和伦理困境；等等。

由此可见，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相比，资本及其逻辑的内在矛盾是当代社会问题更为深层次的根源。正如马克思所阐释的那样，“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12]，它作为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精神上层建筑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作为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会积极地变化来适应并满足资本及其逻辑的内在要求，为资本的价值增殖创造条件。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变化、新特征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的矛盾，相反，这些新的变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并使这一危机的影响向全世界扩散，从而加速了资本的瓦解和消亡。

三 资本批判的超越性本质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资本及其逻辑的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陷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理解二者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这样的区分为基础，反观当前中国理论界认识和评价资本的路径，对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我们不能简单地只从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来认识和评价资本。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里，并不存在只好不坏或者只坏不好的事物。正如人类可以利用原子能发电而造福社会，同样，人类生产出来的原子弹也给自身造成了巨大危害，而且其影响会延续至后来的几代人，给人们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资本也是一样，它不仅能促进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而且能合理地配置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加快社会财富的积累，给社会带来更为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民主政治；然而资本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民族冲突、种族冲突、宗教和文化冲突以及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越来越凸显。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资本。一个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极力争取的资本家无疑体现了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和资本的本质精神，然而我们绝不会对他们的行为加以道德上的谴责，反而会对这样的资本家大加赞赏。相反，为了追逐利润而不顾一切限制和约束的资本家给社会带来的只能是灾害，而不是福音。由此可见，资本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本来就是它自身所固有的属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

其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发展，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取得了巨大提高和长足进步，人们的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在市场经济的激发下大大提升，整个社会的效率显著提高。不可否认，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理使用资本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同时，人们也看到了资本自身的缺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造成的消极影响。资本逻辑就像一种以太、一种普照的光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极端情况下，道德理性，甚至生命意义都消融在资本的“理性光辉”之下，以至于学者们发出资本逻辑霸权下伦理学贫困的无奈感叹。[13]实际上，从这些消极影响背后我们更应看到的是社会制度在保护人民利益方面还存在进一完善的空间。既然资本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是它自身所固有的属性，那么从最极端的意义来看，资本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完全有可能朝着自身所规定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能够从制度的层面去反思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寻找限制资本自身消极属性的对策与办法，不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那么在资本的消极属性得到充分制约的前提下，资本朝积极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最后，仍需强调的是，资本和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着相同含义的经济学范畴。而市场经济本身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并没有阶级的属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不同，更不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运行方式。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存在不同，那么我们只能从如下两个方面去说明。其一，市场经济发生的场域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其二，服务的对象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服务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本和市场能有效地把资本和资源集中起来，为人民办大事，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