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

一直以来，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学者们主要研究两大主题，即经济的波动和增长。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BC）出现之前的主流经济学中，经济的波动和增长一直被当作两个平行的主题进行研究，学者们分别给出了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的影响因素以及平稳经济、促进增长的政策建议，这被称为宏观经济研究的“二分法”。虽然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范式以及奥地利学派都将二者进行了联系，但它们不属于主流经济学，因此产生的影响较小。

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出现后，学者们可以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研究经济的波动和增长问题，然而对二者的研究仍然沿着两条平行的路径进行。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经济波动和增长的来源均为技术冲击或生产率的变动冲击。因此，学者们认为短期经济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只有二阶效应，没有一阶效应。

另外，Campbell和Mankiw（1987）发现在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生的外生冲击会对GDP水平产生一种持续性的影响，后来Campbell和Mankiw（1989）发现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很多其他的国家。Hall（1988）以及Burnside、Eichenbaum和Rebelo（1993）也认为索洛余值和其他相关变量存在相关性，即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相关文献认为的索洛余值完全外生是不正确的，产出趋势项和周期项应当一起进行研究。因此，有些学者开始试图将增长和波动放在同一个模型中进行研究。King、Plosser和Rebelo（1988）研究认为，通过资本、劳动力、能力、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质量以及对外贸易与结构效应，经济周期对各要素生产率产生了实际影响。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暂时性随机冲击只会引起潜在产出的暂时偏离。考虑到生产率的平均正增长，趋势增长本身就是随机的，但仍然是外生的。虽然生产率的波动可以被解释为商业周期，但趋势本身的变动在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中仍然无法解释。最近有几篇论文试图对内生增长和周期进行建模。Matsuyama（1999）和Waelde（1999）认为生产率的变化只是偶然发生的，要么是因为创新中存在着随机的失败因素，要么是因为公司愿意在高生产率增长后投资于资本积累。Comin和Mulani（2006）通过企业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创新提出了一种创新模式。企业的特殊性导致波动，普遍性的创新导致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都是内生的，而两者之间的权衡主要取决于市场结构。Bojanovich（2005）的研究结论也与此相接近。增长率的选择导致了随机成本的正相关。

随后，一系列论文集中讨论了外生增长模型中波动性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学者们关注经济波动对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例如Boulding（1966）、Leland（1968）和Sandmo（1970）。另一方面，Bernanke（1983）和Pindyck（1991）认为如果投资具有不可逆性，增加波动将导致投资减少，从而降低资本积累。这两种文献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基于外生增长模型的，因此，经济波动性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增长率，但长期经济增长仍然是外生的。最近，在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中，经济波动和增长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取决于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因素与产出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如果是替代关系，经济衰退会产生资源重新配置等效应，进而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这一想法已经在相关文献中进行了模型化，例如Aghion等（2005）和Jovanovich（2006）。Zarnowitz（1981）是第一个对应用于内生增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他通过审查美国1882年至1980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与经济趋势和波动相关文献中发现的账目，识别出经济波动性较高和较低的时期，然后计算了高经济稳定性（A组）和低经济稳定性（B组）的年增长率和方差。虽然A组的平均增长率较高，但其不能拒绝零假设，即A组和B组平均增长率的差异是偶然的。

虽然各类文献所得结论并不一致，但经典实证文献表明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为负相关（Aghion, Angeletos, Banerjee & Manova 2010）。例如Ramey和Ramey（1995）、Fatas（2002）、Rafferty（2005）、Lin和Kim（2014）、Abate（2016）。Ramey和Ramey（1995）的研究是这个领域的经典文献，他们分别基于92个国家以及OECD国家1962—1985年的数据，从统计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结论，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符号为负。

为了解释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很多学者构建理论模型进行分析，从传导机制角度可将这些研究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认为投资率为中间传导机制，基本分析框架为AK模型（Jones et al., 2000; Angeletos, 2007）以及进行改造过的“干中学”模型。在AK模型的框架中，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两种相对立的效应，因此结论并不明确。一方面，由于预防性动机，当经济波动时，人们倾向于多储蓄，这将导致更高的投资和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经济波动降低了风险调整报酬，会抑制投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总的效应如何取决于跨期替代弹性的大小。虽然对于跨期替代弹性的大小没有定论，但是Aghion和Banerjee（2005）指出，大部分实证分析的结论都是风险调整报酬机制占主导，因此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

第二类研究基于“干中学”思想建立模型进行分析，这类模型认为本期的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积累与上期的产出或资本相关，因此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积累呈现出顺周期性，进而可以推出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负相关（Martin & Rogers, 1997, 2000 a, 2000 b）。

Barlevy（2004）对传统AK模型进行了改进，他在资本积累方程中引入了上期投资和资本存量的比值，即作者假定，ϕ′（·）>0，因此负向冲击不仅减少投资，还会降低资本的生产技术，进而降低长期增长速度。Blackburn和Pelloni（2004）基于相同的思想进行建模，只不过他们是假定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上期资本存量相关，因此，经济低迷会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率下降，从而拖累长期经济增长。

在此类模型中，经济波动性的变化对增长趋势的负反馈大多是通过“干中学”机制产生的，因此，此类模型多认为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有拖累效应。也有学者在此类模型基础上加入了正反馈机制，比如Pham（2011）就引入了货币政策。Pham（2011）建立了一个带有名义刚性和“干中学”技术进步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进行分析，他将冲击分为名义冲击和实际冲击。当发生名义冲击时，经济波动意味着不确定性加大，进而致使公司制定更高的价格，从而降低平均产出增长速度，因此由名义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为负。当发生实际冲击时，经济波动还会引发货币政策进行调整，从而降低先决的价格，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由实际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中央银行的应对政策。

这两类研究的确可以得出经济波动通过投资率机制阻碍长期增长的结论，但是投资率机制是否是主要机制还值得商榷。Aghion等（2010）通过研究认为主要传导机制不是投资率，他们认为，如果投资率是中间的传导机制，那么在实证分析中控制总投资率这个变量之后，经济波动的系数应该会发生较大幅度变化。然而根据Ramey和Ramey（1995）、Aghion等（2010）的研究，控制总投资率变量之后，经济波动的系数变动较小，因此他们认为投资率并非主要机制。研发活动强度大小对于经济体长期增长至关重要，因此他们认为企业内部投资结构才是中间的传导机制，这便出现了第二类模型：Schumpeter类模型。

基于Schumpeter思想建立的模型大体上经过了两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发展的模型结论为经济短期波动加剧会促进长期增长。根据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经济下行会产生清理效应：遭到负向冲击时，落后企业遭受的冲击较大，而先进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则较小，因此低效率企业退出，高效率、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建立，从而表现出短期波动有利于长期增长。Caballero和Hammour（1994）基于Schumpeter的思想建立模型分别描述了企业的创造和破坏。作者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配备先进技术的生产单位不断被创造，而那些利用落后技术进行生产的生产单位则不断遭到淘汰。由于创造新生产单位需要一定的成本，因此不同生产率的生产单位可以共存。当经济衰退时，使用落后技术的生产单位盈利性降低，更容易破产，而那些装备先进技术的生产单位则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便被创造、存活下来。通过创造和破坏两种机制，经济衰退产生了一种“清理效应”，提高了平均生产率，促进了长期经济增长。

由于第一阶段模型得出的结论与实证研究不符，因此学者们对此类模型进行了改进，该模型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Holtz-Eakin等（1994）、Musso和Schiavo（2008）、Ouyang（2009）等针对Caballero和Hammour（1994）的研究提出质疑，认为企业的退出不仅与生产率相关，还受到信贷约束的影响。很多新创立的、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由于信贷约束而破产，因此经济波动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Ouyang（2009）的研究采用了与Caballero和Hammour（1994）相同的思路进行研究，即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是通过“清理效应”发生的，但她引入了一条和Aghion等（2010）不同的负反馈机制，即所谓的“伤疤效应”（scarring effect）。Ouyang（2009）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认为企业的生产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和产业内其他企业相同的生产力，另一部分是自身特有的异质性生产力。相同的部分很容易观察到，而自身特有的部分需要不断地学习才能观察到。在企业创立初期，很多企业的优秀特质并没有被观察到，因此当负向冲击发生时，这些企业也会被当作差的企业淘汰掉。经济衰退会摧毁那些处于“婴儿期”的企业，进而妨碍潜力企业的发展。通过数据校准和模拟，作者发现经济波动的“伤疤效应”要大于“清理效应”，因此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Aghion等（2010）构建了一个包含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企业决策模型，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很快带来回报，而研发投资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每个企业可以存活三期，企业在第一期决定分别投入多少给短期固定资产投资和长期研发投资两个项目。在第二期，短期固定资产投资即可带来产出，而长期研发投资则在第三期才可以带来回报。不存在信贷市场摩擦的情况下，短期投资的收益即是长期投资的机会成本，而短期投资收益是亲周期的，因此长期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具有逆周期性。当一个负向的冲击发生时，企业会增加对长期项目的投资，进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此时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表现出促进作用，这被称为“机会成本效应”。而当信贷市场存在摩擦时，由于长期投资项目需要连续不断的投资，因此更容易遭受信贷约束。如果信贷约束足够紧，那么当负向冲击发生、产出下降时，长期投资项目失败的概率会加大。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表现出衰退效应，总的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相抵之后的结果。Aghion等（2010）还根据OECD国家的数据，引入金融发展变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短期波动性变化对长期增长趋势的促进作用越强，从而证实了他们的理论猜想。

如果这个理论可以成立，那么根据这一理论可以推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金融发展相对落后，中国经济波动加剧对增长趋势的影响应该为负，而且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影响逐渐转为正。然而根据中国数据所做的大量研究却不支持这一判断。以包含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样本为研究对象，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往往为两阶段论：陈昆亭、周炎和龚六堂（2012）基于1952—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1978年之前，经济波动性变化对增长趋势影响主要为负，1978年以后，经济波动加剧则会有利于长期增长；卢二坡和王泽填（2007）基于1953—2004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只不过在他们的分析中，时间分段节点变为20世纪90年代。以改革开放以后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般为经济波动性和增长之间正相关。例如，Narayan等（2009）认为经济波动加剧有利于长期增长。邵军和徐康宁（2011）研究发现，1997年后中国经济波动对效率具有显著的改进效应。卢二坡、吕介民和张焕明（2014）也得出经济波动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结论。

另外，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加剧，平均增速却不断下行。根据郭豫媚和陈彦斌（2015）的分析，潜在经济增长率已从2008—2011年的10.8%降至2012—2014年的9.37%，而同时产出缺口却已扩大至-1.8个百分点，经济周期性下滑和趋势性放缓并存，似乎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关系又变为负相关关系。这一点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DP增速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走势也可以看出来，如图2-1所示，近几年中国人均GDP增速平均值和标准差走势有背离的迹象(6)。

图2-1 人均GDP增速均值和标准差

根据已有文献，并结合当前经济运行状况，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短期波动性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影响呈现阶段性特点：1978年之前影响为负，1978年之后到本轮经济下行之前为正，进入新常态以来又为负。中国经济波动性变化和增长趋势之间为何会具有这种“负—正—负”的阶段性特点？这是值得认真探讨的课题。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陈昆亭、周炎和龚六堂（2012）是目前国内唯一一篇构建理论模型对此进行研究的文献。这篇文章基于“干中学”内生增长模型，加入“主动学习”机制进行研究。作者将人力资本形成过程分为自然形成和主动形成两类。自然形成部分由“干中学”决定，主动形成部分由人们主动学习、接受培训等决定。该文认为，“干中学”是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一条负反馈机制：经济衰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因此为了解释中国经济波动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现象，作者引入一条正反馈机制：经济衰退时，人们会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对冲未来收入下降的风险。当主动形成部分超过自然形成部分时，经济波动就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这个研究为理解中国经济波动对增长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结论也富有启发性。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基于实际数据证实中国人力资本“主动形成”部分表现出明显的逆周期性，并在人力资本形成中占主导地位。如果他们的解释可以成立，那么为什么其他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呢？难道只有中国倾向于在经济下行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吗？因此，本书认为中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原因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本书认为，要解释中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特殊性，就必须先了解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经济的不同之处。在已有研究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中，所谈到的影响（或传导）机制主要有三条：投资率、企业研发投入和“干中学”式人力资本积累。本书认为，这些研究成果有价值，有启发性，但还有改进和拓展的空间。首先，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一直伴随着高储蓄、高投资的现象，因此投资率作为传导机制所起的作用可能会与外国经济不同。不过，通过本书下面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与其他国家一样，投资率机制对中国经济波动和增长关系的贡献不是很大。其次，中国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一直不高，因此产生的影响有限，而且根据Aghion等（2010）的分析，只有在金融发展程度很高时，经济波动才会通过强化企业R&D投入来促进长期增长。而根据张成思和李雪君（2012）的研究，我国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金融市场目前还存在诸如资源配置尚不完善、金融创新程度不高、金融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本书认为企业研发投入也不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呈现阶段性特征的主要原因。最后，“干中学”式人力资本积累本身会导致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负相关，陈昆亭、周炎和龚六堂（2012）引入了人力资本主动形成部分以解释中国的特殊现象，本书认为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人力资本主动积累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是否能超过“干中学”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还值得商榷。

提高生产率，除了加大研发投入和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方式，即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配置效率。与发达国家经济相比，中国经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过去三十多年实行了市场化改革。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低效率的国企以及严重的资源错配。根据Hsieh和Klenow（2009）的研究，如果按照边际收益相等原则将资本和劳动进行重新配置，中国TFP水平可提升30%～50%。而中国TFP损失的80%则是由政策扭曲引起的（罗德明、李晔和史晋川，2012）。韩剑和郑秋玲（2014）分别研究了政府补贴、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等政府干预行为对资源错配程度的影响，发现政府干预行为对资源错配有着显著的影响。资源错配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大量低效率企业被保护、存活下来，从而导致中国企业异质性较大。企业异质性越大，经济波动的清理效应就会越明显，因此每一次经济波动都是淘汰这些落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的契机。中国企业异质性较大也得到毛其淋和盛斌（2013）的支持。根据他们的研究，中国存在明显的市场选择效应使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但是在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之前存在显著的“死亡阴影”效应，即低效率企业会在市场中存续较长时间。简泽（2011）研究发现，由于不同企业的生产率存在差异，因此资源在企业间会存在流动，资源由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会带来总体生产率的明显增长。韩其恒、李俊青和刘鹏飞（2016）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要素重新配置和国家制度质量的提升。受这些研究成果的启发，我们推断对这种由政府行为和经济体制带来的资源错配的优化正是造成中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关系呈现阶段性特征的原因。因此，本书将分别基于投资率、企业内部研发活动以及资源在企业间优化配置三条机制对中国经济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